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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群说：“贺龙二月兵变失败后，在体委系统销毁一百二十部电台的事。你知道。”
“知道是知道，可也是听人家说的。”老宋支支吾吾地说。
“打倒贺龙，揪出坏头子，就为无产阶级司令部消除一个大隐患。是不是？”
叶群按照和小孩子讲话的逻辑朝下推理。老宋只能点头，不能摇头。
叶群对宋队长说：“那么你就写个揭发材料吧。”
宋队长犹豫了一下，说：“事情是有。揭发材料叫别人引用我的话写吧。”
叶群已经防备这一手，早就故意安排秘书何一伟在场。
何一伟根据叶群吩咐，写了一份证明：某月某日，我亲自听宋队长说，贺龙销毁了一百二十部电台……
何一伟是个精明的人，他怕这事属于捕风捉影，将造成一位将军的冤枉！万一这个案子是污人清白，贺龙要整何一伟，那还不等于捻死一个蚂蚁！再说，致人冤屈也有违良心。他写完证明后，于心不安，在关键的句子下偷偷划了黑线，又写了个字条，说这些话是受叶群指示写的。
幸亏叶群没有发现那个字条。她把材料随便翻了翻，就心不在焉地放进档案里边了。何一伟知道，如果被发现，他的下场会非常糟糕。这些秘书啊，个个都是在虎狼窝里混日子。主子好，他们不见得怎样飞黄腾达；主子垮台，他们却一定没有好下场。
就在何一伟忐忑不安时，住在反帝路十七号的贺龙要求会见林彪。叶群一听说贺龙要来，吓坏了。她对警卫说：“贺龙有个小手枪，如果他向首长开枪怎么办？这个人没有文化，最近首长开军委常委会又没让他参加，还有……能有不透风的墙吗？他一定是恨死首长了。当然这个人实在很够呛。不仅搞兵变，而且诬蔑我们首长，说什么：一个怕光、怕水、怕风的人，怎么能带兵打仗等等。反正情况很危险，你们要注意保卫首长。”
警卫加紧准备安全措施，各种方案，各种可能，各种后果。
林彪并不知道这些。他在大会堂浙江厅会见了贺龙。
何一伟问林彪：“首长，要不要记录。”
林彪挥手拒绝了。他在客厅里单独和贺龙谈话。
就在那墨绿色的帷幕后边，是十几只油亮的枪口。
贺龙苍老多了，神情憔悴，背都驼了，完全没有电影上说的那种叱吒风云的豪爽。林彪和贺龙对面坐在客厅里，就象两个不需要寒喧的老朋友。贺龙说：“自从进入六六年，我就倒霉。人家说六六大顺，我怎么一点也不顺？”林彪稍微欠了欠身子，没说什么。贺龙继续说：“有些事情我弄得不好，需要检讨；但也有些事情，是根本没影的事。别人栽赃到我身上，简直是跳进黄河洗不清。洗不清，我也就不洗了－－哪里都有屈死的鬼！”
林彪轻轻地叹息，好象同情贺龙似的。
叶群布置何一伟去帷幕后面偷听，何一伟不敢。
叶群轻柔地说：“没有什么可怕的，你怎么这么胆小呢。”
看见何一伟不动，叶群又说：“在我们自己家里呢！如果叫你去执行别的任务……”
何一伟只好遵命。但他要求和孙志民一起去，将来有个说明。
叶群说：“也行，一个人记一句，回来凑齐。”
何一伟和孙志民找了笔记本和钢笔，被叶群夺下来扔了。
两个人做贼心虚地靠近帷幕，那里的士兵对他们挤眉弄眼。
林彪说话了：“北京很复杂。但是，快有眉目了。”
贺龙说：“我到底也不知道文革为什么要弄这么大的动静。”
林彪说：“毛主席的话，我们要紧跟。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大概因为林彪的话太笼统，贺龙又回到具体问题上来。贺龙说：“国家刚建立十几年，即使这十几年什么都正常，也还不足以具有强盛的国力。现在又动大手术，如果破了元气，将来就难以恢复。”
林彪说：“就象打仗一样。总要有所消耗。不损失一些，就没有胜利。”
不知谁弄出一点声音，虽然不大，但何一伟和孙志民都听见了。
他们怕再弄出什么动静来惹得林彪不高兴，就悄悄地撤出去了。
叶群问秘书们：“你们听到了什么？”
两位秘书搜肠刮肚地汇报了。叶群说：“不可能，不可能。他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谈个人问题的嘛，怎么会只谈国家利益，不谈自己的事呢？”
何一伟说：“贺龙说了，洗不清就不洗了。”
叶群说：“再去，你们再去，下面肯定就是谈那个兵变的事情了。”
这时，林彪喊叶群送客。
叶群看见贺龙和林彪紧紧握手，觉得很奇怪。
贺龙走后，林彪对叶群说：“你这女人，不要小人见识！”
第九章 将相不和
文革的烈火彻底地被扇动起来了。
青年学生年轻幼稚，血气方刚，本来就易于驱动。加上这批人受革命教育和红色熏染多，容易参与反“四旧”之类的活动。当时，升学机会已经被剥夺，学生也没有什么好干的。最初，很多人希望以积极参加文革获得良好的政治评语，以便将来参加升学考试，或者入党入团。再说，学生出身大多是平民，对秩序和等级本来就反感，他们不满现实，斗争贪官打倒掌权者，可以缓和对官僚与社会的不满。毛泽东对这种一举两得的情况，是早就琢磨清楚了的。利用红卫兵制造大乱，毛泽东胸有成竹。
红卫兵的纲领其实只有一句话：跟毛主席干革命。青年人将下面的口号看得比生命还重要：关心国家大事，防止修正主义；革命不是绘画绣花；青年人要到大风大浪中锻炼；斗争可以免疫；不要怕犯错误。
不难看出，他们在形式上是自由的，但精神上还戴着沉重的宗教式的枷锁。
最初的组织成员是讲究出身成分的，尤其是官办红卫兵。后来，动乱需要更多的人，组织上就不能管了，谁想参加都能参加，不准参加红卫兵谁就是压制群众。稍微有点组织能力的，都可以自由地组织红卫兵团体，只要写明该组织的任务是革走资派的命的就行。基本上没有批准手续，只要有名称、旗帜、袖章就行。后来有了派别，才产生了联合与上下组织挂钩的关系。
当时红卫兵的主要的派别有：造反派，保皇派，消遥派三个派别。
红卫兵做了什么？前期破四旧活动中，红卫兵热衷于更改地名、人名、校名，焚书、毁庙、打击出身不好的教师等，还有很多抄家打人行为等。这些其实都是在工作组的指挥下干的，后来清算造反派，也都算在个人身上。所谓立四新，主要是搞毛泽东的崇拜，语录、像章、请示汇报，打击小业主，反对服务中的等级，如澡堂不分雅座迟座、理发店不烫发，饭店不准办酒席等。不准赌博、游戏、穿高跟鞋等。不准穿奇装异服，不准住太大的房子，三轮车工人要减少；报纸杂志不能发稿费；黑五类要下乡劳动改造；结婚不能送彩礼，戴耳环坠子也不行；戒烟戒酒，严禁叫洋名称；使用简化字。等等，不一而足。
工作组撤销以后，红卫兵的曾经忙于串联，到处旅游取经，热闹了好一阵子。毛泽东所希望的文革局面，是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工作组全部撤出大中学校后才正式开始的。这个阶段的最重要的特征，是自由结社。
如果说文革还有些价值的话，这个“结社自由”是其中之一。虽然，可以说那种结社还是按照毛泽东的意图进行的，但是那主要是内容。结社这个形式本身还包含着更丰富的意义。它象征着一种权利，红卫兵从中得到了这种权利意识。它是一种自由，使用这个形式的学生和工人、农民、市民、干部，都享受了这个东西的味道。同时，它又是一种难以清楚的抗体，当集权和专制的病毒重新加诸他们身心时，这个曾经起作用现在仍然在身体内的抗体就会抵抗，保护自己的身心权利。
这个自由结社的灵魂占据了文革整整一代青年，甚至更多的群众。尽管它是中共和毛泽东无心插柳柳成荫，甚至是利用学生参加搅乱社会的活动，但是政治权利的出现和行使，都是在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用中进行的。毛泽东得到了毛泽东的，学生得到了学生的。毛要在动乱中打破刘少奇的秩序，夺取刘少奇的权力。青年人可以在自由结社中渲泄被集权制度压抑的苦闷，他们没有必要为了刘少奇而牺牲这种权利。
自由结社所动员起来的政治热情、权利意识和反抗力量，使那一代人对文革难以忘怀，这也是统治集团中最保守的分子始终不敢放心那一代人的原因。陈云三番五次地告诫，不要使用那些当年当过红卫兵，组织过造反社团的人作了接班人。他们，所有的中共贵族都视自由结社为洪水猛兽。只要允许自由结社，这些社团之大多数都是难以为中共控制的。自由是专制的天敌，是中共的咽喉所在。中世纪贵族在持剑上阵前，首先要用盔甲保护咽喉和心，社会也是这样。
上海的自由结社，造就了几个甚至几十个规模庞大的群众组织。这样的组织在上海首先出现，是不足为奇的。那里的自由意识是跟着殖民者的船只、西方宗教、资产阶级文化一起进来的。他们得到的最早，而且多次实践过，一有机会，就会做得象样。
搅乱秩序，夺取权力，这是毛泽东的战略安排。
一九六七年一月，上海各群众造反团体联合起来，夺了原上海市委和市政府的权。参加夺权的，有几百个组织。当时的主要领导人是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
张春桥是市委干部，文革开始前就已经得到毛泽东的信任。姚文元更是早已在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后名扬全国。王洪文当过兵，后来在工厂里当保卫干部，是文革中所谓直线上升的典型，不符合贵族规定的上升秩序。他们整理的材料说，王在部队里目无纪律，散漫，出外不请假，甚至在战争中一人出去抓鱼。领导上批评他，他就顶撞。他害怕艰苦的生活，困难时期曾偷吃老乡的咸菜和土豆。去过朝鲜，不敢打仗，灰心丧气，要求到乐队吹喇叭，极力要求回大陆。在上纺十七厂当学徒时，师傅教他技术，他不学，说他将来要吃政治饭。在保卫科当干事，想当副科长不成，文革就造反。
这些材料显然目的在于诬蔑丑化王洪文。但是也能多少看出来，王不是个循规蹈矩的人。当时在自由结社时期参加并领导造反组织的，大多是这种对旧秩序不满的人。还有很多人是多年来就感觉受压，迫切希望改变环境，希望轻松一下，所以参加运动的热情很高，行动起来也相当坚定。
上海夺权是毛泽东的得意之作，单单张春桥、王洪文是不敢做出那样大的事情的。
毛迅速批示了上海夺权的报告，立即向全国发了消息，肯定上海夺权是革命风暴，并号召全国学习上海。但他不同意将夺权后的执政机关称为“上海人民公社”。他知道这样的上下一起夺权，是会刺激很多人反抗的。没有军队参加，不可能取得胜利。于是毛泽东指示：军队应当支持夺权。军队、干部和革命造反派应当联合掌权。那个权力机关的名称，以叫“革命委员会”为好。
以成立革委会为目的风起云涌的夺权风潮席卷全国。最先成立革委会的一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