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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次著名的是在上世纪80年代。日美两国为开放日本的大米市场谈得不可开交。在加州农民的游说下，美国政府施加强大压力，终于使日本打开了保护得本似铁桶的大米市场。加州的农民以为日本人爱吃大米，而日本大米价格贵得离谱，所以他们的大米进入日本市场肯定有赚头。但日本大米市场真的开放以后，如临大敌的日本农民反倒松了一口气——便宜的美国大米也好，中国人感觉的又香又糯的泰国大米也好，它们就是无法战胜依恋于日本大米的一片片日本舌头上的日本味蕾！
再一次就是1996年发生的所谓“平成米骚动”。这里的“米骚动”，其意并不是历史上饥荒年里的抢粮事件。在物质极大丰富的日本，这类抢粮事件早已绝迹。这一年，因气候原因，日本稻米歉收，国内市场大米一时紧缺，遂抢购风渐起。日本政府赶快从泰国等地大量进口外国米，并规定商店以“进口米七成，国产米三成”的比例混合出售。但日本人不喜欢吃外国大米，许多消费者对“混合米”不感兴趣，仍设法购买“纯国产米”，于是，在少数不遵守政府规定、高价出售“纯国产米”的商店门前，顾客在半夜三更就排起了长龙。有的家庭已买好了够一年吃的国产米。有的人到泰国等地旅游，热衷于采购供应当地日本餐馆和日本居民的日本品种的大米，旅行归来，大袋小袋地往家背。有的人做得更绝：从商店买来“混合米”后，把其中中国人所称的“泰国香米”挑出来喂鸟吃，自己则吃剩下的“纯国产米”……
日本人不仅认为国产的大米好，几乎一切国产的东西他们都认为好，他们对“国产品”有一种近乎迷信的执着。为此，凡日本出产的商品包装上，厂家总忘不了醒目地写上“国产品”三个字。日本人对物品几近刻薄的态度常常使欧美厂商十分恼火，也使欧美厂商压上了一个十分苛刻的指标，即只要拿下了东京，攻占了列岛，自己的产品便可以在全世界信马由缰。
显然，这背后有一种强烈的“岛国心态”在起作用的封闭、排外意识，有时竟让人觉得——这片常常从日本海那黛色的云气里睡美人般醒来的列岛，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变化，更别说经历了明治维新那样天翻地覆的变化，它仍停留在封建的幕府时代……
大相扑比赛有一条规矩，优胜者得由在当地举行比赛的最高行政官知事或知府颁奖。还有一条是举行相扑比赛的圆台是不许可女人上去的。多少年以来，两条规矩相安无事，偏偏前两年在大阪举行的一次比赛，它们却撞到了一起：大阪知府是个女同志，且女知府有意对优胜运动员颁发奖杯。消息一传出，日本大相扑协会哗然，坚决抵制。日本社会的一帮女权主义者也不示弱，认为时代不同了，妇女能顶半边天，而且宪法上都说人人平等，圆台不让女人上去就是歧视妇女，藐视宪法。这事一度闹成了日本的“焦点访谈”，但在日本的大相扑协会这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古老王国前，女知府还是得低下她那优雅如天鹅似的脖子。
日本是民主国家，可在国会议员里有很多是子承父业，就是说老爸死了，这议员空缺由儿子、女儿顶上。据有人梳理，国会议员当中，二世、三世议员竟然占了近三分之一。像田中角荣换成了他女儿田中纪子，小渊惠三换成了他女儿小渊优子，石原慎太郎则换成了他儿子石原伸晃等等。虽说他们也走了选举程序，不会空降进国会，但这些华丽家族根基深厚，势力庞大，远比一般阶层更能影响、渗透国会……
从明治中期开始，在日本所要肯定和坚守的国家传统、日本“特色”的诸多东西里，最具封闭性、保守性，因而也最具破坏性的是天皇制。
天皇制下，普天下为一个共荣共损、不求同生但求同死的非亲属集团。昭和时代的统治者正是利用天皇制来推行其气焰熏天的侵略计划，而绝大部分国民则依据其对天皇的绝对信仰，表现出惊人的接受侵略战争的意识，在日本从来没有出现像欧洲那样的大规模的反战运动。甚至在原子弹已经爆炸在列岛上空，整个国家的命运陷于绝境之时，对于是否投降，许多人的心理依据然是天皇的一纸诏书。直至战后美军占领日本，为了稳定局势，安定国民，也不得不以新宪法的形式，肯定天皇在日本国至高无上的地位，并保持象征性的天皇制。
由此可以看出，天皇制问题，既是日本有富士山之重的政治问题，也是十指连心的文化问题。在明治维新后的几十年中，日本未能保持住开始向西方世界学习的那一片不无天真、不无浪漫的执著的劲头，相反，竟走向了祸及亚洲最后殃及自身存亡的一场战争浩劫，除了政治、经济方面的因素外，文化观念上的绝对主义天皇制传统亦是重要的原因。
在天皇制下，作为现代化的主要目标，人的现代化并没有完成，反而使自我与个性受到极大的扭曲乃至丧失。可以说，这一封建性的传统的主体，成为日本昭和历史悲剧的文化根源，并导致日本现代化走上了岐路。
彼岸的开放最终是畸形的。
此岸自鸦片战争以来一直高唱入云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开放呢？似乎也是畸形的。
打洋务运动起，这一百多年来，中国并不是开放不够，外国有什么东西没有如洪水猛兽一样涌进来呢？特别是当今，在纽约、巴黎、香港这些人气如虹的国际大都会里，有什么玩意在此炫目了一两个星期以后，不会出现在北京、上海、广州？十六世纪意大利的广场，十七世纪法国的景观大道，二十世纪美国的摩天大楼，如今遍布于中国大大小小的城市。在常常挂着“为人民服务”标语的市政大楼前，有些广场只是一个摆设，准确地说，它不是给市民休闲提供的，而是给官员们或官员们将要陪同而来的更大的官员们准备的，站在市府的主楼上看下去，他们的心情大抵像路易十四从凡尔赛宫的窗户里看到花园里最好的景致一样。有专家评论说，“如果没有现代精神，实际上都只能是封建士大夫意识、封建帝王意识以及帝国意识的体现。这种意识再与横行中国的城市化妆运动相杂交，便生出了一个个城市景观的怪胎。”
唐诗宋词里水灵灵、烟蔼蔼的乡村田园，也正在失传。有一年中国小说学会在浙江某县搞活动，从机场到县城200里公路附近的村庄景象令该会会长冯骥才先生触目惊心：在青山绿水之间，矗立的全部都是水泥楼房，外立面无一不贴着白色瓷砖，想看到原来的青砖灰瓦白墙，简直是一个奇迹。当时他产生的一个强烈念头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肯定出了问题。当今世界上，有哪个国家哪个民族将它们的社区叫作颐和园、豫园、五羊城？为什么中国的许多城市里却千篇一律地充斥着“罗马花园”、“威尼斯花园”、“巴黎的春天”？为什么本来各有地域文化特色的农村建筑都要盖水泥房，甚至盖简易危房？他觉得我们民族对外来文化不但盲目崇拜，还有一种不自觉的灵魂下跪。
在日本的感觉恰恰与此相反。奈良和京都，是日本的两大古都，奈良做了79年的首都，公元794年，皇室搬到京都，一气住了一千余年。在这两个城市有不少古迹，仅京都的寺庙、神社、神宫就有一千余所。历届政府从来认为，它们都是不可替代的，建筑是一个城市记忆的载体，失去了它们，京都就会慢慢失去记忆，乃至终于不再是京都。奈良、京都一直坚持少建高楼，少拆民居，如果市民生活困难或有其他原因需拆迁住房，可到政府有关部门陈情，由政府帮助解决。无论是奈良的现存完全用木料建成、已有一千多年历史的东大寺，还是在京都德川家族数百年前的旧行宫，无不保留完好，建筑里里外外包括外墙上，居然一尘不染，用手摸不到星点灰尘。我还惊讶于在我到过的寺院、神社，连高阔的檐下梁间，也用一片片细细的丝网蒙住，以免鸟雀飞进污渍……在日本的日子里，我看到了一个与国人心目中总是充满着暴戾、骄横之气的截然不同的日本，那便是对天地、对山水、对历史的一颗敬畏之心。
在日本，也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发展的魅力不在于大兴土木与无休止地追赶，相反地在于精心地保留历史，以及生活拥有黎明时果园般的宁静。
中西文化——后者既包括几十年前以前苏联为代表的苏维埃文化，也包括时下的从麦当劳、MBA到好莱坞的西方商业文化，两者间在中华大地上一次次激烈碰撞，中国文化被冲击得趔趔趄趄，踉踉跄跄，她曾经有过的坦荡心灵早已坠落，诸如天人合一，阴阳谐和，厚德载物，庄敬自强……而代之以沙尘暴一样弥漫、粗砺的精神空间。
有儒家吗？儒学的核心是“仁”，是仁爱、仁恕、仁道，是“仁者爱人”，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时下人们看到的情况却常常与之相反，冷漠已成了一种蔓延社会各个角落的“禽流感”：冷漠商家，冷漠企业，冷漠衙门，冷漠医院，冷漠大夫，冷漠老板，冷漠官员，冷漠邻里，冷漠路人，冷漠媒体，冷漠词汇……
有道家吗？“去留无意望窗外云卷云舒，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这般的旷达超然心境，在翻涌着心计、韬晦、急功近利得恨不能早上破土晚上就能分钱的欲望之河前，多已成了遥远的田园牧歌式的记忆……
有佛教吗？如果在求神拜佛、避凶呈祥外，真还有着教义上的深入人心，那个小个子的雷锋便不会总随春天而来，又随春天而去。
即使传统文化已所剩无几或是变成了面目全非的赝品，但还应该有理想。
说起理想，我想起了乡贤方志敏——这个高高大大的汉子，被主义敌对的营垒投进大牢，仍对祖国怀着一腔赤忱，居然像初恋时写情书那样，情愫缱绻地写下了不朽的《可爱的中国》。他身披破烂的大衣，拖着锒铛的铁镣，却没有一丝一毫的寒酸与颓气，脸上洋溢着天使一般的圣洁光辉……
今天这样忠贞不渝的信仰者在哪里？人们屡屡看到的是把理想剁成肉馅做了包子去街上卖，没被查获，举家外带二奶去了加州的灿烂阳光下，那砖块般随意砸出去的美元，让多少洋人目瞪口呆；一旦遭查获，在法庭上便有了娓娓动听的忏悔：我出身于穷苦的劳动人民家庭……我辜负了党的培养，愧对人民的期望……
理想退潮了，应该还有道德，道德是维持世道人心的最后一条底线。有目共睹的是，近些年里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社会上出现的却是道德上的大面积滑坡。
非常时代本需要非常文化，这应该是一种有着博大视野、包容中西方文明发展过程中一切美好的东西、一切良好的设计的崭新文化。
但现实是文化的严重缺失，中国似乎有两张脸，一张满面红光，另一张则苍白如纸。
上届奥运会闭幕式上，当国际奥委会要求中国以8分钟的歌舞来展示自己的文化时，号称国内“第一大导”的张艺谋拿出来的则是——刺激的粉腿肉体，夸张的小红袄与大红灯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