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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生有了尚方宝剑，高兴得哼起京剧小曲来。从二月二十七日到三月十八日，他一直在整理所谓“二月逆流”的材料。他说：“毛主席发怒了，是那种无产阶级的义愤，是革命领袖的震怒。你们现在就想为刘少奇、邓小平翻案，反对毛主席。是可忍，孰不可忍？”
于是中央文革以“破坏农业学大寨”为名，先将谭震林打倒。
反对“二月逆流”的运动在北京首先发动起来，老将老帅，老干部，都灰溜溜的。
社会上各个层次大体都有这种现象。其实就是老干部发牢骚，哪里有什么组织？上边这样一反，各地的造反派跟着吆喝，就形成了全国性的“反二月逆流”运动。
反对“二月逆流”的运动虽然打击了老干部，但是人民并没有获得任何好处。只有那些新贵族得到了比较巩固的地位。他们赠送给人民的，是比原先的执政者更残酷的法律。康生奉毛泽东之命，为中国人民制定了这个临时法律。六七年一月全国纷纷夺权时，康生就说：“国防部不能夺，公安部也不能夺。要制定一个法律，就象《大明律》那样，也就是刑法，至少要有个临时的刑法。”不久，他就把临时刑法制定出来了。这就是后来的《公安六条》——一个臭名昭着的比世界上任何政教合一的制度还要黑暗一百倍的毫无人权可言的极端专制的法律。
第十章 风流处女叶群
一九六七年，是文革中最热闹的一年。
那真是一个政治的夏天，很多在冬天睡眠的东西都象野草似的疯长，被当权者看成死物的一些人突然还有生命，还会动，会斗争，上街吆喝，贴大字报，开会斗争官员，组织团体，印刷传单，甚至互相武斗，抢劫枪炮，拉马圈地，占山为王。
那个异彩纷呈杂乱无章的世界使他们惊心动魄，无论结合的或者没被结合的官员，都有一本难念的经。被造反派结合上的，胆战心惊，因为完全没有经验的运动随时可能将他们投入可悲的下场。和这种严峻残酷的政治形势相对的是，平时必须学会和造反派相处。造反派行为随便，做事没有章法，情绪变化多端，行为冒失急躁，还不听劝告。
结合进新班子里的，等于被放在火里烤。没被结合进去的，则可能随时被拉出去批判。如果一个地方只有一派，走资派还好受点，无非是上台丢人，弓腰认罪而已。有的地方分成对立的派别，互相指责当权派是对方的后台老板，使劲地批，千方百计地虐待，回答各种刁钻古怪的问题，有的还遭受严重的人身污辱，体罚是普遍的现象。到这个时候，红卫兵和造反派反对官僚阶层的情绪，表达自由的情绪，已经发挥得过分了。他们没有正常得程序可以遵循。
全面的反对“二月逆流”的运动造成普遍的分裂。分裂的原因，各地有不同，没有一个适用于全国的解释。但大多数情况是这样的：夺权的时候，大家都参加了，可以说都是造反派，也可以说阵线不明确。干部参加了革命委员会，他们的管理经验在新政权中派上了用场，从而使得红卫兵等革命群众代表相形见绌。造成社会上这样的流言蜚语：红卫兵象孙悟空，只会大闹天宫，不会掌权不会生产。此其一。
其次，干部中被结合的是少数，多数人对留在外边不高兴，老想表现自己，以便得到革命上进的机会。而革命委员会中的这两种势力，又都得听军队代表的号令，各地的革命委员会实际上是军事管制组织，军队代表大都当第一把手。军队代表的工作方法和方式和造反派以及干部代表不同，也是他们之间产生矛盾的原因之一。
整个社会的动荡情绪，就和夏天的燥热一样，容易动员，容易出汗。北京那些失去权力的老帅和老总们一闹，社会上就不安静。康生这些人反对他们，有毛泽东支持，胜利了，得寸进尺，又要在全国搞一搞。那边的气还没出来，这边又给人家死老鼠吃，当然是欺负人。那些官僚家庭的子女，那些军队高官的子女，及历次运动中曾经得到好处的红人，从前的红五类，都纷纷为他们鸣不平。他们这些人在六六年工作组领导文革的时候，差不多都是被组织认为最保险的接班人，后来批判资反路线，他们就黯然失色了。
后来的反二月逆流，造反派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以为文革真的会搞得多么彻底完全，于是以极左的口号分裂了当时的革命委员会。而那些和他们作对的造反派及红卫兵组织，对社会渐渐进入秩序是基本满意的。他们反对分裂，有保皇的色彩。于是，对立的双方就在谁是保皇派谁是革命派上争论不休。为了表示自己是革命的，各个对立组织都努力向左的方向表现，比如，努力斗争走资派，口号喊得偏激，行为具有强烈的造反性等等。
夺权运动没有造成混乱与对立，是夏天的反“二月逆流”使大陆陷入全面混乱之中。为加速文化革命新格局的形成，毛不得不用军队控制局面，这是意料中的事，也是他敢于发动文革的仰仗。
一月二十三日－－这是个重要的日子－－四大机关（即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小组）联名发布《关于人民解放军坚持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该决定的主要目的是协助造反派向走资派夺权。毛泽东发布指令：以前有关军队不介入文革的命令作废；积极支持革命左派的夺权斗争；坚决镇压反对革命左派的组织和分子。如果他们动武，军队应坚决还击。
文革开始以后，很多工厂停工闹革命，工厂里根本谈不上纪律。这个国家的财产所有制真正显示出它的弊病。没有人关心效率和收益。农民也闹起来，乡村公社里的武斗比城里还凶。学生不响应号召，说是复课了，实际上都还在社会上转，心安不下来。整个社会机器停止了运转。
三月十九日－－也是一个重要的日子－－四大机关又作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从此军队走向社会，全面控制了工厂、农村、学校和机关。整个中国大陆变成一个大兵营。
军队全面进入三支两军，是林彪的一大胜利。工业学大寨，农业学大庆，全国学人民解放军。军队成为文革时期的三面红旗之一。军队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分量大大提高了。军队三支两军的任务，最初是针对当权系统的反抗，后来就变成对人民群众的控制。
军队成为最重要的社会稳定力量。最初的十条命令规定：军队无权宣布群众组织为反革命组织；不得随意逮捕群众或者体罚；学会调查，做好群众工作，不能向群众开枪。这个命令在执行中很艰难，到六七年九月五日，中央的命令改为：不准群众夺取军队枪枝物资，违反者一国法论处，军人在执行任务时如遇到拒捕和抢枪者，可以开枪还击。
除了军队，还有民兵。当时三大城市和沈阳的民兵约二百五十万人，光上海就有一百万。一个由军事力量作为强心剂的国家，继续着史无前例的试验。
汪东兴的中央警卫团也积极参加了首都地区的三支两军。
八三四一部队，三万多人，两个警卫师，一个独立装甲团，还有若干防空、通讯、工程方面的独立团和独立营。这个宫廷卫队虽然不能控制北京全局，但牵制北京武装力量，监视和控制高级干部，是足够了。后来汪东兴又搞了六厂二校（即北京机床厂、北京新华印刷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这八个点。那里有二十万工人和几万学生，可以随时增援八三四一部队执行任务。
直到这时，林彪才发现，他遇到了在战场上从来没有遇到的最棘手的问题：军队政治上保守实质和他们当时扮演的激进派角色的矛盾。
共产党部队的保守性在于它已经形成了忠于那个政权的习惯。从理念原则到行为方式，接受了全部共产党的教条。所有省委书记都兼任省军区的政委，地委书记兼任军分区政委，地方部队几乎就是党委的部队。十几年来，野战军也和党政权力机关属于一体。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就是用武装力量保卫现政权。军队基本上是由农民子弟组成的，落后的文化阶层构成了部队的组织基础。主导部队的思想主要的不是保卫国防，而是镇压不同政治力量，是党的武装。
这样一个军队，要让他们突然参与支持那些造反派－－典型的造反派大都是在历次运动中挨过整的，是被共产党打入另册的人物－－在感情上是难以接受的。但是，毛泽东当时就是要他们这样做，就是要支持造反派向各级党政权力机关夺权，因为只有那些受压的人，那些血气方刚青春躁动又缺乏经验的学生，才真正有热情反对毛泽东的敌人－－刘少奇及其官僚体系。毛泽东希望军队能够明白：先前他们忠于的那个王室，差不多不是毛泽东的了，现在要翻一个个儿，你们得帮个忙。可是，他们不能那样直接地说明，必须在实质问题上保持暧昧，而将意识形态的斗争说成是实质。中共的军队接受不了当权派是走资派的道理，军队很难转这个弯。他们相信：那些造反最积极的人，一个个都是“有问题的人”，是受中共压制、受政府打击的、对当时的权力机构或个人不满的人。在那些按照历史经验和常规办事的人看来，这些人是比五七年右派分子还要猖狂的反动异己力量，是应当受到无产阶级铁拳惩罚的人。让“人民的军队”“党的武装力量”去支持这些人，简直等于让猫与老鼠共处，不是强人所难吗？！
那是个非常尖锐的矛盾。
唯一的一个办法就是强行叫部队听毛泽东的指示，喜欢造反派也得支持，不喜欢也得支持。不论理解与否，都得执行。这就是林彪所说的：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
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到底谁是造反派呢？全国的红卫兵和造反派组织，几乎都分成了两大派别，连军队也分成了两种观点。毛泽东也好，林彪也好，无论有多么大的本事，都不可能将全国各个地方各个层次的造反派组织都给以清楚的鉴别。于是各地军队就只好根据自己的观点去介入地方政治。有的部队对毛泽东求乱的思想领会得好，就支持了“左派”；但多数部队按照习惯原则和感情倾向行事，支持了保守派。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三日的西宁，天气异常寒冷。
从市区的大十字到青海日报社，布满了执行命令的军人。
根据青海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的指示，省军区的一支部队奉命军管青海日报。
夺了青海日报党政财文大权并控制日报的是造反派“八一八红卫兵战斗队”。当时省军区党委不认为这个组织是一个可靠的革命组织，就象各地的观点一样，他们认为八一八红卫兵战斗队的成分复杂，让这样的组织控制宣传机构，无产阶级军队不放心－－实际上共产党从来也没相信过新闻和言论自由，即使在最混乱的时候－－如果报纸当时控制在保守一些的组织手里，也许会得到军队的默许；越是左派，越是积极夺权的，越不可能得到支持。
“八一八红卫兵战斗队”拒绝了军队的要求。他们要求军队尊重他们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从走资派那里夺到的权力。他们承认三结合的革委会，但不理解为什么军队要强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