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袄与大红灯笼，上半身的故作典雅和下半身急不可耐的放浪……
十几个姑娘像一个没有文字历史的部落，在某个民俗村内蹦蹦跳跳。在这8分钟内，怎么也看不出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历史，怎么也看不出中国本该有的厚德载物的大国气度。
同在闭幕式的演出里，一个希腊女孩，仅仅一个人，在吹熄火炬前对火炬的静静凝视，如海洋与天空的对望；其身后是丰收的大地和人们享受劳动的意象，也让人心潮澎湃，体验着生活的真义。
此刻几十亿电视观众都在期待着的中华与希腊两大文明的对话，竟是这样的令人唏嘘失望。对比着希腊人的力度与深遂，是张艺谋的苍白。不过，早有学者的睿眼看出：“也许，这样的场面展现的就是我们自己。老谋子其实没有错，他如果非要搞出一台中国没有、在中国不是主流的超越性作品，岂不是又要被骂成‘玩深沉’和‘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张导只是我们社会中早已扎根的病态现象的形象代言人而已。文化、道德、精神空洞就在我们身边扩张，本来无一物，张导如何做巧妇？张导的问题，正是我们国人自己的问题。”
这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最热衷的是器物技术层面的开放。
在精神文化层面，大凡不涉及具有人类普世价值的东西，诸如民主、自由、人权、人性解放，亦可以引进，但尤其欢迎那些快餐式、粗鄙式却又艳帜高张的流行文化。
在制度层面，世界上似乎还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耗费了几代人的时间与精力，付出国家濒临崩溃边缘的代价，不倦地探索着一条治国安邦的道路。道路是曲折的，风险是巨大的，“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及其后来在实践上的被否定，便是一个坚挺地例证。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比起日本来更为复杂，其阻力也似乎更大。
但看两者之间，有一个共同的视角——即在应对外来文化与厘清本土文化之间，如何真正实现文化的现代化，这是事关两国前途的难点与焦点。
4 两岸的皇帝们
与西方民族比起来，中日两个民族都缺乏根深蒂固的宗教信仰。
现代日本人出生时去神社、神宫求神问卜，结婚时去教堂，死亡时却行佛教诵经仪式，他们只是接受外来宗教的仪式，在内心还是受本国传统的影响。
现代中国人里，真正有宗教信仰者极少，多是临时抱佛脚。所谓“临时”，一是人生有难，二是命运有坎，倘若他们四肢强健，财运官运亨通，他们是少有到寺庙里进香添火的，即使有人去了，也多是去还愿。中国人与宗教的关系充满了实用主义的精神。
宗教在大洋两岸的命运也都饱经磨难，乃至九死一生。
在中国发生过秦始皇“焚书坑儒”以打压儒学；唐朝后期武宗皇帝下令没收寺院土地财产、毁坏佛寺佛像，勒令僧尼还俗，以限制佛教的发展；清初极为残酷的禁教运动，清末波及各地的反教会案；“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文化大革命”时期更有同一切宗教信仰和传统思想实行“彻底决裂”等。
在日本，在佛教传入之初也发生过天皇下令把佛像扔到河里、烧毁供佛殿堂的事。幕府时期强行禁止基督教，对基督教徒实行镇压和迫害。1597年，按丰村秀吉之命，6名外国传教士及20名日本人信徒，其中有若干名儿童，在长崎遭处决。1622年，幕府扣留一外来船只，将船上的两名西班牙传教士以火刑处死，12名船员被斩首。事后不到一个月，幕府又在长崎集体屠杀外国传教士、日本信徒及遭此牵连的朝鲜人、中国人等共55名，该事件在日本历史上称为“大殉教”。即使是在开放了的明治维新以后，也一度实行“废佛（教）毁释（迦）”政策，列岛许多地方出现烧弃佛像佛画、破坏寺庙堂塔、勒令僧尼还俗、把寺院改作医院和学校的野蛮行径。
缺乏根深蒂固的宗教信仰，并非说没有宗教或类似宗教感情的宣泄。以非常激烈的方式排斥一种思想和信仰，正是为着树立另一种思想和信仰。二十世纪里，中日两个民族，有很长一段岁月对某个活着的统治者或某一思想表现出的宗教般狂热，都曾引起全世界的瞩目和严重不安。
1966年12月25日，教皇保罗六世的圣诞祈祷里，有如下一段话——
我们必须警惕现代偶像崇拜的危险。如今有个人正竭力将树立自己的个人崇拜。想把自己树立为不仅仅是思想和历史，而且是整个现实社会的最高典范。他似乎已相信依靠本身的力量，他就能创造出真正的进步、发达，并求得自己的超凡入圣。换句话说，他竭力寻求他个人的神圣光荣，而不是上帝的光荣。
1889年颁布的日本宪法再次重申了关于天皇神圣血统的古代神话，将其宣扬成“神圣的、不可亵渎的”，并肯定其地位继承“万世永继”。与此同时，宪法也明确规定。如果没有国会的批准，天皇颁布的任何法律都是无效的。
这一貌似君主立宪制民主的表象，当时使西方感到十分满意。英国取消了自“黑船”打开日本国门后一直实行的治外法权，以此表示它的认可。其他的西方国家也随之纷纷效法。在西方人眼里，天皇不过是一具伊丽莎白女皇式的华贵偶像，而偶像不可能对现实社会的民主进程产生羁绊。
1893年颁布的出版法，禁止一切诋毁批判天皇的言论。1898年、1900年的内务省法令，以及随后出台的新闻法对出版物和报纸进行了限制。报纸须按照统一格式报道天皇及皇室，并使用专门的敬语，天皇照片的使用则要服从相关的公安法规。
在其他君主立宪制国家，所谓皇帝的诏书、敕语，只不过是一个例行公文，很快就会忘在一边。但在此后的日本，对于全国各地的学校来说，宣读诏书或敕语已经成了一种宗教性的仪式。任何人如果要接触它们，先必须按要求戴上白手套。万一发生地震、火灾，什么东西都可以不拿，第一个要抢救的就是这些纸卷儿。有的校长因紧张在宣读中发生口误，或不小心将诏书掉在地上，事后多次发生以自杀方式来谢罪的事件。
一代又一代的日本中小学生，无论身处本州、九州，还是远在北海道，每天早晨到学校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向着皇宫的方向鞠躬六十秒，再向天皇的御照躬身行礼。
在每天都有的修身课上，孩子们首先齐诵：“神的子孙天皇陛下，我们7000万国民将天皇陛下作为神而敬仰，作为神而爱慕，为而天皇效力”。
修身课结束前，老师几乎每次都要问男学生：“你们最大的抱负是什么？”
孩子们就会用稚气的声音齐声回答：“为天皇而死！”
明治天皇常常给人一种进步的、“西洋化”的君主形象，在一些中国人眼里，可能还是日本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实际上他与此差得很远。非公开场合，他表现出“反西方”倾向，日本由明治初期的全面欧化一转为中期的保守性退缩，肯定与他不无关系。而且，他趋于放纵，过度肥胖，总是花很多时间来满足他那惊人的胃口。据说，他染上的许多疾病都与他饮食过量有关，特别是酗酒，最终毁了他的健康。
1912年，明治天皇去世，大正时代开始。明治弃世时，已经有好几个孙子，长孙即是11岁的裕仁。
4岁到8岁这段时期，为了让裕仁和他的弟弟们熟悉军事领域和战争，他们常常被带去观看军队的阅兵式，参观展示着日俄战争中缴获的兵器的陈列室，还被领到横须贺海军基地。在皇宫大院西南角的一个木造建筑物里，裕仁还随祖父、父亲参加皇宫里那些定期举行的宗教仪式，由这些仪式里，少年的他，逐渐有了对自己源于神的高贵血统的信仰，以及对日本和这片国土神圣性质的信仰。
明治天皇葬礼那天，曾由前者任命的日俄战争的英雄，也是裕仁等一帮皇族和宫廷贵族孩子的老师——乃木希典大将和他的妻子，在家里关上了二楼起居室的房门。他们向明治天皇和战死于日俄战争的两个儿子的肖像深深鞠躬，当葬礼钟声响起的时候，按照传统仪式，乃木夫人先自杀，但刺入喉部的匕首，是丈夫帮助推进去的，然后乃木自己用剑剖腹自杀。这位末路英雄，在办公室的案头上留下了10封遗书和谢世的和歌一首。
大正时代维持了14年。1926年12月25日，大正天皇去世，25岁的裕仁皇太子立即登上了皇位，成为日本第124代天皇。
按照明治维新以来的惯例，枢密院马上召开会议，根据新天皇的即位制定了历法。他的统治和将来追封的名号为“昭和”，12月28日正式予以宣布。“昭和”的意思是“光明与和谐”，然而，后来他的时代恰与之成了反讽。
一年后举行了裕仁天皇的登基仪式和庆典。1928年11月至12月，登基大典达到高潮。全国几十万人参加了庆宴和受赏仪式，上百万小学生打着旗帜提着灯笼参加了庆祝活动。为了显示天皇的仁爱，到年底，花费在授封爵位勋章和赈济穷人上，就达几百万日元。十三、十四世纪至十九世纪效忠天皇的一些人物也从历史的烟尘里被搜拣出来，追授了勋章和爵位。从道府县到市区村的各级政府搞了一系列的献忠工程，在殖民地萨哈林（今库页岛），庆祝活动结束后，殖民地政府马上着手开工的工程有公园、试验农场、青年会馆、天皇像供奉所、忠魂碑、市政厅……项目多达500多个，为此几乎近30万的全部人口都被动员起来。
即位礼中最重要的仪式是“大尝祭”。“大尝祭”从晚上开始，持续到次日清晨。首先是官员宾客入座，与此同时仪仗兵就位。然后，身着白丝绸祭祀服的昭和天皇在宫廷女官和典籍官的陪同下，进入以三座木建筑为中心的社殿。在社殿最深处的房间里，摆着神座、御座和床。神座被认为代表了太阳女神——天照大神的神灵。天皇裹着被子卷曲身子躺在床上，便与天照大神的神灵结合在一起了，这象征着与祖先神性的“结婚”。之后，他坐上御座，向天照大神及其他祖先的神灵供奉食物。至此，裕仁的神格化，即“现人神”的过程得以完成。
在登基大典的一系列活动进行期间，宫内省向全国的大中小学校“下赐”新天皇和皇后的标准像。像片上裕仁身着大元帅新制服，胸前佩带勋章，皇后站在他身边，身穿西式长礼服，腰系装饰带。这意味着裕仁既是日本最高的活着的神，又是最高的军事统帅。
昭和统治前20年里，天皇有过几次出巡。对于内务省和地方官员来说，他的巡视是极其重大的事情，所有的力量都被动员起来，每次都需要最精心的事先准备，排练时每一个微小的细节都不会放过。裕仁要走的地方铺上了红地毯，车队要经过的道路进行了清扫和装饰，他乘坐的轿车，有轨电车和皇室列车，乃至他抵达的车站，都要进行彻底地消毒，必须做到无菌化。有时，他经过的路线的铁轨，人们都要去擦得锃亮。他徒步巡视时，路两边的国民得长跪而坐，规定所有人不准抬头，目光必须向下，但人们努力向上的余光中还是能够看到他。曾经发生大阪市长由于在裕仁面前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