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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一时期，朱可夫来到基辅特别军区，受命担任军区司令员。朱可夫一到任就积极开展工作。他走遍了军区几乎所有的部队和兵团，并在１９４０朱可夫传 ５２年夏秋两季，在基辅特别军区的部队进行紧张的战斗训练。当时在军区任作战部长，朱可夫在列宁格勒高等骑兵学校的同学——巴格拉米扬对朱可夫有一段精彩的描绘：
“１５年以来，朱可夫比其他同学更为一帆风顺。他有这样的成就我并不感到奇怪。在战前几年所有飞速提升的军事指挥员中，他无疑是最杰出的最有才能的人。我们一道在列宁格勒学习的时期，就数他不仅最有达到既定目的的铁一般的毅力，而且最有创见。在我们演习时，他经常有些出乎意料的表现使我们感到惊异，他做出的决定经常引起最大的争论，而他总能以少有的逻辑性来为自己作辩护。……和战前时期某些军事将领相对比，朱可夫不仅有军事才能，而且有坚强的性格，对不自觉的人他是不宽恕的。但他对下属的严格要求，很少表现为粗暴无礼，而这是那时不少军事首脑所特有的。只有百无一用的废物才觉得他可怕。朱可夫还有一个特点很突出，如果他想达到某个目的，他不是‘慢条斯理， 小心谨慎， 迂回曲折’，而是笔直向目标前进的 。”
朱可夫的工作也得到当时的乌克兰党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的赞赏。赫鲁晓夫在后来的回忆录中谈到他对朱可夫的看法，他说 ：“朱可夫接替铁木辛哥使人十分满意。他是一位天才的组织者和强有力的领导朱可夫传 ５３人。他在战争中的表现是有气概的。可惜的是，像铁木辛哥和朱可夫这样的人是少数。在老的近卫军被清除以后，像麦赫利斯、夏坚科、库利克这样的人跑了上来，国防人民委员会成了病狗窝。麦赫利斯就是那些最糟糕的人中间的一个 。”
朱可夫很快在野外作业中发现，担任集团军、兵团及司令部领导职务的都是比较年轻的军官，才从较低的职务提升上来不久。因此，战役战术基础很差，尤其对现代战争了解甚少，而对旧的教科书上的条条框框奉若神明。对此朱可夫深表忧虑。
这一时期，朱可夫开始大胆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对一些敏感问题不避不让。他对军队中的政委制提出不同看法。他告诫说，军事胜利只有经过红军指挥员和政工人员的艰苦工作才能取得。他建议实行单一首长制。朱可夫成了对这个问题带头的最敢于说话的倡导者之一。
朱可夫很有预见性地提出，复杂的国际局势随时可能发生变化， 应在复杂的国际舞台上防止有人（指德国人）“耍花招”。他明确提出，签订互不侵犯协定主要是用来争取时间，必须要让西部的红军保持完全动员状态，以免被敌人打得措手不及。
１９４０年９月，朱可夫接到总参谋部的通知，让他参加１２月在莫斯科举行的高级指挥员会议，并朱可夫传 ５４指定他在会上作题为《现代进攻战役的特点》的报告。通知还说，会议期间，将进行大规模的战役战略演习，指定朱可夫为演习中的“蓝”方。
这场演习作为战略情况基础而假设的事件是在苏联遭到德国进攻时西部边界可能发生的情况。“ 蓝”方（德军）假设是进攻一方；“ 红”方（红军）假设是防御一方。“蓝”方６０多个师，“红”方５０多个师。
演习充满了戏剧性情节，朱可夫指挥的“蓝”方部队，在演习中取得了胜利。而“红”方所遇到的情节与１９４１年６月２１日苏联遭德国进攻后所发生的一些情况在很多方面很相像。
演习后，斯大林把总讲评安排在克里姆林宫进行。国防人民委员部和总参谋部的领导人、各军区司令员及参谋长均被邀请到克里姆林宫。除斯大林外，出席讲评的还有政治局其他成员。可见这次演习受到斯大林的高度重视。
演习讲评后的第二天，斯大林把朱可夫叫到他那里，对他说 ：“政治局决定解除梅列茨科夫总参谋长的职务，任命你接替他 。”朱可夫对这一决定感到突然，他一下不知如何回答。
“我从没有在司令部工作过。我一直在部队里。总参谋长我干不了 。”朱可夫沉默了一会儿说。
“政治局决定任命你，你应该服从 。”斯大林严朱可夫传 ５５肃而期待地说，他把重音放在“决定”两个字上。朱可夫从斯大林的语气中意识到，这是最高统帅已决定的事，任何反对都无济于事。朱可失立即表示，感谢最高统帅对他的信任，然后说：
“好吧，如果发现我不是一个称职的总参谋长时，我将请求再回部队 。”
“好的，我们谈妥了，明天中央颁布命令 。”斯大林说。１９４１年１月３１日，朱可夫正式出任苏军总参谋长。
朱可夫一到任就立即投入工作。整个２月份，他集中精力仔细研究了与总参谋部活动有直接关系的档案资料。每昼夜工作１５到１６个小时，常常在办公室过夜。这主要是因为朱可夫自认为不熟悉总参谋部的工作。以他的工作作风，他决不允许自己对工作一知半解。
经过研究，朱可夫发现军事理论已经符合时代要求，但是实践却落后于军事理论。尤其像苏联这样一个大国的防御方面，存在许多严重的问题。总参谋部的人告诉他，他的几个前任也都不止一次地提出过这样的意见，但没有被足够重视。
这一时期，大量的德军集结在东普鲁士、波兰和巴尔干，引起了朱可夫的极大不安。更使他不安的是，西部各军区都缺乏足够的战斗准备。
朱可夫传 ５６
朱可夫和铁木辛哥尽了最大的努力推动苏军的改革，然而时间却成了主要问题。原来的有关战前的军队作战计划、动员计划和战役战略展开计划都必须修改和重新制定。早在１９４０年秋天，就对原来的作战计划作过重大的修改，使之更加符合一旦遭到袭击时必须完成的任务。但计划存在有战略上的错误，这是由一个不正确的论点造成的。
当时认为最危险的战略方向是西南方向的乌克兰，而不是西部方向的白俄罗斯。事实上１９４１年６月希特勒统帅部正是在白俄罗斯方向集中使用了最强大的陆军和空军集团。正是白俄罗斯方向距离首都莫斯科最近，从这里进攻符合希特勒摧毁苏联的闪电战术。
然而斯大林则认为，如果希特勒对苏联进攻，那么首先是力图占领乌克兰和顿涅茨河流域，以夺取苏联最重要的经济地区，掠夺乌克兰的粮食、顿涅茨克的煤，然后是高加索的石油。斯大林甚至在１９４１年春天审查作战计划时说：“没有这些最重要的资源，德国法西斯就不可能进行长期的大规模战争 。”
对于斯大林所具有的威望，当时是没有任何人想去怀疑他的，其中包括朱可夫。因此在１９４１年春天修订作战计划时，这一战略上的错误没有完全被纠正，也没有在西部方向部署更多的兵力。
苏联的计划执行得太慎重太缓慢。而此时的德国朱可夫传 ５７正加紧准备进攻苏联。到１９４１年５月５日，德军已有１０３—１０７个师集结在波罗的海到黑海全线。６月１日德军增加到１２０个师。截至１９４１年６月，德国军队比１９４０年增加３５５万人，总数达８５０万人，即２１４个师。而苏联到６月份，连同征召的补充兵员在内，共有５００多万人。
朱可夫经过数次报告，最终得到斯大林的批准用野营集训的名义往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各增调两个简编的合成集团军。斯大林特别要求军队极其谨慎，并采取战役伪装措施。但由于运输力量不足，部队调运工作进行得太慢。铁路车辆仍然按和平时期的时刻表运行。
此时的斯大林一直抱着这样一个愿望，战争能避免则避免，实在避免不了则尽量往后拖。要尽一切可能的办法避免德国在１９４１年秋季以前进攻，到了那时德国要在这一年发动进攻已经太晚了。
然而斯大林犯了一个时间上的错误，而且在这一时期斯大林发展了一种病态的猜疑心理，他认为战争爆发还有相当的时间。１９４１年４月底，英国首相丘吉尔给斯大林写了一封密信说 ：“我从可靠方面获得确定消息，当德国人断定南斯拉夫已落入他们的掌心以后，即３月２０日，便开始将驻在罗马尼亚的五个装甲坦克师中的三个师调往波兰南方。而当他获悉朱可夫传 ５８塞尔维亚发生革命时，又取消这一调动。阁下会很容易看出这些事实的意义 。”
对于丘吉尔的暗示，斯大林是不相信的，他反而认为，英美政府竭力怂恿德国对苏联作战，此信是为了挑拨苏德交战。丘吉尔对此大为不满，他评价说：“从１９４０年９月到１９４１年７月希特勒发动进攻为止，斯大林确实是一个既感觉迟钝又反应灵活，同时掌握情况很差的巨人 。”
为了避免战争，斯大林甚至不惜讨好德国人。１９４０年４月，斯大林到火车站为日本外交部长松岗泽右送行。在与德国大使握手时，他亲昵地拍着德国大使的肩膀，请他帮助保持德国和苏联的友好关系。在斯大林的指示下，苏联的宣传媒介也统一对德国保持友好的口吻。
朱可夫在晚年回忆时，承认 ：“我应该做较为艰难的努力来说服斯大林，使他明白即将发生的事情。也许我没有以有足够说服力的方式向斯大林证明有必要使部队处于戒备状态，对这一事实我是不能推卸责任的 。”但他随后又补充说 ：“可能在这方面我对他也起不了多大影响，我只能劝说，最后的决定，自然还得斯大林来做 。”
事实上，朱可夫任总参谋长期间做了大量的战争准备工作，是功不可没的。５月中旬，朱可夫总参谋朱可夫传 ５９部制定了一个补充作战计划。这是一份十分重要的计划。计划要求在宣布动员后的几天内立即向边境军区迅速增援。令人遗憾的是，在这危急关头，斯大林仍然处于一种矛盾的状态。
１９４１年６月１３日，铁木辛哥当着朱可夫的面给斯大林打电话，要求批准下令边境军区部队进行战斗准备，并根据掩护计划展开第一梯队。
斯大林回答说 ：“让我再考虑一下 。”
第二天，朱可夫又到克里姆林宫，当面向斯大林报告自己的不安心情，再次请求必须使部队进入一级战备状态。
斯大林说 ：“你们要进行全国动员，立即把部队调往西部边境吗？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