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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1年，可望与李定国，冯双礼会兵入湖南，与战清军一败涂地，纷纷向湘北溃退。为解除侧翼威胁，李定国统兵奇袭广西，镇守广西的清定南王孔有德猝不及防，在桂林战役中情急自刎，广西全境恢复。紧接着，李定国又奉孙可望之命挥师北上，迎战清廷南下援军尼堪亲王部，在衡州战役中再次大败清军，尼堪当场被击杀。一时间“两厥名王”，李定国之名震动天下，成为远近归心的英雄虎将。天下局势出现了有利于南明的逆转。然而可望的狭隘猜忌也于此时爆发出来。他自知四将军向来在张献忠麾下都是平起平坐，互不相下。论德论才，自己都不足以驾驭定国。孙可望以国主自居，早已容不得有人建立起于他相仿的功名声望。如今定国在抗清战场上取得辉煌战果，自然有功高震主之嫌。在妒火中烧之下，可望竟不顾大局，阴谋设计准备以会商军务为名诱捕定国。李定国在探知这一情况后不胜惋惜，长叹道：“本欲共图恢复，今忌刻如此，安能成大功乎？”，为顾全大局起见逐率军退入广西，避免与可望见面。孙可望的私心自用导致错过了东西两路明军全歼湖南清军的大好机会。他自己也很快自食恶果，在周家铺迎战北上宝庆的清军时，双方激战一日一夜，最后明军大败，孙可望单骑逃走。清军也损失惨重，双方在湖南战场上一时陷入僵局。
周家铺大败，孙可望急需一场对外胜利来恢复自己的声望。这时钱谦益与张煌言提出东西明军并举，会攻长江的大战略，遣使要求孙可望以主力出兵援应。孙可望也认为这是重树自己威望的大好机会，然而新败之余，他并不想亲自冒险出师，另一方面可望此时已开始紧锣密鼓的筹划取代永历以自立，也需要他坐镇后方部署一切。因而可望决定重新启用先前在四川战败，被削去兵权的刘文秀。刘文秀作为远大西军第三号人物，为人谦和，他一力主张抗清，却不愿为孙可望卖命打江山。眼见内变就在眼前，刘文秀并无挥师东征之意，而是屯兵于湖南辰州待变。一直拖了一年多才整装上道，亲自指挥明军水陆并进，围攻常德，然而由于连日大雨，两路明军呼应不灵，被敌军各个击破，刘文秀领败军退回贵州。此次常德之役，成为明军最后一次主动出击。随后内讧陡起，南明政权再也无力东顾了。
常德大败，可望并不十分在意，前线军事尚处于僵持状态，而孙可望心中的当务之急则是尽快完成取代永历帝的政治图谋。加上身边将领的连番怂恿劝进，可望帝制自为之心日益迫切，对外发布诏令皆用“皇帝圣旨，秦王令旨。”，与当初朱明王朝之祖朱元璋拥立傀儡皇帝韩林儿时所用“皇帝圣旨，吴王令旨”如出一辙。在僚属方于宣等人参与策划下，“定仪制，太庙，庙享三主：太祖高皇帝主于中，张献忠主于左，而右则可望祖父主也。拟改国号曰后明，日夜谋禅受”，就连永历身边近臣马吉翔，庞天寿等人也见风使舵，投向孙可望以谋富贵。永历帝完全被监视控制起来，出境越来越困难。随时都将被废黜以致丧命。并不甘心就此束手待毙的永历在一些忠于自己的大臣策划下，密诏远在广西的李定国统兵入卫，前来救驾。不料事机不密，反被孙可望侦知，在震怒之下派兵入宫，严令勒逼永历交出“首事之人”。先后处死参与此事的大臣一十八人，这就是南明史上有名的“十八先生案”。经此一事，可望愈益加快了谋权篡位的步伐。一再避促永历迁往贵阳，永历帝的日子越发不好过了。
李定国当初为避孙可望猜忌而转入广西，本打算合同郑成功收复广东后迎永历移驾，然而前线军事颇不顺手，在永历连番密诏之下，李定国决定放弃两广，回兵救助永历。一路上轻骑简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破孙可望安排的防线。进入安龙城。因为考虑到贵州乃是孙可望的势力范围，于是又连日兼程护卫永历进入云南昆明，留驻昆明的沐天波，刘文秀皆出城欢迎。一致支持永历以昆明为都，重整朝政。至此孙可望独秉国政，一手遮天的局面被彻底打破。
永历迁往昆明后，为争取团结孙可望，维持一致抗清的局面，不但对留驻昆明的孙部将领一体加官进爵，又派使者赴贵阳表示倚重之意。在李定国奏请下，还礼送可望妻，子及部众回贵阳以示无他。面对永历帝及定国的主动示好，孙可望一时踌躇不决。然而前面已说过，知进而不知退是可望性格上的主要缺点，在做了多年国主之后，要他重新退回到臣子的地位，甚至居于李定国之下，在他看来，是绝对无法接受的奇耻大辱。在左右亲信的怂恿下，孙可望一面大规模封侯拜将以鼓舞士气，一面集结兵力，悍然准备以武力来解决问题了。
1657年，可望在贵阳誓师，亲率十四万大军往攻云南，而这时李定国，刘文秀部下仅三四万人，兵力对比悬殊。可望认为此战必胜，竟“预制扭锁三百副”并放出大话：“破滇之日用以囚永历并定国、文秀诸文武解黔耳”。面对来势汹汹的孙可望大军，李定国，刘文秀决定亲率部众，破釜沉舟与可望一搏。九月十五日，双方军队相遇于云南曲靖交水，分别距离十里下营。可望军十余万人列营三十六座；定国、文秀军约三万人分三营列阵与之对峙。可望见人多势众，以为可以稳操胜券，却不知他手下将领白文选，马宝等人与李定国等多年出生入死，都不愿意自己人打自己人。早已暗通定国约定阵前倒戈。只有孙可望自己还蒙在鼓里，大做削平群雄，一统天下的好梦。
十九日，定国，文秀主动出击，双方交战于三岔口。两军交锋之初，文秀骁将李本高马蹶被杀，前锋失利稍退。立于高阜观战的可望见已挫定国锐气，当即命命秦军乘胜推进。白文选见形势危急，亲率五千铁骑与马惟兴营二军联合抄出可望阵后，连破数营，定国、文秀趁势挥军进击，秦军大乱，手下纷纷大呼：“迎晋王！迎晋王！”十几万大军一时土崩瓦解。孙可望仅在少数兵马保护下，仓皇东窜，逃往贵阳。留守贵阳的大将冯双礼见可望大势已去，谎称李定国追兵已至，吓得孙可望仅带妻儿与少数随从继续向东狂奔。一路上各地南明守将均闭门不纳。威行一时的孙可望众叛亲离，真正成了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他愤愤然对部下说：“今为李定国辱孤至此，孤不惜此数茎头毛，行当投清师以报不世之仇耳。”随即逃往清方辖境，并派出使者，向清方接洽投降事宜。
在得知孙可望势穷来归的消息后，负责湖广军务的洪承畴如获至宝，连忙派人接应可望入境。随即派人隆重护送孙可望进入北京。对于这位前南明最高领导人的归降，清方上下十分重视，不禁立即在湖南册封可望为义王，还派出多位亲王显贵出京郊迎以示敬重。。当时的遗民方文亲眼目睹孙可望进京，赋诗感慨：“南海降王款北庭，路人争拥看其形。紫貂白马苍颜者，曾搅中原是杀星。”
可望降清后，多次受到顺治帝的接见和赏赐，感激涕零之余，他痛骂李定国，刘文秀皆是“忘恩负义”“以奴叛主”之辈，要求讨伐南明“大兵征滇，臣报效之日。滇南形势，臣所熟悉。或偕诸将进讨，或随大臣招抚诸境，庶少效奉国初心。”以图立功自效。将南明各地形式，军事机密尽和盘托出。又亲自手书招降自己的旧部。一时忙得不亦乐乎，唯恐不够尽力。
随着清廷在西南军事上的顺利进展，曾经红极一时的“义王”也逐渐变成了一块鸡肋。而孙可望易进难退的老毛病仍不知收敛。顺治十五年，孙可望意外的与失散几十年的兄弟相会了。喜不自胜的他竟上疏请求动用公款接远在上海的兄弟一家赴京团聚。没想到一石激起千层浪，朝廷御史抓住这一机会纷纷大力攻击可望“索求无厌”，“无人臣礼”。硬生生扣上许多大帽子，接着又有人揭发可望在外放债取利，顺治帝借此机会亲自下旨训斥，吓得孙可望冷汗直流，他终于醒悟过来自己已成为将烹之狗，待藏之弓了 。顺治十七年（1660）六月，孙可望被迫上疏请求辞去义王封爵和册印。顺治帝尚还假意将可望恭维一番，特诏不许。然而就在五个月后，孙可望就不明不白的暴毙了。官方的说法是病死，然内中真相莫衷一是，王源鲁《小腆纪叙》卷下《孙李构难》说是：“可望既封为义王，后从出猎，毙于流矢。”有人即据此怀疑可望死于暗害。 林时对《荷闸丛谈》干脆称可望“封为义王，寻被_”。纵横天下的一世枭雄，就此草草收场，他的死，至今还是清史研究者眼中上的一大疑案。
第八章：地下强魂必噬脐——何腾蛟
何腾蛟，贵州黎平府人，字云从，亦字祥升，出身书香世家，据说腾蛟出生时邻居们看见有两尾金色大鲤鱼飞进何家，顷刻不见。大家都说何腾蛟必是神鱼化生。腾蛟老爹不知是不是也相信这种说法，反正从小对腾蛟要求异常严格，一心指望他中举光耀门庭。然而科场蹭蹬，直到快三十岁才考中举人，此后历官知县，道员，在任上“才_精敏”，以清廉爱民享誉一时。史可法见他有才，极力推荐何腾蛟出任湖广巡抚，去和骄横不法的左良玉作同僚。腾蛟想来老于官场，千方百计把左大老爷敷衍的不错，一时两人倒也相安无事。
1645年，专制湖广的左良玉为避李自成兵锋，借口弘光得位不正，亲提大军东下南京前去“讨要公道”。左良玉虽作军阀，却还想要拉上几个文官来为自己呐喊助威，也好显得理直气壮。因为何腾蛟素有名声，于是老左亲自冲入都院衙门，把何巡抚硬生生绑架上船“共赴国难”。或者是自恃水性过人，或是对左良玉的请客作风实在不敢恭维，何腾蛟于路上窥了个方便，一头跳进长江中，顺水漂流二十里才被一只小渔船救起，上岸后老何与前来接应他的家人抱头痛哭老半天，才想起该感谢一下救命恩人，哪知这渔翁施恩不图报，早已驾一叶小舟施施然而去。此事后来竟被附会为神仙显灵庇护忠良，腾蛟本有小智，这种说法恐怕也是他刻意为之，果然效果良好，一时“远近摄服，咸归心焉”。就连编明史的张廷玉老兄也在《何腾蛟传》中见神见鬼的隆重吹嘘此事。旧史家眼中向来看不到民间的普通小人物，一心只知“天命”，“神佑”，这种作风，说起来也不知是该笑呢，还是该叹。
一路老何辗转颠沛到达长沙时，湖广北部已沦入清方之手，何腾蛟也不含糊，就在长沙打出自己旗号，设置行辕，委任官吏，准备以湖南为基地恢复湖广全省。其志不可谓不壮。当时隆武政权已在福州建立，隆武帝封藩原在河南南阳，何腾蛟也在这里做过知县，对这位南阳故人，隆武帝推诚相待，很快就由湖广巡抚擢升为湖广等七省军务总督。全权节制湖广军政事务。对隆武帝的圣眷，何腾蛟非常高兴，四处写信炫耀他和皇帝的特殊关系说：“新上为南阳故人，鱼水之合，吾辈皆有缘也。”自我感觉极好，颇有一点卧龙先生与刘先主风云际会之意。
何腾蛟向来自恃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