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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游戏中的用法规则（注意“规则”的说法很自然而且有意地与“游戏”的说法相关联）。维特根斯坦关于遵守规则的讨论主要出现在《哲学研究》第143——242节之间。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因而是一个引起很多争论的主题；在阅读下面对该主题的论述时应当记住这一点。
了解维特根斯坦关于遵守规则的讨论的一个办法是再一次回想起《哲学研究》的一部分意图就在于从反面否定《逻辑哲学论》所体现的那种哲学态度。使用语言显然是一种受规则支配的活动，即哲学家所说的“规范”活动。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用来描述语言的规范特征的模式是一种演算的模式，也就是一种由严格定义的、自动运行的规则（逻辑的规则）组成的结构化系统。这样一种演算就像一台机器，给它原料便按照一种精确、有序和不变的方式生产出固定的产品。同样，逻辑规则——（按照《逻辑哲学论》的观点）从而也是语言规则——有其可以确定结果的严格用法。就语言来讲，这种结果便是意义：当人们掌握了表达式的应用规则时便理解了它的意义。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当然并未否定这个观点，因为后期哲学还要借助于它；他所否定的是认为相关的规则形成一种单一的、严格的深层结构，甚至更为重要的是否定这些规则独立于我们之外，像《逻辑哲学论》所暗示的那样。换句话说，维特根斯坦否定演算的概念，而代之以语言游戏的概念：在《逻辑哲学论》中，在全部语言之下有一种单一的、严格一致的演算法；而在《哲学研究》中则有许多不同的语言游戏，其“语法”可以直接加以考察。
《逻辑哲学论》中的以及一般“奥古斯丁式”的语言观是：一个词的正确用法的规则通过某种方式由该词所指示的客体的性质所确定，因为只有通过这种方式该词的意义（所指示的客体）才能支配词的用法。维特根斯坦抛弃了指示说；这就使得词的意义完全成了属于它的用法规则的事情。但是既然只有词及其用法规则事关紧要，那就一定不要受规则概念本身的误导，因为关于诸如逻辑和数学的规则有一种普遍的看法，即认为这些规则决定着我们做事是否正确，并不依赖我们应用或遵守这些规则的实践；而维特根斯坦则认为这是错误的：不仅本身错误，而且它意味着一组规则对于某一特定实践来说构成了一套完全而决定性的算法，意思是说一旦人们掌握了这些规则，他们就能自动看出自己所做的事情是否正确。按照维特根斯坦的观点，逻辑规则的模式应用在语言上是特别有害的，因为在语言中支配表达式用法的规则有很广泛的多样性，而在逻辑中则有一组单一的、包罗一切的严格的规则，这组规则构成了逻辑所赖以存在的“语言”。
演算的观点在处理规则与遵守规则的两个特点的方式上产生了维特根斯坦希望我们避免的那些问题。一个特点是人们在遵守规则时感觉受到规则的指导和强制；规则似乎在告诉人们去做什么，似乎在支配人们的活动。另一个特点是在一个类似诸如算术的演算中，规则事先就确定了应用规则所能得出的结论：例如，很容易认为一旦我给0——9这十个数的加减运算、相等关系下了定义（即给出支配它们的规则），全部算术过程就会自动引导出来——好像全部的算术真理（及谬误）早已“包含”在这些基本规则之中或受其预先确定。因此，这些规则似乎有着某种不可抗拒的东西，使得我所做的事情的正确与否与我做这件事情本身完全无关。（一班小学生中每一个成员可能用不同的方法将一组数字相加——有人用心算，有人用手指算，其他人则用计算器或算盘——但是遵守相关算术规则的人都会得出一个唯一正确的答案，而这个答案在他们开始做加法之前就是正确的。）
关于遵守规则这个概念的一个问题是：一方面感觉受到规则的指导并不保证规则受到遵守，因为某人可能认为自己在遵守规则而实际却在错误地使用规则；另一方面某人行事符合规则可能只是出于偶然——这个人也许根本不是在遵守规则；比如说他也许甚至不知道规则的存在。然而规则的指导作用以及不管在任何有关活动中遵守规则就等于做得正确这两点对于规则和遵守规则的概念看来都是至关重要的。维特根斯坦说，赞成演算观点的人因此力图找寻一种关于遵守规则的深层基础的统一描述（典型的做法是将遵守规则视为一种内心活动过程），以此来说明这些特征并克服与之相关联的一些问题；并进一步通过提出这种以某种心理机制为根据的描述（多半是一种因果性的说法）来达到上述目的。维特根斯坦说，所有这一切都是错误的；他的理由仍然是那些他用来反对试图为任何涉及意义和理解的问题提出单一性说法（尤其是想借助于“内在的”和“隐蔽的”心理过程来提出的说法）的理由。
这些指责更多适用于遵守规则的一个特点，即人们主观感受到规则是强制性的或者具有指导行动的力量。另一个谈到过的特点——规则在表面上的“独立性”——照维特根斯坦所说，则暗示出那种认为规则多少会带来客观性的错误看法。算术的例子很能表明这是什么意思：正如已看到的，算术规则似乎已经预先确定了我们使用规则所得结果的正确与错误。例如对于“56，897＋54，214=？”这道算术题存在着一个唯一正确的答案，这个答案就某种意义讲早已存在，甚至在我们进行计算之前在规则所允许的范围内就已被确定。我们通过确定这些规则所说的意思来核对我们使用规则的正确性；所以由规则树立的正确性标准就显得独立于我们对规则的遵守，因为规则并不依靠我们的这样一种活动，即将规则当作由其本身所确定为正确的东西来使用。
演算观点集中关注的这两个特点当然是相互关联的：正是规则的外在性或“客观性”才让我们感到受规则的指引或指导。这两个特点结合起来便让人产生一种假想，即认为规则就像铁道线一样，我们沿着它按照固定方向移动（《哲学研究》，218）或者说规则就像一台按照被确定的并且起确定作用的方式工作的机器（《哲学研究》，193——194）。维特根斯坦的反对意见并非针对规则具有指导性或者构成正确性这一事实；倒不如说他的反对意见针对的是“铁轨”或“机器”这些模式本身，理由（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是这些模式将指导的概念转变为强制的概念，并将正确性标准的概念转变为某种“外在的和客观的”东西。维特根斯坦所强调的是这一关键性事实，即构成规则的乃是我们对于规则的集体使用；遵守规则就是一种由共识、习惯和训练所建立的普遍实践。因此，尽管规则确实指导我们并向我们提供正确性的尺度，但规则并非独立于我们，从而并不构成一种强制的标准，从外界将遵守规则的实践本身强加给我们。维特根斯坦给我们举过一个实例：想一下我们在十字路口或某条小路上可能看到的路标。路标告诉人们要走的方向，但并不是因为路标强制人们去那里；路标的指导作用全靠有一种习惯、一种实践来确立我们通常对路标的使用，以及我们对这种功能的理解。这正是我们所理解的语言的“规则”——“一条规则立在那里就像一个路标”（《哲学研究》，85，参看198）。
这里的中心概念是“习惯”。维特根斯坦说，“一个人只有在经常使用路标这种习惯存在的情况下才会按照路标走路”（《哲学研究》，198）；“使用‘遵守规则’这个概念要预先假定一种习惯的存在”（《关于数学基础的评论》，第322页）。通过使用习惯这个概念（他在其他地方使用了“惯例”、“用法”、“实践”等说法，意思是一样的），维特根斯坦意图提出几个论点，其中两个论点特别重要。一个现在已为大家所熟知，即（与演算理论观点恰好相反）认为遵守规则并非一种内心活动，某种隐蔽的东西，而是一种公开的事实；当某人看见一个路标并照其指示方向行走时，他并不是在内心遵守一条规则，然后——作为按照因果关系或其他相关方式紧随“内心”遵守这第一步之后的第二步——再按照规则行事：他选择路标所指示的方向只是由于他遵守相关的规则。因此遵守规则根本不是一种神秘的活动；遵守规则在我们的实践中显示自身，它是明摆着的。为了理解规则和遵守规则，我们只需提醒自己注意在所有我们的那些不同类别的规范性行为（下象棋、照食谱烹饪、做算术等等以及在所有各种不同类别的语言游戏中使用语言）中所熟悉的东西。另一个论点是认为遵守规则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实践，即某种存在于社会群体之中的事物，并认为建立我们所遵守的规则的正是存在于社会群体当中的共识：维特根斯坦说，“‘共识’一词与‘规则’一词是彼此相关的，它们是堂兄弟。如果我教人学会其中一个词的用法，他便随之学会另一个词的用法”（《哲学研究》，224）。遵守规则本质上是一种以社会为基础的活动这一事实意味着没有任何可以被看作“私自”遵守规则的东西——不可能有一个规定并随即遵守某一规则的鲁滨孙·克鲁索，因为这样一个人无法知道自己从一个场合到下一个场合是在遵守这项规则——他很可能认为自己是在这样做，但他却没有核查的手段。某个人是否在遵守一项规则依赖于有无检验他这样做的公开标准：“因此‘遵守规则’也是一种实践。而认为人在遵守规则并不就是遵守规则。因此不可能‘私自’遵守规则：不然认为人在遵守规则就同遵守规则成了一回事。”（《哲学研究》，202）。（私自和“标准”这些概念对维特根斯坦来说是些重要的概念，我在下面还要谈到它们。）
维特根斯坦除了坚持以共识为基础的规则和遵守规则在本质上具有社会性质之外，还坚持要照字面意义去理解“习惯”这一观念，将其看作某种经常的、反复的、已确立的事情。他说：“应用‘遵守规则’的概念要预先假定一种习惯的存在。因此下面的说法是没有意义的：在世界历史上某项规则（或者一个路标的指示，做一次游戏，说出或理解一个句子，等等”）只被人遵守一次。（《关于数学基础的评论》，第322——323页）
因为规则建立在为一个社会群体同意和接受的实践之上，所以维特根斯坦说规则就是其本身的合理根据。在遵守规则上，除了受这一事实——如果一个人的活动不符合社会群体在某种情况下的习惯做法，他便没有遵守一项定下的规则——的限制之外，不存在任何外在的或客观的因素。这就证明维特根斯坦的观点已经远离《逻辑哲学论》的看法，后者认为存在某种凌驾于语言之上并构成对其客观限制的东西；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的观点是：想为我们的实践找到某种外在的合理根据或理由是一种错误。这种合理根据或理由就在我们的实践本身之中；维特根斯坦在某个相关的地方说：“给出理由……总有个尽头，尽头……就是我们付诸行动，行动才是语言游戏的底层。”（《论确实性》，204）这就使他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