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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粟裕给安徽省军区的负责同志打了电话，钟家两兄弟都加入了人民海军的行列。
1972年1月10日。北京，八宝山。
京城，寒凝大地，泪洒黄土。
一排排小轿车有序地停着，黑压压的人群佩带着白花和黑纱，人们除了泪水便是抽泣。这天，中央在八宝山为戎马半生的陈毅元帅举行追悼会。
粟裕更是悲痛不已。“陈粟”这个在战争年代连在一起的称呼，即使进入了和平年代，人们也还是不愿将他们分开。今天陈老总走了，粟裕顿觉独木难支。
八宝山公墓礼堂，人们默默地沉浸在悲痛之中。突然，毛泽东、周恩来走来了。
毛泽东苍白的面容，无力的步伐，迟缓的语调，顿时使礼堂的气氛更加悲凄。人们看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看着毛泽东的神态，霎时间，己泣不成声。
粟裕赶到毛泽东面前，和毛泽东紧紧握手。这是“文革”以来，他们第一次在公开场合见面。
毛泽东握着粟裕的手，凝视着将军的苍苍白发，不无感触他说：“井冈山时期的老战友不多了！”
“主席也要多加保重！”粟裕向毛泽东祝愿道。
毛泽东的一句话，使身处逆境的粟裕由衷地感到了莫大的欣慰。
同时，粟裕心里在说：“陈军长，您安息吧！毛主席来了，周总理来了，人民没有忘记您！”
陈毅夫人张茜满脸泪痕，走进毛泽东就坐的大厅。粟裕站了起来，毛泽东也想起身，张茜快步上前，拦住毛泽东，哽咽着说：“主席，您怎么来了？”
毛泽东凄然泪下，慢慢地一字一字他说道：“陈毅同志是个好同志！”
接着，毛泽东如数家珍般地诉说了陈毅的革命功勋。
追悼会上，周恩来缓慢、悲痛地念着悼词。毛泽东站在队伍的最前列，听着悼词，勾起了一幕幕往事，悲痛万分。毛泽东身后的粟裕，早已以泪洗面了。空气凝固了，呜咽之声在八宝山上空回荡。
毛泽东、周恩来要离开会场了，粟裕走上前去再次与他们握手道别。
毛泽东上车几次都没上去，警卫人员扶了他一下，才上了车。他坐在车里隔着玻璃向送行的人们挥手。
这一瞬间，粟裕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仿佛有一种大厦将倾的感觉。但他心里还是在祝愿主席身体健康，多活几年。
1972年春节前。天津港。
春节前的数日，大雪纷飞，天寒地冻。
由于“四人帮”的破坏，天津港发生了压船压货的严重问题。粟裕受周恩来指派，立即赶到天津，冒着严寒，视察码头，看望船员。之后，他马上组织召开了干部、工人座谈会，对大家说：“同志们，我代表总理看望大家来了。快过年了，我们这里出现了压船压货的问题，我们应该共同商讨一个解决的办法，尽快加以解决。抓革命，也要促生产嘛！”
天津港干部、工人在粟裕的引导和鼓舞下，不几天，解决了天津港的压船压货问题。后来当周总理提出三年改变港口面貌时，粟裕深有感触他说：“我国除了有一万八千多公里的大陆海岸线之外，还有五千多条自然河流，总长度达四十三万公里，以及九百多个大大小小的湖泊，这些江、河、湖、泊过去是打击敌人的有利战场，今天则是发展水运事业的有利条件。”
粟裕指出：“空运、陆运、水运要全盘规划，统筹安排，互相补充；要战时与平时相结合，近期打算和远景规划相结合。”并从战略高度提出修建通辽铁路、南疆铁路、黄河大桥的许多重要建议。
粟裕还勇敢地指出了交通战线上存在的问题：“当前主要问题是一乱、二差。乱就是：规章制度乱，生产秩序乱，思想上也乱，不知该把生产放在一个什么位置为好；差就是港口设备陈旧，建设落后。因此必须立即抓好调度指挥，健全岗位责任制，搞好安全生产；同时量力而行，有计划有步骤地搞好港口建设。”
粟裕远见卓识和雄才大略，得到了交通战线上新老同志的钦佩。
1973年夏，粟裕冒着酷署，又一次深入沿海各主要港口，作全面的实地调查，系统地反复研究，最后写成报告：《关于加强港口航道建设和疏运问题的建议》。
粟裕连夜将此报告当面呈送周恩来：“总理，这是关于改变我国港口落后面貌的报告，请审阅！”
“好，我看看，有问题再叫你来讨论。”周恩来显然很高兴粟裕如此雷厉风行地抓工作。
周恩来找粟裕谈话了：“报告我看了，基本可行，你们抓紧落实就是了。
决定由你担任建港领导小组组长。你还有什要求？“
“没有要求，一定完成任务！”粟裕不辜负周恩来的期望，坚定地回答道。
为研究码头选地和建设规划，粟裕又一次从南到北，跑遍了沿海主要港口：湛江、黄埔、镇海、上海、江阴、连云港、烟台、大连、天津。由此进入了轰轰烈烈的三年大建港时期。
到年底，港口规划共完成五十二个深水泊位扩充设计。这些港口在今天的改革开放中，发挥出了巨大的作用。
当时，交通部的水运工作，反复摇摆于修船还是造船之间，方针不定，以致发展缓慢。
针对问题和矛盾，粟裕指出：“我们修、造船能力只能达到需要的百分之六十，远洋船百分之八十要到香港或国外去维修，而水运工业是发展水路运输的物质基础。”并提出：“修造并举，以修为主；造船则大中小结合，以中为主，同时狠抓配套件生产”的方针。
周恩来总理、李先念副总理，对这一方针十分重视和赞赏。
由于方针正确，领导得力，完成基本建设投资十亿多元，新建了十个三千吨级以上的船坞，扩建，新建了修造船厂、船舶配套厂十四个。水运部门的同志称此时期为：“黄金时代！”
当时，交通部水运规划设计院的工程技术人员，大部分被下放到湖北阳新干校劳动改造。粟裕得知情况后，想方设法，分期分批把他们调回北京。
粟裕对他们说：“知识是没有罪的，干革命没有知识不行。我是个士兵出身的人，尽管几十年来，学习还算努力，但仍常常感到知识不足，跟不上工作的需要，跟不上形势的发展。我相信，你们回到北京后，是能够把你们所掌握的知识，献给国家，献给革命的！”
工程技术人员们，纷纷表示对粟裕的感谢，表示一定要为国家、为革命做贡献。
1975年4月。粟裕肩负特殊使命南下。
粟裕受邓小平之命，南下部队调查研究，了解情况。
这是粟裕将军的一次特别行动，是针对当时的政治形势，向军队打招呼，警惕“四人邦”搞乱军队。
1975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政治年份。毛泽东虽病体难支，但仍主政；周恩来病魔缠身，仍忧国忧民，却力不从心；邓小平受命于危难时刻，却又奈何不了“四人帮”的淫威，不久，又被“反击”下去。中国，将怎么办？国人在焦虑，世界在关注。
粟裕决定要到华东去，这倒不是因为他曾在华东战斗过，要回大本营，而是别有一番心事在心头：眼下，王洪文、张春桥之流已分别窃取了军内要职，正在插手军队，上海又是他们的巢穴。此番必须先到华东，给一些老同志打打招呼。
4月，粟裕在合肥召开军队座谈会。
座谈会上，有的军队同志向粟裕发问。“粟司令，‘城市民兵指挥部’是怎么回事？和我们解放军是什么关系？”
“五十年代我当总长时，亲耳听到毛主席说：”鉴于苏联贝利亚事件的教训，一个国家不能有两个军队系统。‘现在，既有人民武装，又搞民兵指挥部，值得研究。“粟裕说这番话，一方面是向出席会议的一些同志打了招呼，另一方面也暗示了”四人帮“妄图篡夺军权的阴谋。
5月，粟裕赶到江苏和军政负责同志座谈。
粟裕先听取一些地、市委书记对国家目前形势的看法以及地方突出矛盾的汇报。会后，粟裕根据大家意见，遣词造句，把小平的意图，把“四人帮”
的问题，都暗示给这些地方官，好让他们在大是大非面前，不要迷失方向。
粟裕还特别就“民兵指挥部”问题，借毛泽东评贝利亚事件之谈话，讲了自己的观点，好让地方干部澄清是非，把握好工作方向。
在一次军分区的讨论会上，发生了争议。大部分同志对“民兵指挥部”
非常反感，指出今后的民兵建设究竟是一个指挥系统，还是两个指挥系统，实质上已接触到“四人帮”阴谋搞第二武装的严重问题。但是，有一位老同志却在会上批评了这些正确意见，说这是“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态度问题”。
粟裕因身体欠佳未参加会，当他听了讨论情况后，笑笑说：“找这个老干部来，我和他谈一谈。”
粟裕恳切地和这位老干部谈了很久，使这位老同志明辨了是非，端正了认识。
粟裕每走一处，都特别提醒各部队负责同志：“要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保证部队百分之百地置于党的领导之下。”
粟裕还特别叮嘱一些久经考验的部队老同志：“要十分警惕‘四人帮’插手部队，要及时发现部队的动向，谨防‘四人帮’瓜牙在部队的活动，有情况随时向军委反映。”
6月，粟裕返回北京，适值军委扩大会议前夕。
粟裕将南行考察情况从两个渠道进行了报告。
明的渠道。粟裕字斟句酌地写成书面材料向军委报告，因为当时王洪文、张春桥已居军队要职。
暗的渠道。粟裕将涉及“四人帮”的重大问题，只拟了个提纲，向叶剑英、邓小平两位军委副主席进行了口头汇报。汇报的主要问题和内容是：
一、“四人帮”插手部队，搞“第二武装”，在安徽、江苏、山东等省搞“飞地”，要警惕他们搞“东南武装割据”。
二、“四人帮”虽然力图插手部队，但团以下的战斗部队是稳定的，他们手插不进去。但，部队也有少数投机分子跟“四人帮”很紧，还有一些糊涂人，以为“四人帮”代表正确路线，盲目信从。
三、有些领导干部，脑子不清醒，热衷拉山头，搞派性，压一派，亲一派，这样搞得不好会把一些人压到“四人帮”方面去，不自觉地成为他们的“间接同盟军”。
1976年10月，中共中央采取果断措施，粉碎了“四人帮”及其亲信的篡党夺权的阴谋。
人们的脸上露出了笑容，粟裕的心情也一天比一天舒畅起来。
1978年1月。广西南宁疗养地。
粟裕在疗养之余，给身边的工作人员讲军事战略战术，他说：“毛主席曾讲过：”集中兵力看来容易，实行颇难‘，的确是这样。集中兵力的目的，是要改变敌我的形势，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争取主动。“
粟裕边讲边用白色围棋子摆了一圈，作为敌方，中间放了几个黑子，作为我方。他接着说：“敌人分成一个团一个团地向我们围攻，这个仗怎打呢？从总体上讲，敌强我弱，我们就要下决心，集中兵力造成局部优势，先对付他其中的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