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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莞尔一笑。
挨饿一个多月，她体重减了二十多斤，走台感到身子轻飘飘的。结果，她表演的时候，不论唱、念、做、打，一概得心应手，和“文革”前差不多了。她好高兴哩！
刘三姐与黄婉秋（十一）
何培嵩＇壮族＇
十一 追求
毋庸疑义，黄婉秋挨饿减肥，是出于对艺术的追求。但是，黄婉秋所追求的难道就只是艺术吗？
这年的春节前，四川省团委邀请黄婉秋伉丽赴成都，在“迎春晚会”上演出。
每年，他们都举行这种晚会，并特邀一两个外地名演员，以壮声威。
她俩在城北体育馆，连演三场，场场爆满。
离蓉前夕，省团委杨书记特来致谢。走之前，递给婉秋一个厚叠叠的信封。说：
“这是一点点小意思，略表谢意，万望笑纳……”
婉秋猜到几分了。启封，果然，十张“大团结”——整一百元。
她打定主意不要这钱。但就这么退回去，热情的主人不仅不纳，而且肯定会不悦。
她想到了一个人。他叫张飙。
张是《中国青年报》驻四川记者。这些天来，在来访，交往中，婉秋与他成了好朋友。
她找到张。道：
“求你帮个忙……”
张心中有数。笑说：
“看我能不能帮上忙。”
她将信封递过去：“请你转交省团委。就说，心意我领了……这事，只有你能做好。拜托了！”
张笑而不接。
“我转交倒不难。要是团委又给你寄去呢？”
“我再寄回来！”她毫不犹豫。
张飙感动了。他知道她是真心的，她真会这样做。这几天来他看到的几件事，使他坚信这一点。
黄婉秋刚到成都，省团委曾派来一辆上海牌小轿车，专供她夫妇俩游览和探亲访友使唤。
她对司机说：
“请您把车子开回吧。我们用不着。要上哪儿，我们可以走路，或者乘公共汽车……”
她的言词恳切。司机照办了，但惊讶和佩服极了。他从没见过这样有小车不坐的人！
还有。
她夫妇俩被安排在一间有暖气设备的、卧具考究的双套间里。她几次要求换房，说：“住得太贵了。不需要这么特殊照顾的……”
特殊么？非也！如今好多人出公差，都往“高级”上靠。
张飙只好把信封接过来。但声明道：
“要是他们又来找你的‘麻烦’，我可不负责任。”
婉秋想了想。
“这样吧：等我们上了飞机，你才把这钱交出去……”
真乃万全之策。张飙叹服，无“计”可施了。
在旁的一位四川歌舞团的演员，把这些都看在眼里，不禁感触良久，也道出两件事来。
其一：某年“迎春晚会”，邀请来一位闻名遐迩的相声演员。演毕，四川人民感谢他的精彩而热情的表演，赠予他一辆嘉陵牌摩托车。他谦让了一下，笑纳了。
其二：又某年，请来一位颇具盛名的女电影明星——据说她是乐意要钱的。在体育馆演唱时，弄姿作态。不少观众知道她的秉性，纷纷往她的脚下掷镍币：“你不是想钱吗？大把给你！”
语毕，这位演员钦佩地对婉秋说：“有人求物。有人求钱。有人求名。有人求不朽。有人求生。有人甚至求死。你究竟追求些什么呢？”
问得好！
然而，婉秋笑而不答。
也许她只想用行动来回答吧！
一九八三年仲夏，黄婉秋赴广东省梅州演出，途经广州省亲，却惊动了商界的人。
广州有个“××”餐厅，专设音乐茶座。以食品精美，陈设豪华，歌曲典雅而名满羊城。
这里收费昂贵。只要你坐下来，一杯清茶，几件点心，便是七元钱。所以，茶客大多是殷富人家。
为了招徕顾客，这里专邀名歌星演唱。歌者只需手拿麦克风，往一个螺旋形的楼梯口一站，脸向三面茶客，唱上一至二首歌曲，便可以得到十元以上的酬金。
当黄婉秋到达广州，便有人告诉她，有这么个音乐茶座，有这么个容易捞钱的地方，劝她去唱。并说，如果她愿意，他可以去磋商。
一晚，那人带她亲历其境领略了一番。
但见一个个歌星，或西装革履，或袒肩露背，在忽明忽灭的、变幻着无数种色彩的、令人眼花缭乱的电子灯光照射下，用一种软绵绵的催人欲睡的调子哼唱——据说，这是一种时髦的气声唱法……不少听众还蛮喜欢听的哩！
她不想看，也不想听了。
“怎么样？”那人问。
“我不唱！”她感到耳根一阵热。
“嗨，凭你这《刘三姐》，保你‘杀’得开！你知唔知？港、澳、新加坡一带，叫你做‘歌仙’呵……”
“跟你说，我不唱嘛。”她不想多作解释。
“啊，明白了！你是担心毁了你的名？唔怕唔怕，香港和国内好几个歌星都在这里唱过的。”
香港某位刚刚走红运的歌星，以及国内某位因气声唱法而名噪一时的次高音，均在此慨然献过艺。这，黄婉秋也曾有所闻。
对此，她实在不敢恭维。她的思想也尚未“解放”到这个地步。
“她们唱她们的。我不想唱。”她淡淡地道，一脸严肃。
不可思议！那人对她盯视好久，仿佛看一个“天外来客”。
对钱，她并不看得那么重。钱毕竟是身外之物，而人格才是顶可宝贵的。
前年，她随桂林歌舞剧团到海南岛，演《刘三姐》。足迹踏遍琼崖十三个县，八十天演了七十九场，她场场主演。团里让她多领一些补贴费。这是主要演员应得的，论功行赏，无可厚非。
但她没多领。结果，她白白少拿了二百多元。她不愿意把自己摆在“高人一等”的地位。
那么，她求名吧？
她不是有颇多的头衔吗？诸如：中国电影家协会理事，广西影协常务理事，全国文联会员，广西政协委员，桂林市人民代表，桂林剧协副主席，中国剧协会员，广西青联常委。等等。
然而，这并非她求来的，是党和人民给的。是她应得的荣誉。
事实上，名，非她所欲也。
八○年，《福建青年》评选三位“你最喜爱的影星”。
黄婉秋和王丹凤、陈冲三人中标。
福建频频来函催请她赴福州参加联欢活动，她没去。其时，恰逢她主演话剧《报春花》，分不开身。
不能去，她并不怎么觉得遗憾。她对朋友说：“从桂林至福州，路途那么远；加上参观，座谈，该耗去多少时间？再说，王丹凤是老师，陈冲是新秀，我呢？还不是凭当年那部《刘三姐》。这几年在艺术上没多大成就，何必靠吃老本去凑那个老中青三结合呢？”又说：“我们失去的实在太多了，我需要的是时间，时间比一切都宝贵！”
那么，她别无他求了？
有的。她早已另有信仰，另有向往。从“文革”前直至今天，近二十年来，她总共递交过五、六次入党申请书。她说：“从很小很小的时候起，我就会唱这么一首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毛泽东请彭德怀出山
马泰泉＇回族＇
一
中南海丰泽园。
毛泽东给他的那位老战友六年来第一次要通了电话之后，便缓缓地走出菊香书屋，沿颐年堂曲廊走进那座田园诗般的叫着“静谷”的庭院里。早晨的空气温馨而清醇。他在那株苍绿的连理柏下驻足片刻，而后反剪双手悠然地散步。虽是一夜未眠，可他却毫无倦意。
“主席，吃早饭吧……”卫士长脚步轻轻地走过来，小声道。
“呵，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吧。”他应着转身回到颐年堂门口，忽而凝视眼前的奇花异草，忽而举目向大门外眺望——显然他是在静静地等待着那位一别六年未见的老战友的到来。
二
吴家花园。
天刚蒙蒙亮，彭德怀仍和往常一样在后院那片“自留地”里忙碌起来：给几畦白菜锄完草，便又提着粪桶一棵一棵地浇肥……
“彭总，彭总。”警卫参谋景希珍边跑边向他喊，“快，快去接电话，是毛主席打来的！”
“真的？你没听错？”彭德怀蓦地站起来，盯着景希珍问。
“真的，毛主席要您亲自接电话。”景希珍急促地说道。
彭德怀放下粪桶，疾步跑回住室，一把抓起话筒，没等出声就听到一个稔熟的乡音在耳边响起：“德怀吗？你现在来吧，我等你。”
彭德怀抑制着激动：“主席，您工作了一夜休息吧，我还是另找个时间去吧……”
毛泽东说：“你这个人，叫你来你就来嘛！我们好久未见面了，你快来，我们好好谈谈。”
彭德怀握着话筒，许久说不出话来。
几天前，他突然接到毛泽东办公室打来的电话，说主席有重要事情找他商谈，要他马上到人民大会堂去。他听后，情不自禁地对秘书綦魁英说：“怎么样，我说主席忘不了我吧！主席会想着我的！……”可是，到了人民大会堂，接见他的不是毛泽东，而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彭真同志。彭真向他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要他到成都担任“大三线”建设的副总指挥。他听了颇为不快。他请彭真将他的意见转达给毛泽东：我这个样子不好出来工作。“三线”建设关系重大，我不想再搞和军队有关的事情。要让我出来工作，我愿意抓农业，到人民公社当农民或到国营农场参加劳动。彭真表示一定如实地向主席汇报。他回到住所后，马上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陈述了自己的意愿，并恳切他要求想和主席当面谈谈。
此刻他想，一定是主席听了彭真的汇报、又看了他的信之后，才亲自打来了电话。听那浓重的湖南乡音，亲切而又深沉，毕竟是风雨同舟几十年的同乡的战友啊！……
他放下电话，仿佛决战时刻下达命令似地对景希珍说：“景参谋，快叫小赵发动车，去中南海！主席要见我，正等着我呢！”说着拉起景希珍就往外走。
景希珍上下打量了他一番，故作严肃的样子说：“彭总，你瞧瞧您这身打扮，地道的农民老伯，胡子这么长，衣服又这么破，连抓大粪桶的手都没有洗一洗，就这样去见主席呀？”
彭德怀低头看看自己的衣着，又摸摸胡子拉碴的腮帮，不禁哈哈大笑起来：“要说咱中国的农民，不都是这个样子嘛！不过，今天要去见主席，我是得整理一下。景参谋，我刮胡子，你去给我找一身干净衣服来，五分钟必须结束战斗！”
三
彭德怀坐上当年访问苏联时斯大林赠送给他的“吉姆”车驶进了中南海。当他拉开车帘看到丰泽园出现在眼前时，马上叫司机停住车，打开车门走了下来。
仰望着丰泽园门额，他激动的脚步有些颤抖。登上台阶，肃立于门口的警卫战士庄严地向他敬礼，他马上举手还礼，姿势还是那么标准。他感到浑身有一股鼎沸的热流在奔涌，他感到自己同警卫战士一样年轻。
自从庐山会议后搬出中南海，六年来没有来过一次，两位同乡彼此也未见过一面。生死与共的老战友在一起生活的岁月能有多少个六年？今后的日子里还能再拥有多少个六年？……这位戎马倥偬的元帅感怀万端地登上了最后一道台阶。
当他一眼看到伫立在颐年堂门口那高大魁伟的身躯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