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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航空学院仅在七个月中便有七名中年知识分子死去，平均每月一条命……
据《光明日报》报道，中华医学会对北京十一个单位调查，发现中年科技人员患慢性病的占总人数的百分之八十一点四。
北京两年来中年知识分子死亡四百三十四人，高于同期职工死亡率。另据一九八三年的调查，中年知识分子的死亡率是老年人的二倍多，近年又有上升趋势。无情的病魔对准了中年知识分子，一个一个地吞噬，这不能不引起全社会的震惊和深深的忧虑！我为这一连串触目惊心的黑色数字而万分痛心！
据悉，国家体委科研所李力研对我国十一个省、市二十余所大专院校和科研机构的一万多名中高级知识分子进行了体检调查、对二万多名中高级知识分子的近期死因作了统计，发现：我国中高级知识分子的寿命比全国人均寿命要短近十年。据五年来的统计，他们的死亡平均年龄是五十八点五二岁，而全国人均寿命是六十八岁。在二万多名已故中高级知识分子中，死于中年（四十至六十岁）的占百分之六十一点四二。四十至五十岁之间是他们事业的黄金期，也是他们的死亡高峰期，百分之三十一点八四的中高级知识分子死于这个年龄段。接下来的一个年龄段：五十至六十岁，是他们死亡的第二高峰期，死亡率为百分之二十五点八四。由此可见，我国有一大半的中高级知识分子死于四十至六十岁之间。他们死亡的另一个特点是：专业职务越低，死亡的平均年龄越小。教授级知识分子的死亡平均年龄基本上与全国水平一致；副教授的死亡年龄是五十九点二五岁，低于教授；讲师的死亡平均年龄只有四十九点二九岁，又低于副教授。一个完全颠倒的阶梯！如此下去不知该怎样“接班”？
有一次，我去医院探望一位因病住院的中年知识分子，猛然发现在医院的大门旁新设了一个出售寿衣的商店，而且醒目地写着大字招牌：“中老年寿衣，品种齐全”！我的心惊悸了！这一行业的生意兴隆无疑是一个恶兆，中年人的“寿衣”已是热门货了。那黑字招牌搅得我久久不能安宁！
中年知识分子问题，已经是一个紧迫的、特别的问题，应该采取特殊的措施来解决，正如五年前陈云同志就提出的：对中年知识分子问题，不能“按部就班”地解决。“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中华民族是个极富有同情心的民族，对这个动荡不安的地球有着强烈的责任感。我们曾经先后为援助越南、柬埔寨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曾经为救护非洲灾民而募捐，为尚未到来的亚运会大张旗鼓地搞了许许多多的义演义卖义展却不曾为我们的知识分子“募捐”过一分钱，以解决他们工作和生活上的困难。大概也很少有人知道，像陈景润那样的著名数学家现在还得用纸、笔演算而没有国际先进设备——计算机，因为“我们数学所买不起”！我们曾经为抢救大熊猫、为修复长城发动了千家万户募捐，连娃娃们都省出了买冰棍儿的硬币，唯独没有为我们的知识分子掀起过这样全民族的热忱。大熊猫是国宝，知识分子更是国宝；长城是民族的的骄傲，知识分子更是民族的骄傲。在科学与文化已成为社会进步杠杆的现代社会，知识分子是我们在科学文化的激烈竞争中，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一笔巨大财富，是用血肉和智慧筑起的一道新的长城！
我们有昂扬的尚武精神，历来对浴血奋战保卫疆土的将士充满了敬仰，从五十年代脍炙人口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到八十年代传遍全国的“理解万岁”，显示了人民和军队血肉相连、息息相通，这当然是慷慨悲壮的。但是，我们还有另一支军队，知识分子的队伍，他们也在“打仗”，为了祖国的繁荣、强盛而作战，“出不入兮往不返”，“首身离兮心不惩”，毫不吝惜自己的血肉之躯。他们也是“最可爱的人”，也应该“理解万岁”！
中年知识分子是社会的中坚，是国家的宝贵财富，是承上启下的重要环节，是连接历史和未来的中心纽带。他们关系着四化大业的实现。国家的繁荣昌盛要靠他们，老一辈的事业在他们手中延续和发展，下一代的成长在他们的带领下成熟和开拓，他们是一批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造就的、久经考验的“良种”。
一批优秀的中年知识分子相继为国捐躯了，活着的同伴们还在继续他们未竟的事业，这些人已经非“抢救”不可了！
近年来，青年知识分子出国成风，人才外流的势头有增无减。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年知识分子的境遇所给他们造成的心理影响有关。八十年代的年轻人和上一辈不同，他们有对自身价值的强烈追求，不甘心再走中年人的老路，他们也较少社会和家庭负担，不像中年人那样“故土难离”，便不约而同，一走了之。十年浩劫已经造成了严重的“青黄不接”，我们又用了十年培养的人才却纷纷“留洋”，那么，我们的科技、教育、文化事业将交给谁呢？交给那些弃学经商、“长途贩运”、“转手倒卖”的人吗？当今世界，“知识爆炸”；明日寰球，群雄竞起，若欲取胜，凭的是知识，是智慧！改革大业，千头万绪，最重要最根本的是改革人的素质，是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质量！正如紫阳同志在十三大报告中所指出的：“从根本上说，科技的发展，经济的振兴，乃至整个社会的进步，都取决于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和大量合格人才的培养。”人才的早夭和流失严重地威胁着四化大业，一代中青年知识分子的命运影响了两代人，我们不能以民族的前途作抵押！
一位做了几十年统战工作的老同志对我说：“现在经常开‘三会’：老年人的祝寿会，青年人的欢送会，中年人的追悼会！”
这是感慨，还是自嘲？我们的民族富有幽默感，非常善于从生活中捕捉可以写入《笑林》的素材，但这“三会”的顺口溜却令人无论如何也笑不起来。是啊，我们多么希望开更多的“祝寿会”，愿我们的老一辈科技权威、文坛泰斗、讲台宿将、艺术大师都青松不老，寿比南山；愿我们的中年知识分子青春常在、生机勃勃，也出现众多的寿星，将来，都为他们庆祝八十大寿、九十大寿，纪念他们从事某项事业的多少多少周年，那将是知识的大幸，人才的大幸，民族的大幸！
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知识分子是筑成新长城的中流砥柱！为了中华民族的腾飞，抢救中年知识分子迫在眉睫！
谨以本篇向英年早逝的中国知识分子、我敬重的兄弟姐妹们致哀，为活着的他们的同代人折福！
我亲爱的读者：当我拿到这篇报告文学的校样时，我不得不告诉你们：文中那位大直径和特大无缝钢管轧机的发明者高建民，最终没能逃脱死神的魔掌。一九八八年三月二十五日，他以四十五岁的年龄与我们永别了。这又是一位在新长征路上为国捐躯的烈士，可惜没有人给他烈士的称号。
——作者追记
刘三姐与黄婉秋（一）
何培嵩＇壮族＇
在我的二十多年的艺术生涯中，尤其是近十多年来，我的荣辱，毁誉，离合，悲欢——总之，我的命运，不知不觉地与《刘三姐》联结在一起了。
——黄婉秋
一 在刀枪面前
动乱岁月。桂林。
一九六七年春末夏初的一天，苍穹明净，阳光灿烂。但风华正茂的黄婉秋的心里布满阴霾。近来她的心境常常如此。
桂林市歌舞团的两个宿舍。这天，她有事到另一个宿舍去串门。
两个工人模样的青年，尾随着找到了她。这两个青年，一高一矮，腰扎武装带，手提半自动步枪，都是一副辨不清春夏秋冬的脸。那气势甚是吓人。
她与他们素不相识。
“你就是黄婉秋吗？”
“嗯。”
“跟我们走！”高个子说。将枪托使劲朝地上一顿。
走？上哪儿？她无从知道，也无从问。桂林如今乱得很，早就分在了两派。黄婉秋由于一部《刘三姐》而成了“文艺黑线人物”，那派都无资格参加，那派都不要她。但那派都可以任意揪她，批斗她。她就像一堆像皮泥，任人搓捏，要她圆就圆，要她扁就扁。
真可谓：人为刀俎，她为鱼肉了。
而今天，是全副武装的人来找，看这架势与平日的“口诛笔伐”大异，这使她隐隐想到了“死”字。最近，桂林随意枪击和“木决”人的事，常有所闻。
她抬脚准备走。
“去什么地方？”她忍不住问。
“想知道？”
“想！”
“好吧，”矮个子将半自动步枪上了膛，在她眼前来回晃了晃，“告诉你也无妨：染——织——厂——！”
他直勾勾相着黄婉秋，有意把声调拖得老长。
婉秋只觉一股寒气袭来，不禁浑身一震。染织厂门前有一条桥，是一些乐于“收拾”人的亡命之徒所偏爱的地方。他们把人弄死了，往桥下的一张水塘一推，谓之“水葬”。婉秋听团里一位朋友说，就在十多天前，在那桥上枪决了七个无辜，那惨状让人不忍卒看。
自己是第八个冤魂！——这念头闪电般掠过她的脑标。看来，这是无疑的了。
文化革命前，她演过歌剧《江姐》，她正是饰江姐一角。江姐被叛徒甫志高出卖。沈养斋将她押赴刑场时，她整衣照镜，梳理鬓发，而后从容就义。
这么一联想，婉秋忽然有了一种视死如归的感觉。死，对于她，不是可怕的了。
她想学江姐，最后梳理一次头发。可是，找不到镜子，也找不到梳子。
她摘下手表，交给一位相熟的老太婆：“老人家，劳烦你交给我姑妈。就说：我去了，去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或许再也见不着她了，让她多多保重……”
从七岁始，直至十三岁考入市桂剧团前，她都是姑妈抚养的。姑妈待她如同亲生女儿。
这块上海牌女装表，一百元买来的，玲珑小巧，走时很准，是婉秋的心爱之物。如今，她只能用它来送给姑妈，感谢老人的养育之恩。
做完这些，她随他们出去，神色自若。
走的正是去染织厂的方向。
他们急步走着。那二人一前一后，她居中。
阳光照在她身上，暖融融的。她留恋地四顾。怎么？树，这么绿；湖水，这么清；山，这么美……一切都比平时好看。
人生短暂，如同朝露。唯有这山，这水，才是永恒的。
两只不知名的小鸟在湖边一棵树上，啁啾追逐。她看了它们好几眼。心想：它们真幸福！
这些感情，她过去从未有过。
她看到那条桥了。不远，估计距此不足五百公尺。
“站住！”前面那高个子喝道。他回身走到她跟前，将她上下打量了一遍，“哼，漂亮——漂亮的脸壳有什么用，演坏戏，毒害人民！”
她坦然地回望对方的眼睛。莫非他们就在这儿动手？她侧目远处那条桥，仿佛闻见了那张泡沫斑驳的水塘里泛起的阵阵腐臭。
后面那矮个子走上来：
“你怕不怕死？只说一个字：怕。——我们立即放了你……”
他们看着她。
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