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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光远编，《陈独秀年谱》，重庆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１０月版，第３２８页。
１９３５年，刘海粟上黄山，画了一幅《古松图》。关于此画的创作过程，刘海粟在画的题记中写道：“乙亥十一月游黄山，在文殊院遇雨。寒甚，披裘拥火犹不暖，夜深更冷，至不能寐。院前有松十余株，皆奇古。刘海粟以不堪书画之纸笔，写其一。”可见刘画此孤松时孤苦伶仃的心情。刘海粟再次去探视陈独秀时，拿出《古松图》请陈独秀题签。陈见孤松树干龟裂，簇叶盘丫，满纸浓荫，想到“茂叶风声瑟瑟，紧枝月影重重”的诗句。他见画纸不好，就说：“你这幅画，纸笔都很差，和我现在一样，所谓李拐碰李拐。”陈独秀触景生情，大发感慨，即刻挥笔题诗曰：“黄山孤山，不孤而孤，孤而不孤。孤与不孤，各有其境，各有其图。”此诗幽默易懂，雅俗共赏，富于哲理，隽永有味，突破了刘海粟所画所题的意境，表达了他虽身陷囹圄却并不感到孤独的心情。陈独秀观赏了一会儿，重新提笔补了几个字：“此非调和折衷于孤与不孤之间也，题奉海粟先生，独秀。”
陈独秀在狱中时，很多人慕他名气大，字写得好，都纷纷向他求字，他写了不少。可惜，现在所见已不多。有一次，汪原放去探望他，也求他有空时写一张小屏。不久，他送汪两张条屏，一张是 《古诗十九首》中的《冉冉孤生竹》。诗中有“伤彼蕙兰花，含英扬光辉，过时而不采，将随秋草萎”句，汪原放见了，揣度陈独秀是自比“孤山竹”，将潘兰珍比作“蕙兰花”。一张是：“天才贡献于社会者甚大，而社会每迫害天才。成功愈缓愈少者，天才愈大；此人类进步之所以为蚁行而非龙飞。”显然这条屏的意思，也包含着他对自己所受迫害的抗议，并对自己往日的奋斗屡遭失败，毫不介意。“成功愈缓愈少者，天才愈大”，尤其可见陈独秀丝毫没有消极悲观的情绪。
当时来探监的除了陈独秀的亲属故旧、同乡、老朋友之外，还有一些原本不相识的人。他们是慕名而来的。当时，江苏南通有位程老先生，是位酷爱训诂、音韵学的文字学家。 １９３７年初，他在 《东方杂志》第３４卷２号上看到陈独秀写的《荀子韵表及考释》，３月份又在该刊的５、６、７号上看到连载的《实庵字说》，于是就决定不辞劳苦，亲赴南京监狱，探望这位“知音”。陈独秀也非常高兴。一回生，二回熟，谈了几次，两人所见略同。据说有一次，两人读到“父”字时就争了起来。陈独秀说“父”是画一个人，以手执杖，指挥家人行事。程老先生则认为“父”明明是捧着一盆火，教人炊饭。陈独秀听了很不高兴。因为在当时关于中国社会史争论问题上，陈独秀是持中国没有奴隶社会，而是“在氏族的废墟上产生了封建社会”，秦汉以来是商业资本主义社会的观点。他考虑到中国氏族社会父权大，他想用文字学说明中国没有产生奴隶，只有家用奴仆，以此来论证它是中国社会发展史的一个重要阶段。而程老先生则毫不留情地反驳他，说“先生错了”，等于推倒了他的学说根基。于是陈独秀一扫平常的斯文，很不客气地和客人争了起来。程老先生则以自己学富年高，也不愿意轻易改变自己的观点，见陈独秀不给脸面，就发火说陈独秀“不通”，陈则回报这位先生“浅薄”。一场彼此斗气的争辩，气得这位程老先生拿起拐杖扭头就要走。坐在一旁的濮德治忙上前劝解。
陈独秀想了想，也是的，人家大老远而来看他，结果把老先生气成那样，也赶忙换了语气说：“是我不好，太认真。”程老先生见陈独秀讲和，也转怒为喜。当时为了化解两人的火气，濮德治还诌了一首打油诗：
“一曰执杖一曰火，二翁不该动肝火，你不通来我不能，究竟人谁是浅薄，若非是我小濮在，遭殃不只是饭桌，异日争论平心气，幸勿动怒敲脑壳。”
陈独秀听了，连笑带骂地对濮德治说：“你这小鬼是浅薄，我要敲打你脑壳。”濮德治忙说：“我岂止浅薄，对于你们这一行我简直是无知。” ①后来陈独秀谈到中央大学校校长罗家伦是他的学生，答应推荐程老先生去教文史，程老先生才千恩万谢地走了。
①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文史资料选辑》第７１辑，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１０月。
陈独秀在狱中生活期间，他的许多亲朋好友都亲自赶来狱中探望，有的还来过多次。但也有一些老朋友，由于各种原因，一直没来狱中探望过他。但对他身陷囹圄仍十分关心，非常想念，在文章书信中经常提到他。著名文学家鲁迅就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
１９３２年１０月，陈独秀被捕的消息传出后，鲁迅就特别关注。他于当年 １２ 月１４日写《自选集》自序时，特地提到陈独秀和自己早年的交往，“我的作品在 《新青年》上，步调是和大家大概一致的，所以我想，这些确可以算作那时的 ‘革命文学’……这些也可以说，是 ‘遵命文学’，不过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躯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绝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１９３３ 年３月５日，鲁迅写《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直接提到陈独秀的名字，“但是，《新青年》的编辑者，却一回一回地来催，催几回，我就做一篇，这里我必须记得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
１９３３年１２月３１日夜，鲁迅写 《南腔北调＜守常全集＞题记》，回忆他与李大钊相识的经过时，也提到了陈独秀。“我最初看见守常先生的时候，是在独秀先生邀去商量怎样进行 《新青年》的集会上，这样就算认识了。”
１９３４年夏天，原《新青年》编辑部同人之一、北京大学教授刘半农，去内蒙古调查方言，不幸染病，回北京后去世。北大为刘半农举行追悼会时，胡适作了一副挽联：“守常惨死，独秀幽囚，新青年旧伙如今又少一个；拼命精神，打油风趣，老朋友之中无人不念半农。”当时李小峰请鲁迅写篇文章纪念他，鲁迅写了《怀刘半农君》一文，文中除了表示对刘半农深切怀念外，又重点提到陈独秀与胡适。“《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 ‘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支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 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半农却是令人不觉有 ‘武库’的一个人，所以我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 １９３５年的春天，鲁迅写《＜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 时，又想到“五四”时期的
《新青年》。他说：“凡是关心现代中国文学的人，谁都知道 新青年 是提倡 ‘文学改良’，后来更进一步而号召 ‘文学革命’的发难者。”
１９３６年１０月９日，鲁迅不幸因病去世。正在狱中的陈独秀对濮德治说：
“我很佩服鲁迅，他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是首屈一指的人物。”
“和世界第一流作家及中国古典作家比呢？”濮德治问。
“怕还有一段距离。”在陈独秀看来“五四”以后，鲁迅算是一个知名作家。
“你认为鲁迅的作品好在哪里？”濮德治又问道。
“有自己的东西，有自己的个性。”陈独秀不假思索地说。他从藤椅上站起来走了几步，接着说：
“以我私见，鲁迅先生的作品，还有他的弟弟周启明（周作人——引者注）的作品，在 《新青年》中有价值，就是因为他们不附和别人。”
“当时适之与守常争论问题和主义，他们为什么没有介入。”濮德治又问道。
“倾向还是有的，但他们始终有自己独立的思想。还是我刚才的那个意思，他们是不轻易附和别人的，也是这个原因，《新青年》风波后，别人不来稿了，惟有周氏兄弟还来稿。”陈独秀说。
陈独秀还清楚地记得，胡适、钱玄同当时就不来稿了。在陈独秀遇到最困难的时候，鲁迅还给他来稿，这是陈独秀始终不忘记鲁迅兄弟的主要原因。当他们谈到现在社会上对鲁迅有褒有贬时，陈独秀兴致勃勃地说：
“我在党内时，曾为他打抱不平，那时党中一班人骂他一文不值。现在又抬他到天上，成了神。鲁迅先生不是狗，也不是神，是个有文学天才的人。”
“可愿为鲁迅作一篇纪念文章？”濮德治问陈独秀。
“可以，但现在不行。”陈独秀若有所思地点点头说。他打算将来有时间，一定要写一篇关于鲁迅的文章。
３
１９３３年夏季的一天，一位七分人才、三分打扮的时髦女士来探监，因为是看陈独秀，典狱长没有叫她填登记簿。见她只有二十五六岁，就问她与陈独秀是什么关系？女士回答是“学生”。典狱长带她到了陈独秀牢房，陈一看是潘兰珍来了，真是喜出望外，一下子把他惊呆了。
陈独秀自１９３０年秋天，在上海熙华德路石库门时结识潘兰珍后不久，两人就成了事实上的夫妻，生活也过得十分融洽。但有时也难免发生口角，正好在陈被捕前一个月，两人为一件小事争执起来，潘兰珍一气之下，赌气跑回浦东的娘家去了。所以陈独秀被捕时，她才得以幸免。潘兰珍走后，陈独秀将潘的羊皮袍子及驼绒被子当了，将当票和潘兰珍一点值钱的东西用一个小布袋装好，放到中间抽屉里面。他想，等潘兰珍气消了，她一定还会回来的。万万没想到等不到潘兰珍回来，陈独秀就被捕了。
陈独秀被捕后，对潘兰珍一直放心不下，处处为潘兰珍着想，委托他的学生，原黄埔军校教官，早期中共党员，后为托派的高语罕做善后工作。从１９３２年１１月第２年３月，陈写了好几封信给高。首先对出于无奈对潘隐瞒身份达两年之久表示歉意，并问潘：“对于我，以前未曾告以真实姓名，及她此次失去衣物，有怨言否？”他对自己被捕并不紧张，但因此给潘造成损失，却感到难过。被捕半个月后，还要高语罕再到位于岳州路永吉里 号的他家里寻觅潘的钱物，说在其书桌抽屉内藏有一个布袋，“系女友潘君之物，她多年积蓄，尽在其中，若失去我真对她不起。”他还提议潘从此与自己断绝关系，自谋出路，以免受到不必要的牵连。当时托派组织还想帮助潘，陈则说：“潘女士她浦东有父母，她能在香烟厂做工，不需要我们帮助，并且事已揭开，她必不愿受我们帮助也。”不料，潘兰珍不避嫌，不怕险，要来南京狱中探望陈独秀。陈立即托高语罕加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