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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景、王吴治河的工程虽然非常浩大，但进展比较顺利，从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四月开工，到第二年四月，便全面完工，历时仅仅一年。由于工程浩大，经费支出当然十分可观，王景传载，“景虽减省役费，然犹以百亿计”。
经王景、王吴的治理，这段河道在以后很长的历史时期中，决口的次数大大减少了，安流了800年左右，河道没有大迁，到北宋初年，它才北迁到天津境内入海。对于以“善淤、善决、善迁”的黄河来说，安流得这么久，可以说是历史奇迹。人们认为，创造这个奇迹，有许多原因，其中最重要的一条，便是王景、王吴所确定的这条河道，地势较低，流路较直，和工程质量较高的缘故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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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永平十二年），夏，遂发卒数十万，遣景与王吴修渠。筑堤自荥阳东至千乘海口千余里。景乃商度地势，凿山阜，破砥绩，直截沟涧，防遏冲要，疏决壅积。十里立一水门，令更相洄注，无复溃漏之患。景虽简省役费，然犹以百亿计。”（《后汉书·王景传》）这是今天能够见到的关于他们治汴治河最详细的记录。
②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教授认为，王景治河以后，黄河安流的时间较长，还有另一重要因素，即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黄土高原上的植被保存较好，黄河携沙量大大减少。参见《长水集》下，1—32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第四节 贾鲁挽河南流
经过长期的泥沙淤积，王景、王吴治理的这条原来地势较低、河床较深的河道，又被逐渐抬高了。到唐朝，决口泛滥开始增多。到北宋庆历八年（公元1048年），河决濮阳东面的商胡埽〔sao扫〕，终于导致一次重大的改道，向北流经馆陶、临清、武城、武邑、青县等地方，至今天津市境入海。南宋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金兵南下，东京留守杜充妄图用河水拦挡，决开黄河南堤。军事目的并未达到，却酿成豫东、鲁西、苏北的大灾，黄河下游河道再一次大迁徙，夺泗水、淮水河道，与泗、淮合槽入海。
这条由人工决口形成的黄河下游新道，问题很多。从决口到泗水一段，系在泛滥中形成，河床很浅，极易漫溢成灾；泗水以下一段，河道狭窄，又有徐州洪、吕梁洪之险，很难容纳黄河汛期洪水。因此，从金代起，它频繁决口和泛滥。元至正四年（公元1344年），黄河在山东白茅堤的决口特别严重，水灾遍及豫东、鲁西南、冀南等地，不仅危及人民生命财产，而且冲毁了会通河，切断了南粮北运的运河航道。元朝政府遂下决心治河。
河决白茅堤后，贾鲁是主张彻底治河的大臣之一。在如何治河的问题上，他主张堵塞白茅堤决口，挽河南流，回到泗水、淮水旧道，东入黄海。挽河南流，工程量很大，但对保运有利，符合元朝政府的要求。于是，元顺帝于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命他为工部尚书，率领汴梁、大名等路民夫15万，庐州等地戍兵二万，开往工地。工程于当年四月正式开始。
大体上说，贾鲁这次治河的施工顺序，先治理白茅堤决口以下的黄河旧道，再堵塞白茅堤决口。这是由于治理旧道的工程量很大，要浚深展宽河床，要截弯取直，要修建堤防等，只有在堵口之前，在河床干涸的情况下，最便于施工。但是，将堵口工程安排在后期，又会遇上七…九月间的黄河汛期，而汛期堵口，非常艰难，是治河大忌。由于贾氏事先对堵口工程制订了详细的方案，作了周密的准备和部署，因此，堵口工程和疏浚工程一样，都进行得比较顺利。当年十一月，全部工程峻工。先后疏浚黄河故道280余里，修筑堤防700多里，堵塞治理大小决口107处。工程量如此巨大，耗时仅为八个月，很不容易。治理后的河道流路，大致说，经今封丘、曹县、商丘、砀山等县市境内，徐州以下，循泗水、淮水河道，注入黄海。
贾鲁是一位勇于负责、敢于创新的水利官员，当时白茅堤决口宽400步，中流深三丈余，波涛汹涌，极难堵塞。他采用一系列的创造性措施，加以解决。第一步是在决口上方穿一直河，以代替原来比较弯曲，其主溜直冲决口的一段河道。这就大大地降低了堵口的难度。第二步是在决口上方的直河上，修建了刺水堤和石船斜堤①，尽量把河水导向对面。这就进一步降低了堵口的困难。最后，终于顺利地完成堵口，实现了挽河南流的任务。这些新技术，在堵口工程上，具有很大的意义（图15）。
贾鲁勇于负责，敢于创新，并在治河上的成就，人们基本上都予以肯定。但是，由于他施工过急，“不恤民力”，强制人们夜以继日的劳作，使这次治河成为元末农民大起义的导火线，也受到了人们的非议。贾鲁治河，虽然存在着一些缺陷，但成绩还是主要的。下面一诗，便反映了后人对他的基本看法。
图15 贾鲁治河工程布置示意图
贾鲁治黄河，恩多怨亦多。
百年千载后，恩在怨消磨。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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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石船斜堤由27艘装满石块的船构成，它们排成三行，与白茅口成斜线，沉于白茅口上方。它将直河的河水挑离白茅口，从而使堵口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②原诗见蒋仲舒《尧山堂外记》，此处转引自武汉水利电力学院《中国水利史稿》中册，第307页，水利电力出版社1987年版。
第五节 潘季驯束水攻沙
元亡明兴。由于新旧朝代的交替，黄河一度失修。明初河患又严重起来，豫东、鲁西、冀南、苏北等许多地方被淹，会通河一再被毁。漕运对京师用粮和政局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保运便成为明朝治河的一条基本准则。
从保运出发，明朝前期，治河实行北堵南分的方针。北堵，就是在黄河下游的北岸，修建一条力求坚固的长堤，防止黄河北决和北迁。因为北决北迁，都会破坏会通河的航道，切断南北漕运。而南决和南迁，黄河可以循泗水、淮水入海，对漕运威胁较少。南分，就是让黄河分道南下，沿贾鲁旧道以及涡水、颍水等，循淮河东入黄海。他们认为河合势大，渲泄不畅，便会溃堤泛滥。河分势弱，流水通畅，不易溃决。明朝前期，主持治河的主要官吏徐有贞、白昂、刘大夏等，都执行这一方针。徐有贞还做了这样一个实验，比较一孔壶和五孔壶泄水的速度，用后者快于前者的事实，来证明分流排洪比独流排洪效果更好。并因此而取得了皇帝对这一治河方针的支持。
从短期看，北筑堤，南分流，确实有利于保漕和排洪，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黄河的问题不仅是水患问题，水患是个表象；由于河水多沙，泥沙堵塞河道是个根本问题。而分流必然流速缓慢，泥沙容易沉淀；从长远看，抬高河床的速度一定加快，必然导至更为严重的洪灾。明朝后期，这个问题充分暴露出来，黄河下游决口非常频繁，洪灾沙害空前严重。在这种情况下，于是有潘季驯等人另辟蹊径的新的治河方法。
这种治河新法，后人称为束水攻沙法。它最早由虞城（山西平陆县东）一位不知名的秀才提出，总理河道的万恭首先加以试用，潘季驯使之进一步完善，并广泛推行。他们认为，偌大一条黄河，水中含沙量很高，而且源源不断地随水东下，人力有限，排不胜排。而水力无穷，将它集中起来攻沙，有如“以汤沃雪”，便可迎刃而解。潘季驯主持治理黄河的时间很长，他以束水攻沙为核心，在工程上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主要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1）“塞旁决以挽正流”。虞城秀才认为，“水合则势猛，势猛则沙刷，沙刷则河深”。潘季驯完全同意这种看法。因此，他在治河时，虽然继续推行北堵的方针，但反对听凭河水分流南下，而代之以“塞旁决以挽正流”的方针。“塞旁决以挽正流”，就是将从决口旁出的河水堵住，使河水集中到干流中来。潘季驯曾先后四次主持治河工作，历时20年，他相继堵塞了数以百计的黄河决口，终于结束了长期以来黄河下游多股分流和洪水横溢的局面，使河水集中到贾鲁故道。这一工程不仅便于集水攻沙，更主要的是它立竿见影地使黄泛区人民从水灾的困扰中解脱出来。
（2）筑近堤以束水攻沙，筑遥堤防洪水泛滥。他们认为“筑堤束水，以水攻沙，水不奔溢于两旁，则必直刷乎河底”。因此，除堵决口外，以主要力量在黄河下游的河道两岸，紧逼水滨，建筑坚固的堤防。这两道南北大堤被称为近堤或缕堤，是束水攻沙的最主要工程。不过由于南北两堤逼水太近，即使建得非常坚固，如遇特大洪水，黄河也会溃堤泛滥，酿成洪灾。为了防范，他们又在南北缕堤之外，再各筑一道远堤，又称遥堤。这种近、远双重的河堤，普遍修建于黄河下游（接近海口的河段除外），其中的某些险要河段，于近、远堤外，又建有月堤加固。后来，为了使漫出缕堤的洪水，不致沿着遥缕两堤奔流，左右破坏两堤堤防；为了让泥沙沉积于两堤之间，以加固堤防，并使清水回到大河之中，以加强攻沙力量，又于两堤之间修建了挡水的格堤。此外，还在长堤上建有溢流坝，以便进行有控制的排洪。潘氏的堤防工程比较完备，在攻沙、防洪等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图16）。
图16 缕堤、遥堤、月堤、格堤
（3）蓄清刷浑。黄河、淮河会于清口（今江苏省清江市西南），以下黄河与淮河合槽。淮河含沙量较少，水清，为了加强冲沙力量，潘氏又加高、加厚高家堰大堤，将淮水拦蓄于洪泽湖，提高洪泽湖水位，使清水可以顺利入河，借清水之力，冲刷浑浊的黄水。认为，这样清口以下的河道，便会更为通畅。这一工程效果不大，因为淮河水少，不敌黄河，清水很难顺利入河，而高家堰大堤过高，淹地太多，也会给淮南地区造成严重的威胁。
以束水攻沙为核心的潘氏治河，总的来说，成绩还是不少的，他治理了明前期以来的黄河下游水患，使黄河泥沙淤积的速度放慢，黄河决口和泛滥的频率减少。但黄河的情况非常复杂，不能只靠束水攻沙，治河必须从全局出发，因地制宜，采用多种方法，效果才能更为显著。更何况黄河水量变率极大，涨落悬殊，建立宽窄恰到好处，既可束水攻沙，又不泛滥成灾的大堤，几乎是不可能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黄河下游后来还是成为地上河。
第六节 靳辅、陈潢治河
所有的水利设施，都必须勤于维修。黄河多沙，这里的水利设施更是如此。明清之际，因为改朝换代，黄河堤防失修，洪沙灾害，又非常严重。据统计，从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清朝建立，到康熙十五年（公元1676年），33年中，发生严重决口的竟有23年；豫东、鲁西、冀南、苏北等地洪水横流，南北漕运一再中断。康熙十六年，当时尽管吴三桂等“三藩之乱”尚未最后平定，清政府还是任命靳辅为治河总督，主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