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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莱茵报》坚决反对大资产阶级企图以奥地利或普鲁士为中心来达到自上而下的统一。
《新莱茵报》向德国报道具有欧洲意义的巴黎六月起义中劳动人民浴血奋战的大无畏牺牲精神。1848年6月底，发生了马克思早在二月革命爆发时就预言的事情：巴黎的无产阶级第一次为了自己本身的利益筑起了街垒。巴黎工人对那个冒牌的“社会共和国”深感失望之余，于6月23日举行了起义，以回答有产阶级的挑衅。他们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以惟独无产阶级才能具有的坚韧不拔、果断英勇和富于自我牺牲的精神，同力量比自己强大一倍并有良好装备的资产阶级军队进行斗争。并阐明这一巴黎4万无产者的斗争的重要教训：只有通过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并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才能实现社会主义。
巴黎工人经过几天浴血奋战之后，于6月26日遭到失败。数以千计的无产者惨遭野蛮军队的屠杀，世界各国的新老反革命分子又以最卑鄙的方式对失败者进行诽谤，而正是这个时候，《新莱茵报》把被击败的无产阶级旗帜高高举起。马克思以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于6月29日在他的“一篇极其有力的论文”中向这一英勇斗争——这一斗争预示着无产阶级为自己的社会解放进行斗争的阶级大搏斗即将到来——表示祝贺。他写道：
“有人问，难道我们对那些在人民的愤怒面前牺牲的人，……不流一滴眼泪，不叹一口气，不发一言吗？”
“国家将关怀他们的孤儿寡妇，法令将颂扬他们，隆重的殡仪将送他们的遗体入土，官方的报刊将宣布他们永垂不朽，欧洲的反动派得从东方到西方到处赞扬他们。”
“但是平民则受尽饥饿的折磨，遭到报刊的诬蔑，得不到医生的帮助，被‘正直的人’叫做小偷、纵火者和流刑犯；他们的妻子儿女更是贫困不堪，他们的那些幸免于难的优秀代表被放逐海外，给这些脸色严峻阴沉的人戴上桂冠，是一种特权，是民主报刊的权利。”
这篇充满激情的向“胜利的战败者”致敬的公开声明，使得剩下最后的一批资产阶级股东也退出了《新莱茵报》。马克思不顾忌资产阶级股东对他的如何评说甚至退股的威胁，他旗帜鲜明地举起《新莱茵报》这面红旗，鼓舞着德国工人，列斯纳说：“……我把《新莱茵报》（1848年6月29日）上马克思所写关于这一事件的文章读了二十来遍，因为这篇文章恰好表达了我们的情感。”
《新莱茵报》提出警告，沙皇俄国已经把军队调集西部边境，随时准备帮助德国反动派镇压革命。
《新莱茵报》以编辑部的名义向意大利《黎明报》表示：“我们要捍卫意大利争取独立的事业，要和奥地利在意大利以及德国和波兰的专制统治作誓死的斗争。”
《新莱茵报》无情地揭露普鲁士的残暴和卑鄙，并指出：“只要德国继续压迫波兰，它就不能摆脱竭力支持德国封建专制制度的俄国的控制和威胁；只要拿起武器对付俄国，退回掠夺来的波兰领土，才能打破整个欧洲的均势，才能使打退的德国封建势力不致卷土重来，才能使德国得到真正的统一。”
《新莱茵报》上恩格斯著文鼓舞匈牙利人民采取多种方式坚决反对外国侵略者：“一个想争取自身独立的民族，不应该仅限于用一般的作战方法。群众起义，革命战争，到处组织游击队——这才是小民族制胜大民族，不够强大的军队抵抗比较强大和组织良好的军队的惟一方法。”……
特别是巴黎工人六月起义失败后，反革命势力在整个欧洲转入反攻。普鲁士大资产阶级组成的内阁倒台，成立了自由派贵族内阁，力图恢复三月革命以前的秩序。为了有力地打击他们的反扑，马克思认为必须把民主派的力量联合起来，紧密联合当时科伦的民主协会、工人联合会和工人业主联合会。
第20章 暴风雨中的雄鹰（2）
8月23日，维也纳发生了新的流血事件。工人们为反抗政府降低工资举行了示威游行，反动政府对手无寸铁的示威群众进行了血腥镇压。在革命可能被大资产阶级出卖的严重时刻，马克思为了加强民主运动的联系，指引斗争的方向，于8月25日去柏林和维也纳。8月30日，马克思在维也纳的工人联合会上发表演讲，介绍了国际形势并阐明了无产阶级运动的任务。9月2日马克思又做了一次报告，论述了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清楚地说明工人阶级受资本家剥削的根源。
9月3日，维也纳工人联合会左派市民自卫团等组织为8月23日被枪杀的工人举行葬礼，参加者除工人外，还有大学生、妇女、城市居民等。队伍穿过大街，形成一次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工人联合会向一切自由和进步的组织呼吁，向德国、匈牙利和其他国家的进步组织呼吁，呼吁建立紧密的联合和合作，并要求国会武装工人，大力宣传要建立一个自己的工人议会。
9月12日，马克思回到科伦，当晚参加了工人联合会同民主会召开的一次会议。会议决定第二天举行民众大会，抗议国王在英国和沙俄的压力下同丹麦签订可耻的休战协定，认可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是丹麦的领地。这次大会有五六千人参加，恩格斯和德朗克在会上发表演说，威廉·沃尔费提议成立了安全委员会，保护人民用鲜血争得的成果。接着又召开了多次类似的民众大会。其中最大的一次是9月17日在离科伦不远的菲林根荒野举行的大会。一万多人步行、骑马、坐敞篷车和平底船从四面八方汇集到这里。大会宣布要成立一个民主主义的德意志共和国，决心同反革命势力斗争到“流尽最后一滴血”。
9月26日，科伦戒严，所有民主协会组织被撤销，集会权被废止。《新莱茵报》和其他民主派报刊被勒令停刊。
《新莱茵报》编辑部受到严重威胁，几位编辑被通缉，资金日益短缺。戒严8天过后，马克思重振队伍，继续把自己剩余的一点钱财大部分投入办报。尽管考虑到自己家庭生计而心情沉重，但他还是毫不犹豫地这样做了。因为“问题在于，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守住这个堡垒，不放弃政治阵地”。
10月11日，马克思同维尔特和其他友人克服重重困难，《新莱茵报》复刊了。
维尔特这位戴着袖珍眼镜的幽默小品专家，又亲眼目睹了马克思刺伤了敌人的那种乐趣，在复刊中“小品栏”里醒目地写道：
世界上再也没有别的事情，
比刺痛敌人更令人高兴，
比向那种笨蛋快活地大开玩笑，
更令人感到美妙。
我这样想，也就这样定好弦，
心中一切自安怡，
外面的闹剧已经开场，
神圣的科伦城宣布戒严。
刺刀林立，全城好像箭猪一样，
普鲁士的大天使们包围了新市场，从那里蜂拥到鸡栏，
又进而拥到干草市场。
一个少尉来到了我们的面前，
带着如临战阵的队伍，
在隆隆的鼓声中宣布了
《新莱茵报》的死刑。
尽管这时，威廉·沃尔费冒着被通缉的危险，迅速返回科伦，协助马克思处理编辑工作。但马克思的负担仍然非常沉重。除了编辑部的日常工作外，他还得参加各种集会和会议，和工人们进行认真的讨论，同种种糊涂思想与怯懦行为展开激烈的斗争，还得向军事机关搞抗议活动，处理如雪片飞来的各地通讯。此外，由于他还受法院起诉的威胁，因此每天不得不考虑到自己有可能被捕而需要认真对付。
10月18日，普鲁士国王发动政变，延期召开国民议会，将政府所在地从柏林迁往勃兰登堡，并设重兵保护。
马克思对这一措施非常气愤，立刻同《新莱茵报》的工作人员商议，决定鼓动大家去反抗。
《新莱茵报》被迫暂时停刊时，恩格斯被派去了瑞士工作，这时，他正风尘仆仆赶回来了。
“这只是由于市民的疏忽，由于卑鄙的民主主义者的麻痹才发生了这件事。”当恩格斯走进房间的时候，马克思对他说：“因为他们害怕同贵族作坚决性的斗争，他们相信国王的话——他们难道没有读过历史，不知道暴君的誓言只是在他自己感到威胁的时候才有效吗？！”
后来，他一个人留在室内，起草了呼吁书：
“……”
在这个时候我们应当做些什么呢？
我们应当拒绝纳税，弗兰格尔和勃兰登堡之流都知道……他们佩着军刀，领取制服和俸禄。但是军刀、制服和俸禄是从哪里来的，这一点他们就不知道了……
王权不仅反对人民群众，而且也反对资产阶级。
因此，要用资产阶级的方式来战胜它。
怎样用饥饿来制服它呢？
应当拒绝纳税。
你们好好想一想吧！普鲁士亲王们、勃兰登堡们、弗兰格尔们全部都不生产士兵吃的粮食，你们，只有你们自己才生产士兵吃的粮食。”
正如所预料的那样，马克思提出的拒绝纳税的要求在全体人民中愤怒地燃烧起来。连国民议会也不得不接受这个要求，被普鲁士军队从科伦市政厅赶出来的议员们在米茨旅馆举行了会议。在那里，以226票一致决议拒绝纳税。决议是：
“在国民议会不能自由地在柏林继续开会以前，勃兰登堡内阁无权动用国家资金和征税。”
“因此，从今天起捐税就废除了！！
纳税是叛国行为！！
拒绝纳税是公民的首要职责！”
当马克思知道上述消息以后，他又写了一篇新的呼吁书，要求成立一个革命民团，以便贯彻国民议会的决议。
“不再纳税”的口号，连续28天每天在《新莱茵报》第一版的报头下面刊登。
普鲁士政府又起诉马克思，法院传讯马克思出庭——
那是1849年2月8日，一个严寒的冬天，高耸的大教堂的尖塔周围飘着鹅毛般的大雪。
马克思、沙佩尔和施奈德尔都是一起在呼吁书上签过名，现在他们正走在去陪审官裁判所的路上。
尽管风雪交加，但他们三个人精神饱满，坚定地要供述呼吁书上的每一句话，毫不畏缩。
在宣读起诉书和检查官讲话之后，马克思发了言。
陪审官在马克思第一段讲话之后就已经抬起了头，马克思的勇敢和激情给了他很好的印象。其中一位陪审官是大酒商，他坐在陪审官的弹簧椅上，开始有些不自在起来，被告刚才说了些什么呢？
“国王实行了一场革命，他推翻了现存的法律制度，他不能诉诸被他自己可耻地蹂躏了的法律！”
在那位大酒商打算考虑上面的话之前，他已经被最后的几句话慑服了：
“这是一种怯懦的法律伪善！诸位先生，你们一定不会用自己的判决来批准这种伪善的。”“我完全无法理解，检察机关怎么还敢根据已被王权本身蹂躏了的法律来控告我们！”
马克思发现好像陪审官要站起来退庭，但是他的抗辩还没有结束，他正要更加有力的证据回击他们。这些证据无可辩驳地、简单明了地揭露了控诉书的违法行为。
“查理一世不止一次地获得胜利，但是，到头来还是上了断头台。诸位先生，谁又能向你们担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