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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也一扫干净。”他对托派已经是彻底失望了。捧不起的阿斗，还有什么前途可言呢？
陈独秀主意已定，决计再不与上海托派来往，拒绝去美国。１１月３日，陈独秀给托洛茨基写了一封信，申述了他不去美国的理由：一是因为自己近来身体不好， 二是认为国民党政府正式批准他去国赴美，成功机会可说绝对没有。①对于他与上海托派的分歧问题，他表示绝不让步。在信中他强烈谴责中国托派组织建立以来的“极左”错误，哀叹中国托派在上海、香港二处有组织的人不足区区的 ５０人，其余全国各地游离分子大约也就在 １００ 人开外。他认定“这样一个关门主义的极左派小集团（其中不同意的分子很少例外），当然没有发展的希望，假使能够发展，反而是中国革命运动的障碍。”建议中国托派今后的工作方针应该是“立即准备在日本继续占领的环境中，开始在当地狭小的范围内从头做起。……只有组织上获得相当数量的工人群众，政治宣传行动上无保留的以百分之百的力量用于民主民族斗争的小集团，才能够得上重新创造无产阶级政党的中心势力”。 ②这封信由陈其昌带到上海，托李福仁转寄给托洛茨基。
１９３９年１月９日，托派临委见到陈其昌带回的陈独秀致托洛茨基的信后，作出《给国际的政治工作报告》，附在陈独秀的信后，一并由李福仁寄给托洛茨基。该报告，驳斥陈独秀在给托洛茨基信中加给他们的“极左派”的罪名，自称：抗战以来的基本路线“是完全正确的……而且与托同志最近关于中日战争所发表的许多文件的意见相符。”③
① 《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的信》，第７４页。
② 《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第 ２４ 页。
③ 《保卫马克思义》卷１。
上海托派极 左派的丑恶嘴脸被陈独秀痛斥之后，他们又在 １９３９年１月 ２０日，给国民党五中全会写了一封公开信，企图修补一下自己的形象，建议：
“（一）政府立即开放民众运动，给全国各党派各民众组织以完全公开宣传鼓动的自由（无条件的，不以三民主义为规范的）；（二）在上述的条件之下，我们准备和你们，和一切工会、一切抗日团体，及共产党以至其他党派共同合作发动民众，武装民众，组织民众，总而言之，在一切抗日群众活动及军事活动中，我们一致行动。”国民党当然不会理睬他们的这些建议。
３月１１日，托洛茨基复函李福仁，答谢陈独秀 １月给他的信说：“我很难形成一种确定的见解来判断我们的同志们的政治意见，或判断他们极“左”主义的程度，因之也不能判断我们老朋友方面对于他们严斥是否正确。”对于陈独秀仍忠于托派事业的思想感情及其提出的工作方针，托氏表示“我非常欢喜，我们的老朋友在政治上仍旧是我们的朋友，虽然含有若于可能的分歧”，“然而他表示的意见，我以为在本质上是正确的，我希望在这基础上能同他经常合作”。托洛茨基的这封信寄到上海后，托派临委又写了一个 《临委给国际的报告——Ｄ．Ｓ》 同志问题 ，猛烈抨击“Ｄ．Ｓ”同志自出狱后便一直在政治上采取机会主义立场，在组织上采取取消主义观点”，认为陈独秀鼓吹发展资本主义，已经离开了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他对中国无产阶级力量用之于民族民主斗争，并不是表明他站在不断革命论的观点上来提出这个问题。恰恰相反，他最近思想的发展已接近了 ‘阶段论’的学说”。“我们不可否认的声明：Ｄ．Ｓ同志与我们之间在抗战过程中有根本不同的两条路线：一条是向孟什维克机会主义乖离的路线，一条是不可调和的布尔什维克一列宁派路线。”“假如他仍坚持成见，把我们视为 ‘极左派’以保留他一贯的机会主义路线，则我们始终是无法接近无法合作的。”报告被迫同意陈独秀“留在第四国际内，是很有意义的”，“更希望他能到美国去”。①中国托派确实想要陈独秀远走高飞到美国去，免得他在国内对其指手划脚。
① 《保卫马克思义》卷１ 。
陈独秀多次拒绝托洛茨基和托派临委要他去美国的建议，除了上述的具体原因外，主要还在于他深深感到他作为中国人民的忠实儿子，在祖国处于存亡危急之际，他不应该离它而去，他应该坚定地留下来，为抗日救国事业多做一些贡献，为祖国的独立和解放而奋斗到底。尽管他在政治上受到无数的打击和失败，生活上又极其困苦，但祖国山河的壮美和人民的朴实勤劳，依然使他产生深深眷恋之情，如他在赠同乡好友胡子穆诗中所表达的那样：
嫩秧被地如茵绿，落日衔天似火红。
闲依柴门贪晚眺，不觉辛苦乱离中。
５
１９３９年入夏后，日机轰炸重庆、成都加剧，江津正处在日军飞机往返的途中，日夜轰鸣的飞机声让陈独秀感到，住在江津县城也嫌嘈杂了。每次飞机过后，他都要大口地喘着粗气，歇息半天才能回过神来。这对于一个年届 ６０，且患有高血压的老人来说，是十分难受的。
一天，陈独秀想起了住在成都的好友杨鹏升，两年前分别以后就没有再见过面，所以他特意给杨写了封问候信。在发信的路上，陈独秀在一个旧书摊前停了下来，上面有不少线装书。其中一本线装 《皇清经解》手稿，引起了陈独秀的兴趣，作者是杨鲁承。他问卖书人杨鲁承是谁，卖书人说：“只知道是江津鹤山坪人，清朝进士，其他的不知道。”陈独秀翻了一会儿，把书买了下来。他不敢在街上多停留，发了信便匆匆回家。
隔日，陈独秀与江津富绅邓蟾秋、邓燮康叔侄在茶馆中闲聊，提到此事。邓蟾秋说：“杨鲁承是清朝二甲进士拔贡，写过不少书，家中有几箱子手稿，来不及整理就就死了。”陈独秀问他家里还有什么，邓燮康说：“杨鲁承有三个儿子，都已去世，只有一个媳妇杨彭氏还健在，家中事都由她料理。”陈独秀说：“如有可能，想和杨家后代见一面。”邓氏叔侄便托鹤山坪人江津一中校长施怀清带信给杨彭氏。杨彭氏有个儿子杨庆余，很想出版祖父遗著，希望有一位名人校正并作序，听说陈独秀对祖父书稿有兴趣，正中下怀，立即赶到了县城。陈独秀见到杨庆余后，十分高兴。问他祖父的书稿都是些什么内容。杨庆余告诉他：“有 《杨鲁承先生谈＜皇清经解＞，还有 《群经大义 、《杨氏扈林》、《龙溪日记》等。”陈独秀听说鹤山坪夏天凉快，避暑比县城要好，加上潘兰珍与邓太太不睦，县城敌机太吵，于是决定去鹤山坪住一阵子，好则多住，不好则少住。家在鹤山坪的施怀清校长听说陈独秀要去整理杨家旧书，邀请陈独秀住到他家去。邓燮康劝道，“施校长家称施家大院，在那一带很有名。”陈独秀心想给杨家整理旧书之余，还可用点时间把 《小学识字教本》写完，于是便高兴地答应了。
１９３９年７月，邓燮康找了几个挑夫，将陈独秀、潘兰珍的行李挑了，又雇了两顶轿子，走了２０多里地到了鹤山坪。陈独秀住在施家大院，每隔几日，便到杨鲁承旧居翻翻书稿。杨鲁承旧居又叫石墙院，离施家大院一公里左右，没有大路，不通车辆，但走石板路，来去很方便。初来乍到，陈独秀感觉很好，敌机的声音很少听得到，也少了许多应酬，陈独秀每月有北大资助，交给施家作伙食费。后来，江津九中的何之瑜、儿子陈松年夫妇，以及邓仲纯等人常来看望陈独秀，潘兰珍就自己生火做饭了。邓仲纯来时，身上总背上一个药箱，顺便为陈独秀看病。陈独秀搬到鹤山坪后，邓仲纯一直是陈的义务通信员和保健医生。在施家大院住了一阵，杨庆余邀请陈独秀住到了他家来，陈独秀嫌施家小孩子多，便转移到了石墙院—— 杨氏山庄。
进石墙院，主建筑是一栋砖木结构的大瓦房，十三级砖砌台阶而上，是宽阔的大厅，两边是偏房。左边有一折门对着过厅，是陈独秀和潘兰珍的卧室。对着院子的窗子上有八九根窗格棂，中间一根横档。房屋很高大，在窗子上面还有一个小天窗。屋顶没有天花板。杨家另给陈独秀夫妇让出一间书屋，是七间正房中东边的第二间，约２０平方米，南墙有窗户。这间房子是杨氏太太彭氏住的，陈独秀来了，彭氏让了出来。陈独秀住宅的东头一间是杨家的灶房，陈独秀和潘兰珍的灶房安在进门处。
杨鲁承家藏书很多，陈独秀开始静下心来整理杨鲁承的遗著。潘兰珍做家务之余，新开了一块菜地，两人各得其所。
一次，陈独秀夫妇上江津县城，邓氏叔侄邀请他俩到大什宇菜馆吃饭。邓燮康问及整理杨氏遗稿之事，陈独秀说：“我花了两天时间，反复看了两遍，写得还算不错，有价值。”邓燮康说：“章太炎不喜欢杨鲁承的东西。”
据说有一次杨鲁承听说章太炎到了四川，便兴冲冲带着 《杨鲁承先生谈＜皇清经解＞ 去见章太炎，章太炎看完书稿后，在后面写了“杂乱无章”四字。杨鲁承十分恼怒，拿起书稿就走了。
陈独秀听完后哈哈大笑说：“杂乱无章没关系，只要稍加整理，就会有理有章了。章太炎很小气，想不到给人家看书稿也这么小气。”他是指当年章太炎在日本时，借钱给人还要还利息。回到鹤山坪后，陈独秀继续整理杨鲁承书稿，慢慢地就没有兴趣了。一次，江津县龚灿宾县长来鹤山坪见陈独秀，谈起杨鲁承书稿的事。陈独秀说：“开始看还不错，看多了，就不对胃口了。杨对群经的创见不如四川的廖李年，对诸子的阐述，不如胡适之。”龚灿宾说：“你是以人之短比人之长。”陈独秀点点头说：“也是。”
独居山村，陈独秀常写几句诗赠给朋友，以排遣孤独寂寞的心情。一夜秋雨后，陈独秀吟 《自鹤山坪寄怀江津诸友》诗：“竟夜惊秋雨，山居忆故人。干戈今满地，何处着孤身。久病心初静，论交老更肫。 与君共 日月，起坐待朝暾。”陈独秀还书写了赠方孝远小诗给葛康俞：“何处乡关感乱离，蜀江如几好栖迟。相逢须发垂垂老，且喜疏狂性未移。”葛康俞的妻子是陈独秀二姐的小女儿，因此随妻子称陈独秀为“舅舅”，与陈松年是表兄弟。葛康俞的母亲是邓仲纯、邓以蛰的姐姐，因此称邓仲纯、邓以蛰也叫“舅舅”。
１９３８年春天，葛康俞与弟弟葛康寿由安庆避难到武汉。一天夜晚，他们去看陈独秀，多年不见离乡的亲戚，发现陈独秀老了，穿着布衣，须发斑白，但精神饱满，陈独秀故作此诗赠给他。杨鹏升的妻子和平女士来信索要诗，陈独秀也写了一首寄过去“前年新识杨夫子，过访偕君昨日情，寂寞胭脂坪上月，不堪回忆武昌城。”年年底，陈独秀在武汉时，认识杨鹏升，故有“前年新识相夫子”和“不堪回忆武昌城”之句。当时在江津城外德感坝江津九中练习书法的葛康寿，写信向陈独秀请教书法，陈独秀回信读书法三要事：“一、作隶宜勤学古，始能免俗。疏处可容走马，密处不使通风；二、作书作画，俱宜疏密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