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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色残阳--南明人物评传-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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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成功接受朱以海及群臣避居舟山,但并不承认鲁监国政权,满心打算要兼并鲁王的部众,他采取的措施是把鲁监国及其文臣变成自己的“寓公”、“宾客”,对鲁监国的军队则采取容纳和逐步改编的方针。张煌言作为鲁王的兵部侍郎,也被成功派人监视起来,脱离了军队。煌言与成功皆为少年得志的英雄豪杰(是年煌言32岁,成功28岁),二人在交往之中颇有瑜亮互重之情。面对郑成功的防范与监视,张煌言十分不满,曾对郑成功说:“招讨(指郑成功)自始至终为唐王出力效命,真可谓难得的纯良忠臣啊!”郑成功听后则答复说:“侍郎(指张煌言)您从始至终追随鲁王,与我岂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吗?!”两人高来高去,彼此不着痕迹,哈哈一笑而已,然而从此郑成功对张煌言更为忌惮。煌言在《曹云霖中丞从龙诗集序》中感慨:“岁在壬辰(1652 年,顺治九年),予避地鹭左(厦门),云霖(曹从龙,亦为鲁王所任兵部侍郎)俨然在焉,欢然道故。予时栾栾棘人耳,不敢轻有赠答;而云霖囊中草多感时悲逝,亦不肯轻以示人。”监视之严,竟然仿佛复明志士在清统治区内的境遇,然而鲁王部下将领以拥戴鲁王为志,坚持原来的系统。在大敌当前的形式下郑成功一时也硬吃不下这支部队,双方在承认偏处西南的永历皇帝为正统的前提下,大体上维持着相互依存的同盟关系。
  1653年间,天下形势似乎正向着有利于南明的方向发展,李定国率军八万东出广西,下桂林,又攻入湖南、广东,“两蹶名王,天下震动”;同时,孙可望派刘文秀出击四川,克复川南;清方连败之余四处调集兵将到两湖前线与明军对峙,湖广以下清军江防兵力非常单薄。一心要恢复江南以图自效的钱谦益在这样的形式下提出了东联孙可望,西联郑成功,东西夹击乘虚收复江南的战略计划。并与姚志卓,眭本等人四处奔走,东西联络。张煌言,张名振都认为这个方案切实可行,应当抓住时机以图进取。与此同时从孙可望那里也带回了秦王允诺以主力大军配合,东下会攻的消息。张煌言和张名振当即整顿部伍,在得到郑成功的部分资助后率原来鲁王部下兵将两万多人,战船五六百艘北上,在长江口崇明岛登陆,一面在岛上安营杂寨,四处联系内地的复明势力,大兴屯田,一面围困岛上崇明城中的清军,为即将发动的长江战役建立前沿基地。
  1654 年正月,张煌言、张名振、刘孔昭等部明军进入长江口,冲过狼山、江阴、靖江、等清军江防汛地,二十一日到达瓜州。明军在金山上岸,缴获清军防江大炮和火药、钱粮等物。张煌言等带领五百名军士登金山寺,朝东南方向遥祭明孝陵,题诗寄慨,回想十余年来戎马艰难,寸土未复,众人不由泣下沾襟:明军海师在镇江仅停留了两三天。清江南总督马国柱闻讯后紧急派提督管效忠领兵由浦口、六合增援仪真(今仪征)、瓜州;尼堪领兵由龙潭救镇江。明军在清军到达之前,回舟东下。清军扑了个空。三月初六日,张部明军四五百人又在扬州府属吕四场登岸,击败防守清军,缴获大河营守备印。这就是初入长江之役。三月二十九日,张煌言,张名振等率水师六百余艘再入长江,过京口(镇江境内),直抵仪真,在仪真城外江中焚毁盐船数百艘。这一次在仪真停留的时间很短,就返航东下,撤回崇明一带的沙屿稗沙、平洋等处,是为二入长江。同年,明军军再度入长江口,攻占过瓜洲、仪真、燕子矶等战略要地,探听孙部明军东下消息,然而却音信渺渺。不得已只好率师 “还屯临门”。
  张煌言等率众屯营崇明,三次冒险突入长江,是为了在战略上配合接应孙可望的东下大军,正可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然而这东风却迟迟无法刮起。原来西线明军内部,已经起了重大变化。孙可望为在抗清战场上取得重大战果,提高个人威望,非常赞成钱谦益所提出的东西并击的战略,然而当时他与李定国的嫌隙日深,需要留兵监视李定国动向。另一方面他的野心日益膨胀,正积极筹划取永历而代之,也必须要坐镇黔、滇指挥,不愿亲自统兵东下。因此可望决定由刘文秀统兵代己出征。而刘文秀向来不赞成孙可望取代永历,眼见内变一触即发,他也拥兵屯驻于贵州湖南交界,迟迟不愿会师北上。永历小朝廷诸臣各怀心事,一场恢复失地的大好机会,就此化为泡影。
  到永历九年(1655年)时,郑成功派遣部将陈六御率师与张名振义军南北配合,攻取舟山。清军台州守将与义军约降,张煌言“以沙船五百(艘)迎之”,使此战一举告捷。不久,张名振却因中毒身亡,临死前遗言将自己所统属的军队归由张煌言统辖指挥。郑成功却下令由陈六御接掌。次年清军再度占领舟山,陈六御阵亡,在将士推戴下张煌言成为原鲁监国系统军队的主要领袖,继续同郑成功联合作战。
  永历十三年(1659),清军大举进攻云贵地区的永历朝廷,长江沿岸守备薄弱。张煌言与郑成功趁此良机再次率军入江作战。一开始,明军抵达并占领崇明。张煌言对郑成功建议说:“崇明,江、海门户”,宜先将义军“定营于此”,稍事休整,务使大军“进退有所据”。但郑成功自恃必胜,并未听从。当时,驻防长江的清军,在瓜洲金、焦二山间横上拦江铁索(俗称“滚江龙”),且在沿江两岸遍置西洋大炮,防守严密。张煌言却亲率十七条船奋勇当先,截断铁索,在后援的郑军配合下,“翦江而渡”,于六月一举攻占瓜洲。攻克瓜洲后,张煌言又向郑成功建议全力攻取镇江,然而成功顾虑驻守南京的清军将赶往支援。张煌言则主张可先派一支舟师水军,佯攻直捣江宁北门,即观音门,这样“南京自不暇出援”。同时,他还提议这支水军应溯江而上,前往芜湖一带活动,以防阻江楚方面清军的来援。郑成功采纳了意见,并命他向南京方向进攻。此时,张煌言所率军将人数仅有千余,渡江之舟不满百艘,仍毅然率军西行,深入敌境。不久,张煌言攻克仪真,进军六合,沿途受到沿江民众的热烈欢迎,“仪征吏民赍版图迎降五十里外”。当得悉郑成功攻克镇江后,张煌言又致信郑成功,认为应当“先抚定夹江郡县”后,再从陆路进军,直取南京,但郑成功未采纳他的建议,致使有利战机丧失。 
  六月二十八日张煌言军直抵南京观音门外江面,仅派轻骑八人由浦口南门入城,守御此地的清骑兵两百多人听说张煌言到来,竟从北门仓皇逃走。时童谣有云:“是虎乎否?八员铁骑,惊走满城守虏”。张煌言的威名远震可见一斑。
  张煌言停留两日仍不见郑军的到来,只得遣别将率轻舟数十艘,“直上攻芜湖”,他自己则率军驻扎在浦口。待郑成功到达后,张煌言又于七月七日赶到芜湖,在此,他将明军兵分四路,分道攻城略地,且在沿途“移檄诸郡县”,张贴文告。许多故明降清的旧官吏,见到文告,纷纷倒戈,“于是太平、宁国、池州、徽州、广德及诸属县皆请降”,明军很快便收复了四府、三州、二十四县,城池近三十座。 由于部分清军也加入其中,兵力一时增至万余人。
  张军纪律严明,所过之处,对民众百姓“秋毫无犯”。史籍记载,张煌言驻军于芜湖时,“一兵买面价值四分,止与十钱。店主哄起白张,张问兵,曰:‘诚有之,时无钱耳。’张曰:‘汝食大粮,何云无钱?’将蓝旗一面投下,曰: ‘拿下去!’左右缚兵,兵问故,曰:‘张爷令斩汝。’兵大惊曰:‘吾罪岂至此乎?容吾回禀。’张曰:‘吾有谕在外,即一钱亦斩,况四分乎?’遂斩之”远近百姓大为悦服。张煌言每“经郡县,入谒孔子庙,坐明伦堂,进长吏,考察黜陟,略如巡按行部故事,远近响应”。致使出现“父老争出持牛酒犒师,扶杖炷香,望见衣冠,涕泪交下,以为十五年来所未见”的空前盛况。可是,这一大好形势,却因郑成功在南京城下的失利,而很快急转直下。正当张煌言收复徽州时,听说郑成功在南京城下兵败,于是“还芜湖收兵,冀联合瓜洲、镇江(义)军为守计”,期待有利时机,再作他图。然而,郑成功兵败之后并未作接应张煌言退军的安排联络,而是直接率部退出长江。致使张煌言所率部众处于进退失据、腹背受敌的危险境地。
  此际,清两江总督郎廷佐一方面调遣水军切断张煌言东退水路,另一方面又写信向张煌言劝降。张煌言对招降书毫不理睬,同时,为摆脱困境,又率“余兵道繁昌,谋入鄱阳湖”,向江西发展。当船队进抵铜陵时,却与湖广来援的大批清军水师遭遇,与之激战而败退。张煌言只好弃舟登陆。又从陆路自桐城,取道霍山、英山,到达东溪岭时,适逢清军“追骑至,从者尽散”。张煌言好不容易才突围而出,只得“变服夜行,至高浒埠,有父老识之,匿于家数日,导使出间道,渡江走建德、祁门乱山间”。此时张煌言身染疟疾发作,几乎不能行走,但他仍不顾病痛,奋力疾行。到达休宁后,“得舟下严州”。登岸后,又复行山路,途经浙江的东阳、义乌“至天台达海”。历尽千难万险,兵败后绕道潜行二千余里,九死一生,终于回到了浙江沿海地区。
  此后,张煌言收集旧部,准备东山再起。他将义军屯驻长亭乡,就地屯田以解决军饷的供应问题。同时,又派遣使者向永历帝禀告自己兵败的消息。永历得悉后,在敕书中表示安抚慰问,并给他“加兵部尚书”的职衔。1660年,张煌言又率义军移驻宁海县临门村,并加紧训练兵士。然而一年后,清廷为了肃清东南沿海地区的抗清势力,颁布了“迁海令”,下令把沿海居民强行迁往内地,以断绝对义军的粮饷“接济”。义军“无所得饷”,只得“开屯南田自给”。当郑成功率军东征,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复台湾时,张煌言不理解此举的重大战略意义与价值,认为郑成功已无意继续与清廷作战,曾写信劝阻郑成功复台。不久,清军直下云南,终使南明永历政权覆亡。值此危急之际,张煌言“遣其客罗纶入台湾”,催促郑成功出兵闽南,一方面支持东南沿海人民反对“迁海令”的斗争,另一方面也可牵制清军,以解永历政权之危,但郑成功认为台湾初定,需要自己亲身镇守,拒绝了张煌言的请求。于是,张煌言只得又遣使者到湖北的郧阳山中,去说服“十三家”出战,“十三家”原为李自成起义军的余部,由郝永忠、刘体纯等部将率领,他们以夔东茅麓山为根据地,坚持抗清斗争。张煌言请求“十三家” “使之扰湖广”清军,牵制敌人,“以缓云南”,挽救永历政权即将覆亡的军事危局,但“十三家”终因兵力“衰疲”,加之势单力薄,最终未能成功。
  不久,郑成功与鲁王相继病逝,张煌言听说鲁王病故后,悲痛欲绝,眼见抗清斗争大势已去,于是将义军人马全部解散。本人则携随从罗纶及部属数人,驾一条小舟,登上南田岛(今浙江象山南)附近一个名为悬山花岙的荒僻小岛上隐居,小岛孤悬“海中,荒瘠无人烟,南汊港通舟,北倚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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