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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生命。
……我反对过他吗？我企图推翻过他吗？没有。如今看来，没有这个人，中国会更好些。如果大跃进之前他就死了，中国不会是这个样子。他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吃人的精灵，一个作孽的神。他远交近攻，谁靠近他都会倒霉。他只乐意和远距离的人合作，权力的落差可以满足他的虚荣、浪漫和成就感。他想吃掉谁时，连眼睛都不会眨一下。
……我如果有他那胆量就好了。如果我真的在某个时候将他的权力剥夺，中国今天不会是这个样子。可惜我过分软弱，总是不敢肯定对方的恶意，总是与人为善，总是严己宽人，总是慎独自省。修养啊修养，也许只有我自己实践了我的原则，我被自己的性格害苦了。
刘少奇的处境越来越悲惨。他的服务员因被人辱骂为保皇兵而偷偷流眼泪。他们有时一次给刘少奇打来一桶饭菜，好几天不再过问，刘少奇只好吃发臭的食物。几次批斗和冲击后，他被打得只剩下七颗牙。生了病也没有人管，被骂成“保皇派”的刘少奇的医生，因为忍受不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咒骂声而离开了。那些原来低三下四的面孔，都早已都变成青面獠牙的魔鬼了。
这就是政治的滋味。只要毛泽东想叫你死，不需要任何理由。
九月十三日，王光美被捕入狱。
四年后的这一天，是林彪死亡的日子。
南巡路上，毛泽东看见的，是动荡和零乱的社会面貌。
毛问杨成武：“你说，小孩子初学走路时，什么最重要？”
杨成武想了一阵子，不明就里。他摇头说不知道。
毛泽东说：“最要紧的是学会停止。如果只会跑，不会停，就得闯祸。”
杨成武连连点头。毛泽东说：“我现在就是小孩子。先学会走，没学会及时停下。我本来想，文革一年发动，两年见成效，三年收尾的。可能我搞得急了点，一年就见到成效，现在该收尾了。可是我没有准备，收不了。现在群众组织之间闹得凶，停不了。你看，压下去可能吗？”杨成武说：“硬压不好。但我相信，依靠耐心讲道理，加上主席的崇高威信，还是能解决问题的，但是，时间可能会长一点。”毛点点头，又问杨成武：“那些对立的群众组织之间，有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杨成武说：“我看没有。我们的制度解决了这个基本问题。大家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问题是他们老以为自己对，对方什么都不是，争一贯正确，争左派，又不叫别人革命。”毛惊讶地说：“你这个代总长当得很好嘛，不仅工作做得好，看问题也有深度。谁说你不能当这个官？听说你还写报告辞职，不必要。你看我，什么事需要我，我就当仁不让。太客气了不好。”
杨成武将毛泽东的想法，特别是关于文革的想法，都秘密告诉了在北京的周恩来。
周也赞扬了杨成武的工作。杨成武问：“总理还有什么指示吗？”周恩来说：“主席想看看实际情况，特别是庞大的群众组织所造成的混乱，还有军队纪律问题。我们有责任向毛主席提供这样的观察条件，活的例子最生动。共产党员讲究实事求是，不能只报喜不报忧哇。毛主席部署文革，是复杂的事情，只有情况明，才能决心大。是不是？这些具体的事情，鸡毛蒜皮，只要自己心中有数就行了，不一定要向主席说。”
杨成武说：“明白了。”
周恩来一年前曾获得过毛泽东的底牌－－他的马鞍形钢铁计划不算什么事，运动是搞别人的－－从而得到了短暂的保险。现在刘、邓那一大批人都下台了。事过境迁，毛的新目标是什么？毛泽东公司的人身保险，是一年年地买，甚至是以半年或一个月为期的。为了自己的终身利益，毛不给任何人签订太长的安全合同。现在应当向毛续订合同了。
周自得其乐地笑了。
要是讲历史，周恩来早就该打倒了，或者说，任何时候都可以打倒。在中共历史上，周恩来和毛结怨很多。二十年代，周恩来在上海主持中央军事部的工作，有权号令全党全军。毛泽东在井岗山的军队不愿听从周的指挥。一九三零年，周派人到井岗山主持工作，毛拒绝来人的干涉。次年，周挟共产国际的重威，与朱德、陈毅、张闻天、彭德怀一起，解除了毛的军权，只作挂名的中央苏区主席。失去军权的毛一直想夺回军队的指挥权，周又两次整了毛泽东，不仅撤销了他的职务，还差点在富田事件中将毛执行了革命纪律（枪毙）。如果毛要打倒周，就是一个闪念的问题。
周恩来警告自己：你必须避免毛产生这个想法。
几十年的经历何等艰难！虽然周恩来极力扮演毛的“贤惠媳妇”，但毛泽东似乎老是不给他好日子过。一九五八年骂周的反冒进，“离右派只有五十米远了”。毛泽东冷嘲热讽地说：“关于（国务院）向人代会的报告，我两年没看了。为照顾团结，不登报声明，也不负责。章伯钧说国务院只给成品，不让参加设计，我很同情。有些人一来就是成品，明天就开会，等于强迫签字。政治局成了一个表决机器，象杜勒斯的联合国，给你十全十美的文件，不通过不行……文件上又不讲究考据之学，义理之学，又有洋文。我有一个手段，就是消极抵抗，不看。”
周恩来一次又一次地检讨，毛泽东还是不愿放过他。周只检讨，就是不辞职。周以他的坚韧不拔的精神，渐渐地在自己周围建立了一个军事集团，与毛泽东软抗。当时都知道：三总四帅的后台是周恩来。他借重军人保护了自己。后来，修养不深、喜欢狂想而又有野性的毛泽东和注重实际的刘少奇在政策上不断发生分歧，结成深仇大恨，他们的斗争间接地保护了周恩来。周对刘少奇的倒台没有太多伤感，因为二者之间有过一些不愉快。五四年九月，人大会上，周希望将政协的作用列入宪法，刘不同意。周主持政协，并在全国大力发展，刘也不高兴。
毛泽东渐渐发现军队中将要出问题，故意在彭德怀下台后将林彪提升为国防部长兼任党中央副主席，毛泽东的这个棋子很重要。它使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原来水乳交融的关系夹进一个不愉快的影子。刘、林间有了矛盾。林彪是个个人英雄主义很强烈的人，自然会燃起再向上爬的欲望，至少会加强他毛泽东大保镖的意识。周则乐得将他们的矛盾推到第一位。在毛泽东与刘少奇的这轮惊涛骇浪中，他躲在后边，好歹保存了自己。
现在，刘少奇倒台了，毛泽东这头怪兽下一步要吃什么呢？
周恩来不得不严肃地思考这个生死攸关的问题。他要把这出戏演好。
周善于演戏，尤其是演女性角色。青年时期，他在南开大学演过话剧《一元钱》。他的角色是个善于回旋在重要人物之间的女性。不论谁发现马脚，他总有办法掩盖自己的面目。在后来的政治生活中，他的这种本事练得更加炉火纯青，运用得天衣无缝。他深知进退机会，但是很谨慎。最高当局认为他是一个不可缺少的人。
周对毛泽东的感觉向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并走向极端。周不仅保留着对毛的气质和风格的不屑，而且这种潜意识还在飞速发展着。毛越来越叫周看不上眼了。毛收拾对手的残酷而卑鄙的手段叫周胆寒，也令周不齿。刚愎自用、言而无信、骄横跋扈，毛的名字越来越成为权力和痞子的象征。毛泽东奸污周的干女儿孙维世的行为，曾使周悲痛万分。周不得不咽下去那口气，象吞下一块炽热的生铁。从生活细节上的邋蹋到政治道德的伦丧，使周越来越厌恶他侍候的魔王。
但实际生活中的权力又逼迫他不得不正视毛泽东的力量。文革开始的这一两年中，毛已经不止一次地向周发难。即使在毛将刘少奇作为头号钉子时，也没有忘记警戒周的存在。周意识到，他的日子在刘少奇邓小平垮台后，更加险恶了。周恩来的秘书许小姐突然被捕，并因不愿揭发周而自杀身亡，使周不寒而栗。他感觉到了，一只寒光习习的宝剑也许就要降落在他头上了。
就在打倒刘、邓，林彪力量飞快上升的同时，另一个力量自然地产生了。那就是以“三总四帅”为代表的军政力量。由于历史渊源和现实利益的联系，他们将周作为首领。虽然这些人的反抗被作为“二月逆流”镇压下去，但这个力量是显示出来了。周恩来意识到，也许就是这个实际力量的存在，暂时挽救了他的政治生命。毛对军权的重视和敏感，周是再清楚不过了。在他背后站着的这些将领和官僚，既是他参与政治的砝码，又是招灾惹祸的因子。没有这个，绝对不行。有了这个，也不安全。他要善于使用这个洞中的老虎。
他象一个魔术师似的，对自己挑战：会不会玩，有没有手腕，就看这个了。
周不失时机地关心着上层人物的生死存亡，将一切可能成为盟友的人物联系起来，这一切都做得天衣无缝。毛泽东知道周在虚情假意地侍候他。当周热心为毛安排妻妾时，毛看见了周恩来那种犬儒精神指导下的屈意奉承。毛泽东喜欢奉承，但也警惕恭维。他曾经对汪东兴说过：“如果今天是彭德怀当总理，不见得就不好。那样，至少有个敢和我吵架的人。吵架不见得就不好。”
青海赵永夫事件中，毛听说周曾指示“报馆不能冲击”，气愤地说：“有什么了不起的，你不革命，别人就要革到你头上来。为什么不能包围报馆？省委，市委，国务院，都可以包围。”七月里，毛又一次号召造反派包围国务院。“西安交大不让人打电话，不准人家到中央告状。为什么怕人家来中央？让他们来包围国务院！”“有的地方规定不准群众到国务院。国务院接待的又是无名小卒，说不清。为什么这样？你们不出面，我就出面了……”
形势险恶逼人。最近毛泽东又提出所谓“伍豪自首事件”就是他磨牙吮血的前奏。
本来对青海事件抱有不同意见的周恩来看见林彪、江青势头强劲，只好改变口径，顺水推舟，跟着宣布了青海事件为反革命政变，赵永夫隔离审查。为了摆脱“二月逆流的黑后台”的可怕名声，周恩来表面上和那些将军们疏远了。
毛泽东对周放了几炮后，又带着杨成武、张春桥和汪东兴，到南方旅行去了。
毛泽东预料北京将要发生激烈的斗争，局面将非常难以驾驭。
他把周留在北京，也许是想：革命群众的烈火会把你烤熟的。到时候我来火中取栗。
六七年夏天，周恩来处于政治上非常被动的局面。毛泽东走后，北京街头马上出现了“打倒大叛徒周恩来”、“揪出两面派周恩来”等大字报。在中央文革的操纵下，不久又发生了五十万人包围中南海和人民大会堂的事件。近在咫尺的首都卫戍区，中南海警卫师，中央军委和北京军区，没有一个人来给他解围。
红卫兵就要涌入大会堂了。
要求揪斗陈毅的口号声惊天动地此起彼伏。
如果学生真的涌进来，事情将难以设想，也难以控制。
这时，周恩来大义凛然地出现在大会堂东门。他激动地高声宣称：陈毅同志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我们国家的外交部长，是革命的。他有很多缺点，也有错误，但是他从不搞阴谋。毛主席也多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