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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他们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将领和谋士，而是帝王的家族成员了，即使他们有时与平民一样喝麦片粥，走平民走的田埂，但他们仍然是贵族。当他们不愿喝麦片粥而要喝明代的陈年老窖，或者要坐专机去大江南北旅行时，任何平民也没法攀比。这还是其次，最重要的是他们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享有广泛的选择性和决定性，还拥有所有法律的解释权。他想叫你舒服一点时，你会得到赏赐的自由；当他想控制你时，那个天罗地网随时都能置任何人于死地。他们不仅剥削人们的物质创造，而且还强占整个社会的文化财富。它的宣传机器不断地散布宗教式的欺骗，叫人们拥护新皇帝和新贵族，遵守他们的秩序，有时甚至动员人们愚昧地贡献生命，引诱我们美丽纯洁的姐妹牺牲贞节，还说这一切都是“自愿”和“光荣”！
这个队伍在形成之初，是铁板一块的。外部的危险和内部大量的利益分配，使他们不能也不必要有纷争。但不久，那些已经到手的利益就变成天经地义的，新的利益分配使他们各个部分都感到不公平。于是矛盾就表现出来。由于农业社会和农民的特点，农民文化产生的党派在行为上缺少资产阶级那种讨价还价的妥协精神和民主制度，各派之间的斗争往往非常残酷，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在巨大的政治开阔地上，没有商量，没有让步，没有精明和机智，只有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领袖、老帅、革命家这些词语，那时已经是贵族的概念了。
贵族的三大特点：政治上的世袭领地特权；经济上吃俸禄；文化上的血统观念。
只要比较一下这三点，就会发现革命家与贵族一模一样，不过染了个红色而已。他们的头头是终身制，次一等的也基本上是世袭。尽管口号是平等和公道，但是实际上他们和他们的子女拥有比平民多得多的机会和道路。他们吃着工资，享受着种种特权，连医疗证都是不同的，还有特供商店和俱乐部。工人有什么？农民有什么？除了干活，什么都没有！看那些自称革命家的贵族们，多么伟大！他们的每个成员，个个都是有多大的权力就有多大的领地的王。在那里，从天上的飞鸟到地下的蚯蚓，都属于他们。他们几乎想干什么都行，平民却什么也不能干，因为他们说平民的一切都由他们代表了。为什么他们可以代表，因为他们是一种血统。他们在所有的传略中都将自己写成具有天生革命血统的人。具有这些特点的人，不是贵族，又是什么呢？
然而北京的新贵族大都是土贵族。他们没有脱去乡村的蓑衣，就换上了列宁服或中山装。这个变化使他们还无法良好地履行传统贵族的责任。平时，他们能够互相关怀，尽量地悄悄分配利益，互相达成谅解。但是当危险到来的时候，他们就慌乱紧张，失了应有的仪态，贻笑大方了。贵族精神的实质中包含了讲究名分和尊严，也讲究责任和同情的内容。他们喜欢偶尔对平民显示居高临下的关怀，以便验证自己的地位，表示自己的优越，尽管他们对平民的利益是漠视的。北京的土贵族连这点也做不到。他们在动乱到来的时候，互相遗弃，互相责骂，互相揭发，很快就溃不成军。中国的这批人，在起义成功前发挥了农民的优秀的一面，坚韧顽强，朴实诚恳，节俭勤奋，英勇善战，等等。但是，成功以后，他们常常马上暴露出农民和市民的双重弱点：好大喜功，得意忘形，奸诈油滑，贪婪挥霍，不求进取，津津乐道于自相残杀，不顾老百姓的生计与死活。同时，他们还渐渐学习到传统贵族道德上的虚伪和文化上的封闭。如果你仔细对比一下，并且花点时间刻意观察，就能发现那些自以为十全十美土贵族实际上狗屎不如。
出身平民，充满野性的毛泽东热衷于农民的理想，并不甘心走旧皇帝的老路。他既是当代贵族的精神依靠和体制资源，同时又对贵族具有很大的威胁性。前者，在意识到自己是钟馗；后者，他还是要打鬼。这是毛泽东的过人之处。他不习惯程序，希望获得自己的绝对的自由，这不是本分的贵族的保守风格。他对平民有蔑视的精神，但也有亲热的感情，他的血液是用韶山农民的染色体造就的。进入北京以后，他使用贵族的权力，去奋斗一个穷人的荒唐目标。他看不起贵族，也不愿意保护贵族，尤其是那个时候。
当时能够保护上层这些上层贵族安全的，就只有周恩来了。毛、林正嫌天下乱得不够，恨不得将那个秩序打翻，弄它个底朝天呢！他们当然不愿保护坛坛罐罐。城门失火的时候，顾不上池鱼了，在所难免。愿意保护贵族而又具备权力和文化条件的，其实只有周恩来一个人。周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如果能在保护自己的同时也能够保护那些人－－那些可以写进历史的有价值的人物－－他感到甜蜜、幸福、值得。
六六年八月二十九日晚上，北大红卫兵冲进政协、人大常委章士钊家中，把章吓得面如土色，眼睛发直，嘴唇发青。他找到周恩来，哭诉了悲惨的情景。周募地站起来，说：“这还了得！我马上去找主席去。”
周恩来对文化界的上层分子很注意保护。一发现这样的事情，他就不由得激动起来。他觉得责无旁贷义不容辞舍我其谁。但是，谨慎而聪明的邓颖超打了个手势，把他止住了。
章士钊看见了，悲伤地说：“小超啊，难道你看见这样的事情能无动于衷吗？”
邓颖超说：“老人家你放心，这件事我们不会坐视不理。你等我们的消息吧。”
章先生走了，邓颖超才对周恩来说：“你这么就去主席那里，他会怎么想？如果落下个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感觉，就是非常危险啊！”邓颖超的话提醒了周。周想了想，打电话给章先生说：“群情见上达，然后下行。现在受冲击的不止你一个人。如果章老能带头反映一下，我就好办了。主席欠你的人情啊。”
当年毛泽东穷困潦倒时，曾向章士钊借钱。尽管那时毛名不见经传，但章士钊不愧是有眼光的人，他预见毛泽东大志有成，当时不过是英雄处于危难之中。于是章当即借给毛一万块大洋。这个数目在当时是很大很大的，现在也还不能算小。解放后，毛不忘他的恩情，每年给章先生一万元人民币还债。
根据周恩来的提示，章老向毛主席写了信，恳求毛泽东“在可能的范围内支援一下，当有解铃之望。”毛接到章老的信，当即批示：“这类人应当保护，请总理酌情处理。”
周恩来一看主席的批示，笑着对邓颖超说：“果然不出你之所料。”
根据毛的批示，周不仅保护了章士钊，而且保护了一大批名人。他们被接到北京三□一医院去休息，以免红卫兵的侵扰。周恩来、邓颖超为此用心良苦。当时有些人脾气倔强，不肯离家，如傅作义、蒋光鼐、何千里等。邓颖超就派解放军化装成红卫兵，到那些人家去说服。这些行为并非完全出于理智，更多的是出于感情。本能告诉周恩来，那些人才是他们的朋友，才是他的权力基础。当这些人有难时，周恩来会有一种冲动，那是发自潜意识的热情，是他的精神本能。当红卫兵要冲击宋庆龄住宅时，邓颖超甚至义无反顾地奋勇当先，堵住宋氏家门。
读者应当没有忘记：在大量农民饿死的时候，邓颖超问周要不要向毛泽东报告，周为了自己的安全，阻止了妻子的行动。周大概认为那些微小的生命绝对不能和贵族相提并论，或者说，因为那些生命而阻挡毛泽东太不值得。
毛家湾的幽暗的林彪办公室里，秘书正在给林彪讲文件。
“六六年七月二十七日，北京市一些学校中的高干子女学生，组织了‘红卫兵全国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他们的口号是：‘*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反对乱揪革命老前辈’，‘中央文革某些人不要太狂了’，‘难道那些立过赫赫战功的老前辈都错了吗？’等等。”
“详细一点。”林彪很注意这个情况，希望了解得多些。
何一伟没有细致的文字细节，只好根据记忆向林彪讲述当时甚嚣尘上的关于血统论和特权的争论。一九六六年底，社会上出现了一幅著名的对联：上联是，老子英雄儿好汉；下联是，老子反动儿浑蛋；横批是，基本如此。他们的主要观点就是血统优越论。
当时与这个组织对立最厉害的是中央美术学院和中央音乐学院的学生。这里的学生多数出身于中下层知识分子家庭，激烈反对贵族特权。联动的对联中所说的“英雄”其实就是指那些参加共产党和国内战争而现在当官掌权的人。这两个学院的学生不能理直气壮地说自己“根正苗红”，但是并不认为共产党血统高尚。他们对这个对联和整个联动的方向持激烈反对态度。当时在北京敢于集团性地反抗这种血统论口号，与贵族子弟对抗的，就只有这两个学院。两个学院是联动势力的眼中钉，也是当时平民意识的堡垒。
秋天，北京发生了中学红卫兵包围美术学院三天三夜，进行出身问题大辩论的壮观场面。出来辩论的，先要讲什么出身。如果出身是“黑五类”，就证明他们当然是要反对血统论的狗崽子；如果是出身“红五类”的，就被诬蔑为叛徒、忘本、糊涂虫。
何一伟还插叙了一个小故事。邓小平的大女儿邓林参加了反对血统论的辩论。她一上台，对方（即联动）问她是什么出身。邓林不说，不好意思。对方硬*，她说“我的出身很好”。下边以为她不敢说出来，就开始嘲笑。邓林只好说：“我是邓小平的女儿。”当时邓小平如日在中天，是主持中央工作的二号人物，照联动的观点，当然的英雄，可他的女儿却不相信血统论。邓林说：“马克思、列宁、恩格斯都不是无产阶级出身，那怎么解释？”把对方给镇住了。
“邓林说得对。”林彪说：“归根结底，那些人是对文化革命不满。毛主席说过，我们党内有个贵族阶层，有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文革的就是要整那些人。这些孩子就是那个贵族特权阶层的保皇派。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孩子，是不会拥护这种反动的血统论的。联动为贵族老子翻案，是反对无产阶级文化革命。”
根据林彪指示，公安部长谢富治宣布该组织为反动组织，将一百三十九人打入半步桥监狱，其中有董必武、贺龙和陈毅的儿子。
林彪和叶群也没放松贺龙。林彪把罗长子处理掉后，由于周恩来玩弄政治功夫，将大事化小了。贺龙调动军队的事被确定是“为了维护北京秩序”，“谈不上和三十八军对抗”，“没有搞政变的意思”，过去了。林彪相信，虽然毛泽东暂时把贺龙放下了，但并没放心贺龙，毛泽东不放心任何随便动枪动炮的人。
六六年九月的一个晚上，叶群将人民大会堂的警卫队长老宋叫来。
叶群对宋队长说：“北京有两个司令部。贺龙是黑司令部的，想搞政变，对不对？”
老宋说：“我们听毛主席、林副主席指挥。我们紧跟红色司令部。”
叶群说：“贺龙二月兵变失败后，在体委系统销毁一百二十部电台的事。你知道。”
“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