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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家庆和张广厚是北大同学，又同是数学研究所的研究员，三十多年来，同窗挚友，情义笃深。钟家庆也非等闲之辈，他曾是著名数学家华罗庚的研究生，专攻多复变函数论，在华罗庚、陆启铿两位教授的指导下，研究工作中既富有创见又有精湛的技巧，显示了高度的才华。他在科技大和清华度过“十年”劫难之后，于一九七八年重返数学所，明知多复变函数的现代研究需要分析、几何、代数的很多知识和工具，国际上发展十分迅速，而自己又丧失了多年宝贵的光阴，仍决心追赶数学主流，致力于研究复几何的一些基本问题。经过多年辛苦，终于在复变函数论和微分几何方面取得了杰出成就，受到国内外同行的高度赞扬。其中代表性的工作是关于“紧致黎曼流形上拉普拉斯算子的第一特征值”，获得了最佳估计。他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莫敦明教授合作，证明了全纯双截曲率非负的紧凯勒——爱因斯坦流形必为厄尔密对称空间。他三次赴美，先后在史坦福大学、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从事研究工作，进行首次学术合作与交流，得到同行的高度评价，在新设立的“陈省身数学奖”的首次评选中，以高分获奖，为祖国赢得了荣誉。
钟家庆出国之前，家中有两位亲人接连故去，精神受到很大刺激，心情抑郁，面容憔悴。但是原定合作不便更改，他忍痛节哀，勉力远行。岂料在美国又得到好友辞世的凶讯！他含着悲痛的泪水写信给张广厚的妻子，“没想到去年九月底的一别竟是最后的诀别！我引以为憾的是他临终时刻我竟远在异国，未能临床致慰。夏初回国时，一定登门吊唁……”
夏天到了，但是钟家庆没有能够实现这个诺言。就在他圆满完成国际交流任务，即将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之际，四月十二日凌晨，心脏病突发，猝然辞世，年仅四十九岁！
又一个英杰倒下了，与张广厚之死相距不到三个月！而在这短短的时间内，在中科院系统的中年知识分子中，从张广厚算起，钟家庆已是第七个死者！
张广厚死了，钟家庆死了，一些有成就的中年知识分子接二连三地相继离去，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张广厚早在大学时期就曾在家书中说过：“为了向科学进军，我甚至想抱独身主义。我愿自己尽最大的努力来争取，使我在年老的时候，能够说我为国家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在心灵上不受责备。”而他却不知道，他和他同命运的人根本没有晚年！
也许他们在冥冥之中还在“自责”吧？这些死不瞑目的中年人！
其实，他们也应该瞑目了，他们已经为国尽力，吃的是草，挤的是奶和血！生命虽然短暂，但他们在生前总算已经被伯乐问津，比起那些默默无闻、困顿乏死的千里马，还算是幸运的！
学者的品格和屈原的诗篇；“伯乐葬马”的悲剧和“马找伯乐”的怪事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北京。
清晨七时许，颐和园南边不远的郊区公路上，横躺着一个停止了呼吸的男人，大约五十岁左右，中等身材，穿一件浅咖啡色风衣和一身半旧的蓝涤卡军便服。面庞清瘦、苍白；头发乌黑，但稀薄，呈常见的偏分状；他的身旁歪倒着一辆旧自行车。
几位过路的人发现了他，惊骇万状。他们不知道他是谁，是自杀还是他杀？现场没有搏斗的痕迹，他身上也没有伤痕或者服毒自杀的征候。路人不知所措：是该报案呢还是该怎么办？更重要的是，他们还不能断定这个人是否确已死亡，根据体温猜测他躺在这里的时间不久，得赶快送医院，争取救活他。他们拦住了一辆部队离休老干部的车，把他抬上去，火速开往离此地不远的空军学院医院。
没有救了！这个人已经双侧瞳孔放大，对光反应消失，心电图呈毫无波纹的直线……完了！
根据从死者身上找到的证件，他是北京农业大学的教师谢以铨，现年五十三岁。
十万火急的电话打到农大，并且报告了就近派出所。
民警赶来了。
农大的领导赶来了。八旬高龄的周明牂教授也赶来了。见到突然作古的谢以铨，他们不敢相信这是事实！前天深夜，周教授和他的老学生、老助手、老搭档谢以铨刚刚分手，才隔了一天，怎么就……怎么就……
他们是忘年之交。他是昆虫学专家周明牂的最优秀的学生。他们结识的一九五二年，那一年，谢以铨只身远离家乡扬州来到京城，就读于北京农业大学植物保护系，在周明牂门下登堂入室。那时候，他那单薄清秀的身架上似乎还带着瘦西湖的柳岸柔风，老师和同学们都有些奇怪，觉得这个“秀才”来学农业好像并非出于自愿。他笑笑，以浓重的乡音说，他爱这一行。是的，他爱家乡那碧绿的山水，爱扬州城外那葱翠的田野，爱雨露滋下盛开的灿烂花朵，爱祖国沃土中萌发的绿色生命。不久，他这种强烈的情感就在寒窗苦读中充分显露出来，周明牂爱这个聪颖而勤奋的学生犹如自己的儿子。频繁的接触中，他还发现，谢以铨做学问专而博，他是个开朗快活的小伙子，生活中有广泛的乐趣，他爱摄影，集邮、集火花、爱搜罗工艺品，还有良好的烹饪技艺。他多才多艺而又性情随和，他研制的用“三九一一”（西梅脱）浸种处理一次有效的措施，节省了过去用“六六六”处理土壤并在苗期多次打药的需要，减轻了农药污染环境的不良后果，成效显著。
一九八三年以后，他又参与主持并执行国家“六五”、“七五”科技攻关项目“棉花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研究”专题。在冀南棉区基地，他深入生产，调查研究，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参与制定了一整套棉花病虫综合防治技术措施，研究了棉铃虫危害棉花的经济阈值和棉花品种对棉蚜、棉铃虫的抗性。该项综合防治措施经在邯郸地区大面积推广应用，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一九八六年荣获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国家科委和财政部表彰奖，并荣获农牧渔业部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国 殇（二）
霍达＇回族＇
三十一个春秋就这样送走了，谢以铨已经年过半百。虽然他还是那么清瘦，但是身上的“秀才”气却渐渐褪去了，北方的烈日晒黑了他的皮肤，风霜皴裂了他的手脚，他长期出没在农田，衣着随便，不修边幅，一望之下很难使人看出这是一位植保专家，简直像个普普通通的农民，他因此得到了一个颇为意味深长的绰号：“老农”。中国，千百年的农业国，亿万人口什么最重要？吃饭。民以食为天。可是，我们的农业又处于相当原始的落后状态，饥饿的土地需要科学，需要像谢以铨这样的“老农”。
粮食、棉花丰收了，给每个中国人都带来了好处。但是，有多少人知道“老农”们为此付出的心血呢？谢以铨所从事的职业永远也不可能像女排和足球队那样为同胞们所瞩目，我们这个农业国的国民们并不看重那关系到十亿人口肚子问题的农业，城里人谁愿意下乡种地呢？挚爱土地、挚爱生命的谢以铨却“铁心务农”，一干就是一辈子！当然，也就更少有人知道他几十年在棉田麦垅中奔走时还带着多少疾病：高血压、胃病、肾病、慢性气管炎和便血！他是农业害虫的克星，为了保护那些绿色的生命，布下天罗地网，法力无力，使害虫无处逃遁，却很难抽出时间来对危害自己肉体的“害虫”进行有效的防治，尽管他有一位身为护士长的妻子。他太忙了！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六日，谢以铨偕同周教授应邀前往桂林柑桔研究所讲学。机票是他亲自“跑”来的，临行前一天还在系里陪同日本朋友修理仪器，当晚又赶到周教授家，以便第二天一早照顾着老师和师母前往机场。
“桂林山水甲天下”，谢以铨初游桂林，心情格外好。
在桂林柑桔研究所，他作了《经济阈值》的学术报告，那精辟的理论和深入浅出、联系实际的阐述，不厌其烦的耐心解答，博得桂林同行的高度赞赏和真诚感激，而讲课酬金却分文不取。短短的几天时间，他留给人们难以忘怀的印象。同行们纷纷要求再增加几次讲课时间，而谢以铨却必须赶回去了，因为预定在十七日他要给农大的研究生上《植物抗虫性原理》课，这是决不能耽误的。所长说服大家：“谢老师这次是带着病来的，就不要加重他的负担了！”并且盛情地握着他的手说：“谢老师，欢迎您再次来讲学，周教授年岁大了，下次我们单独邀请您，明年、后年都可以，由您定！并且请您的夫人也一起来，我们以接待周教授夫妇同样的规格接待你们。一言为定啊……”
十一月十五日，谢以铨陪着老师和师母飞抵北京。深夜，农大的小汽车载着他们回家，为了让老师和师母早些休息，谢以铨让司机直送周教授夫妇，他自己则中途下车，辗转乘公共汽车和地铁回他那远在京城西南隅的家。“再见，教授，师母！”“再见，以铨！”他们互道珍重，在夜色中告别，相约在两三天以后见面……
没有了，他们再也没有见面的机会了，三十一年的亲密合作，以突如其来的方式宣告了结束！周教授抚尸痛哭。两个月前谢以铨兴致勃勃地为老师庆贺了八十大寿，而他自己却在五十三岁匆匆离去了，“白发人送黑发人”，这是什么样的悲剧啊！
死者的妻子赶来了。在电话中她只听说以铨病了，一路猜测着也许是肾结石发作，也许是又便血了，唯独没想到丈夫会死。她走进空军医院的急诊室，急切地要看看丈夫到底怎么了，可是，人们拦住了她，要和她“谈谈”。她看到农大领导和周教授夫妇那难以抑制的悲痛神情，护士长的职业敏感立即使她明白了是什么样的厄运降临自己头上了。她刹时失去了往日在抢救危重病人时的冷静，瘫倒在地上。她撕碎了的心在呼喊：“老谢！你……怎么会死？怎么……能死？”
谢以铨永远也听不见亲人的呼唤了！在急诊室当护士长的妻子曾经抢救过无数人的生命，却无法救活自己的丈夫了，连亲自给他打一针都没来得及！
就在前天深夜，他风尘仆仆地从桂林回到了家，一进门就看到小女儿正躺在床上，床边吊着输液的瓶子。
“怎么了？”他那疲惫的脸上布满惊惶。
妻子告诉他：“你走的时候，孩子不是正咳嗽嘛，是大叶型肺炎！”
他奔到床前，伸出慈父的手，抚摸着女儿的额头。他知道在他离家期间妻子独自承担了多大的烦恼和忧愁。孩子生病是应该住院的，可是妻子为了节省那一笔住院的额外开支，把药买回家给孩子输液、打针……丈夫太理解妻子了，谢以铨的眼中闪烁着睛泪花。
女儿露出笑容，欢迎爸爸归来，她知道爸爸出这趟远门一定很累了，回了家，得让他高兴！
谢以铨的情绪才安定了下来，他一边脱着外衣，一边对妻子谈起这次桂林之行。
“你在外边儿犯病了吗？”妻子却急着问他。他在临走的前几天，肾结石急性发作，疼得在床上打滚儿，过后却又忙着工作。妻子逼着他看病、吃药，并且替他预约好了七号去检查，他却说：“不行，六号我就得出差！”妻子拧不过他，只好给他带上药，让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