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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受汉管辖。
第二章 隋、唐、宋大运河
周、秦、两汉时期是我国运河史的早期阶段，当时虽在全国各地凿成许多运河，但还没有形成以骨干运河为主的、全国性的运河网络，同时，对自然河道改造的程度也不深，水道比较浅涩弯曲，通航能力较差。隋、唐、宋的运河不同，凿成了一批以都城为中心，通向全国一些主要经济区的又长又深的大运河。
第一节 东连黄河的广通渠
在我国历史的早期，帝王们选择自己的都城时，往往要把目光投向长安。因为它位于八百里秦川中心，土地肥沃；平原四周又有大山环抱，退可以守，进可以攻。就是因为这些原因，当隋文帝杨坚结束魏晋南北朝的分裂局面后，也以长安作为这个统一王朝的都城。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局动荡，关中经济情况难以与盛极一时的西汉相比。西汉仅郑白渠即可灌溉农田四万多顷。魏晋南北朝时，这里有许多灌溉工程因无暇维修而湮废。因此，隋定都长安后，仰仗东粮西运的程度，远远超过西汉。这就决定了隋在立国不久，便着手穿凿长安——黄河间的运粮渠道。
西汉时，因渭水运量很少，曾在长安黄河间凿过一条名叫漕渠的运河。后来，因东汉定都洛阳，粮食西运任务大减，漕渠由于失修，不久报废。隋朝只好重开新渠。隋开皇元年（公元581年），隋文帝命大将郭衍为开漕渠大监，负责这一工程。他“部率水工，凿渠引渭水，经大兴城（长安城）北，东至于潼关，漕运四百余里，关内赖之，名之曰富民渠”。（《隋书·郭衍传》）富民渠虽发挥重要作用，但因仓促成渠，渠道浅窄，航运能力有限，难以满足日益增加的东粮西运的需要。隋开皇四年（公元584年），只好再次动工，加以改建。
这次改建，要求凿得深宽顺直，可通“方舟巨舫”。舫是一种两舟相并的船，体积大，容量多。《战国策·楚策》说：“舫船载卒，一舫载五十人，与三月之粮。”要通航这样大型重载的舫，渠道必须又深又宽。改建工程由杰出的工程专家、大兴城的设计者宇文恺主持。动工之前，他先派“工匠巡历渠道，观地形之宜”（《隋书·食货志》），以便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将渠道布置得更为合理。在上下共同努力下，工程进展顺利，当年即峻工。新渠仍以引渭水为主要水源，自大兴城至潼关，长300余里，命名为广通渠。广通渠的运量大大超过旧渠，对缓和关中粮食的紧张情况，有重要作用。隋开皇五年（公元585年），关中大旱，但是无灾。当时所以旱而无饥荒之灾，与发放300多万石广通仓的粮食有关。广通仓在广通渠旁的华州（今华县），这里的粮食，就是沿广通渠从东方运来的（图1）。
从潼关以东运粮入关，广通渠以下一段水路是黄河。黄河有三门砥柱之险，砥柱为两个石岛，兀立河心，堵塞航道，形成神门、鬼门、人门三条险道，神、鬼二门无法通舟，人门虽可勉强航行，但风险很大，经常船沉人亡。三门砥柱是当时东粮西运的“瓶颈”。于是，又有隋开皇十五年（公元595年），下令“凿砥柱”。不过，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凿砥柱”的工程很少进展，只好半途而废。
图1 运粮舫舟图
第二节 沟通河淮的通济渠
隋初定都长安。公元604年，杨广杀其父隋文帝夺取皇位，他便是历史上以骄奢著称的隋炀帝。他认为关中与山东、江南、河北等地，道路遐远，“兵不赴急”，应将都城东迁，于是立即下诏营建东都洛阳。接着，又陆续发令穿凿以东都为中心、通向江淮、河北等地的大运河，以加强对这些主要经济区的联系和控制。
最先穿凿的是通济渠，凿于隋炀帝大业元年（公元605年）。通济渠可分西、中、东三段。西段以东都洛阳为起点，以洛水及其支流谷水为水源，在旧有渠道阳渠和自然水道洛水的基础上扩展而成，到洛口与黄河会合。由于古阳渠又称通济渠，人们就把这一名称由西段扩大到了中段和东段。中段以黄河边上的板渚（河南荥阳西部）为起点，引黄河水作水源，向东到浚仪（河南开封市）。这一段原是汴渠上游，隋朝加以浚深和拓宽。浚仪以下，与汴渠分流，东南走向，经宋城（今河南商丘县南）、永城、夏丘（今安徽泗县）等地，到睢眙注入淮水。这是东段，多由自然水道拓展而成。
当时，浚仪以下所以不再利用汴河旧道而另开新渠，与如下一些因素有关。汴河东段的位置偏北偏东，隋炀帝南巡江都，南粮北运进京，都过于绕远。况且从汴河入淮，必须取道泗水，而泗水航道曲折，又有徐州洪、吕梁洪之险，二洪“悬水三十仞，流沫九十里”（《水经注·泗水注》），经常翻舟，航行很不安全。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浚仪到睢眙，地势比较平缓，河床比降适度；同时，经此而接邗沟，与经汴相比，航程也缩短许多。再加上当时河淮之间经济比较发达，是全国户口最密集的地区之一①，为加强东都与这里的联系，也需凿渠穿行这里。
通济渠三段全长近2000里。它不仅渠道长，而且因为要航行皇帝的龙舟，龙舟长200尺，上建四层重殿，高45尺，所以必须凿得又宽又深。深度多少，不见记载，宽度规定为40步。隋朝一步六尺，即渠宽为240尺，宛如一条大河。此外，通济渠还有一批附属工程，如夹渠修筑平整的御道，以便数十万纤夫和军队行走；沿途修建数十座离宫，以便皇帝和后妃休息。整个工程由尚书右丞皇甫议负责，“发河南、淮北诸郡男女百余万”（《资治通鉴·隋纪四》）服役。大业元年（公元605年）三月动工，到八月便交付使用。当时隋炀帝立刻从洛口登上龙舟，带着后妃、王公、百官，乘坐几千艘舳舻〔zhulu逐卢〕，浩浩荡荡，南巡江都（图2）。
通济渠工程浩大，施工时间仅用半年，可以说是古今中外运河史上的奇迹，它反映了我们祖先无与伦比的创造力。当然，他们付出的代价也是非常惊人的，由于凿渠和造船劳累过度，据《隋书·炀帝纪》载，“役丁死者十四五”！即约有40—50万人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图2 帝王游幸龙舟
通济渠凿成后，它与邗沟便成为黄河、淮河、长江三大流域的交通大动脉，南来北往的舟楫多走这一水道。特别是它对南粮北运，意义更为重大。隋炀帝在洛阳周围建有许多大型粮仓，如洛口仓（又名兴洛仓）、回洛仓、河阳仓、含嘉仓等，这些仓城都储有大量粮食，其中洛口、回洛两仓，即多达2600多万石，它们中的绝大部分，便是经通济渠从江淮一带运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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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隋朝共有190郡，每郡管辖若干个县。其中只有44郡的辖县县平均户口在万户以上，而河、淮之间即占有九郡（河南、荥阳、梁郡、谯郡、彭城、颍川、淮阳、汝南、汝阴等），可见这里户口的密集程度。
第三节 山阳渎和江南河
山阳渎即古邗沟，它南起邗城，北到山阳县（今江苏淮安）。邗沟初凿于春秋末年吴国，当时出于战争的临时需要，工程因陋就简，水道曲折浅涩，只通小舟，不通大船。后来，人们对它进行多次改造。其中比较重要的一次，是东汉末广陵（治所在今扬州市）太守陈登的改道，由樊梁湖往北，直至淮安入淮，改变过去绕道博芝、射阳两湖的曲折线路。这一改变奠定了后来邗沟的基本格局。隋文帝从伐陈的需要出发，又对部分渠道作了调整，将入淮水口由淤浅了的末口改到山阳。不过当时由于军事行动立即开始，来不及改造全渠。
隋炀帝为了提高山阳渎的航运能力，与通济渠配套，对这条古运河作了较为彻底的治理。在凿通济渠的同时，即大业元年（公元605年），他又征调淮南10余万人投入这一工程。当时除了按照通济渠的标准，浚深加宽渠道，修筑道路、离宫外，又穿凿了新的入江渠口。由于长江沙洲的淤涨，原来山阳渎的入江渠口堵塞严重。这次扩建，便将南段折而向西，开了几十里的新渠，使其从扬子（江苏仪征东南）入江。这就是隋唐时期著名长江渡口扬子津。山阳渎经过这次改造后，全线畅通无阻，像龙舟那样的庞然大物，也可进退自如了。
在建成通济渠和山阳渎后的第六年，隋炀帝又下令拓展江南河。
春秋末年，太湖流域已有运河。秦始皇建立了统一国家以后，为了加强对吴中地区的控制，也为了东巡会稽（治所在今江苏苏州市，辖地有今苏南及浙江中北部）的需要，在春秋古运河的基础上加以扩建，沟通了北起丹徒（治所在今江苏省镇江市东南丹徒镇），中经会稽郡治，南到钱塘（浙江杭州市）的水道。这应是后来江南河的雏形。据说丹徒的得名，就是因为当时有3000赭衣囚徒在此参加治河的缘故。丹徒、曲阿（治所在今江苏丹阳市）位于太湖流域西北部，这里的地势比附近其他地方稍高，因而从此经过的这段运道，河床偏高，河水不足，行船不畅。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三国、东晋时期，曾一再在此施工，如吴国疏浚丹徒——曲阿间的河床，以改善这里的航道；东晋于京口（镇江市）筑丁卯埭〔dai带〕①，以控制河水泄入长江等。
在上述基础上，隋炀帝扩建了江南河。《资治通鉴·隋纪四》载：“大业六年冬十二月②，敕穿江南河，自京口到余杭（今浙江杭州市），八百余里，广十余丈，使可通龙舟，并置驿宫、草顿，欲东巡会稽。”这里的会稽，当指今浙江省绍兴市境内的会稽山，相传大禹曾会诸侯于此，千古
一帝的秦始皇也曾登此山“望于南海”（实指今东海），好大喜功的隋炀帝，大概也要效法大禹、秦皇的故事。不过隋炀帝登会稽的目的并未达到，因为下令穿凿不久，就被高丽战争和农民起义所困，再也无暇南渡长江了。但江南河的拓展，大大地推进了太湖流域航运的发展，也加强了与江、淮等地的联系。江南河至今仍是太湖流域的黄金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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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埭是横截河渠上的建筑，用以防止河水流失，调整水面比降，提高航道水深等。三国始有关于埭的记载。
② 大业六年十二月，已是公元611年初春。因此，江南河的穿凿应系于公元611年，而不能系于公元610年。
第四节 北通涿郡的永济渠
在隋朝，今河南省东北部、山西省东南部和河北省大部，是又一个经济发达、人口众多的地区，这个区域当时有户200多万，在全国900多万户中，几乎占了1/4。隋朝推行租庸调制，按户、丁征收粟帛，征发劳力，户多丁多，上调的粟帛等也多。这就需要有一条粮帛南运进京的水道。隋炀帝着意开拓边疆，积极准备用兵辽东，他以涿郡（今北京市）作为征辽基地，要将大量的军用物资和军事人员北运，也需要有一条从东都到涿郡的军需供应线。自东汉末年，曹操穿凿河北五渠后，那里虽然形成一条纵贯南北的水道，但它以自然河道为主，深浅不一，航路不畅，难以适应隋朝经济、政治、军事的需要。于是，隋炀帝在完成通济渠和山阳渎之后，决定在黄河以北，在曹氏旧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