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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怕坠入毛的泥潭，不敢恋战，想把话题转一下。
周恩来问道：“主席，你饿不饿？要不要加点夜餐？”
毛泽东兴奋地说：“要的。人是铁，饭是钢。没有物质基础不行。”
周要了毛爱吃的杂粮粥、辣椒和咸菜。
周漫不经心似地说：“无论怎么说，这三年忙于文革，生产受到影响。得补上。”
他看看毛，毛点头承认。
周恩来以忠诚能干的大管家口气说：“你说过，落后就要挨打。现在有些家伙要打我们的主意。苏联陈兵百万，说干就干，虎视眈眈。从历史上看，苏联是扩张主义，几百年来把一个俄国变成这样大。俄国人欺负我们，是由来以久的。珍宝岛事件不分胜负，事没有完，随时还会打。这是一。二呢，美国扶持台湾，有机会就闹事，没机会就自己发展。三呢，就是日本。美国希望日本有一天能够代理美国管理东南亚。这些都好说。我们都对付得了。我们舍得的东西他们舍不得。可是我怕万一，万一美国有一天和苏联谈判，那必然是以牺牲中国为条件。如果日本也来抢肉吃，那就不好对付。”
周看看毛，毛示意他继续说下去。
周说：“是的，即使他们都来，又怎么样？斗个十年八年，我们还是要胜。
可我们的目的不是老领着老百姓打仗，而是要过好日子啊。我经常想象你所构思的五。七指示，那个图景非常美妙啊！我们的群众要求不高。这个民族不是个很看中物质享受的民族啊。”
“你说对了。”毛激动地说：“我想三年结束文革，现在都快四年了，还没看见尽头。这样不行。除了国际，国内问题也越来越棘手。无论如何要解决，谁拦都不行！现在的问题是干部，很多人经过文革以后，没有胆量了，与我的愿望相反；还有一些人，在文革中学会了胡来，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也和我的愿望相反。”
周恩来附和道：“我们得创造一个时期的和平，以便进行有革命目标的经济建设。”
毛沉思着，说：“这话题使我想起来一个人，一个管理和建设的人才。你说是谁？”
周恩来对着地板机警地转动眼睛。他想了想，果断地伸出他的食指。
毛泽东笑着说：“对了，就是那个第二号走资派。你要过问一下他的安全。绵里藏针，能屈能伸。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敢想而不虚妄，能干而不结帮。人才难得啊！”
毛作了个让周恩来讲话的手势，是在征求他的意见。
“在这些不怎么样的邻居中，我们必须有所选择，建立不同类别不同层次的关系。诸葛亮安居平五路，张良一曲破楚兵，都是历史故事。我们党的历史上，这样的局面也出现过，甚至比现在更险恶，不是都过来了、胜利了吗？我虽然着急，但不慌张。为什么？因为我相信一点，在战略构思和运筹上，主席是高手。”
毛泽东说：“你一下子都推给我？”
周恩来说：“你当司令，我当参谋。”
毛泽东说：“那好，你今天就给我当好参谋。今天我们来个诸葛亮和周瑜的方法。我们用一个动作，将整个计划表示清楚。我另外给你一张地图。”
周恩来说：“这是何必呢？你说就是了。”
毛摇头说：“不，我一表示，你就随上了。你这个人就这点不好。老是随声附和。”
毛泽东的话说到表象，但没说到实质。周恩来看起来是跟毛，实际上心里离毛很远，很警惕。既然跑不开，他就必须关注自己的安危。为此，他必须顺从毛的意见。在解放后的几次重大事件中，周恩来何曾有过自己独立的理念？大跃进、反右、庐山会议、四清、文革，都一样跟毛泽东跑。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他站在毛一边，通过了十六条。文革中的一系列政策性讲话，是周发表的。夺权风暴、批判知识分子、作刘少奇专案组组长、清查五一六、打击造反派，都有他的股。他愿意保护的那些贵人和名人，是军队和地方的诸侯等。对于和老百姓生死攸关的政策，他或者漠不关心，或者说因恐惧而不敢关心。四九年以后，周恩来除在一九六二年钢铁生产计划的马鞍形问题上遭到毛泽东的批评，其他都是跟毛的。
周恩来一惊，但很快就笑着说：“可我没附和高岗、彭德怀、刘少奇他们。”
毛说：“这就是你的高明之处。你知道他们不行，成不了事。实践证明你是对的。”
杂粮粥做好了。两人一边喝粥一边各自完成了思考。
两张地图放到一起，竟然是完全一样的表示：都在中、日、美之间划了一个圈。
“老鹰和北极熊，谁更可怕？”周和毛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了基本一致的意见。
美国著名专栏作家杰克。安德逊在周恩来去世后写过：“美国人总是那么现实！现实得目光短浅。抗战胜利时，很多美国人都把蒋介石看作中国的希望，只要他讲话，就都蜂拥而至。那时我曾经对周恩来说过，很多人将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看成铁板一块。周恩来说：不。因为地理上的接近，苏联构成对中国的威胁。如果将来中国共产党掌权，将和美国保持良好的关系。”
不能容忍大国沙文主义的毛泽东，更是对苏联戒备有加。
一九六零年六月，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参加布加勒斯特共产国际大会。会上，苏共围剿中共，周恩来奋起反抗。苏共攻击斯大林，周去斯大林墓献花圈。后来周奉命回京，毛破例地到机场迎接。六八年八月二十日，苏联大军入侵捷克，才真正使中共惊慌起来。次年，中苏之间发生了边境冲突，毛看见战火迫在眉睫。那时中共的外交基础理论极其简单，一切反对苏联或与苏联有矛盾的，都是朋友。
在周恩来主持政务中，一直坚持反对苏联。美国的前锋论坛报副社长Ｒｅｓｔｏｎ在访问中国以后说：“中共面临三个大问题。一是教育七亿人民，二是准备和百万苏联军队打仗，三是将政权移交给第二代。”周恩来一九七零年同斯诺谈话就明显表示了中国寝食难安的就是北方的苏联军队。周恩来有意利用毛的民族主义心理，将中国的外交引导到白宫那边（见《文革的预谋者和发言人周恩来》）。
那天晚上，他们谈了很多，谈得很投机。
那以后，周恩来奉毛泽东之命，开始了对中美恢复关系的试探。
一九七□年八月十八日，中朝乒乓球比赛在首都体育馆进行。斯诺夫妇被邀请观赏。可是因为事先他们已经有一个吃北京烤鸭的约会，不能去看表演了。这本来是生活中常有的事情，尤其在中国，改变作息和约会，是常见的。但是这一次不同。斯诺夫妇正吃着美味的北京特产，突然有人打电话说：“请你走一趟。”
对于普通人，这可能是司法机关送达传票的语言。但是斯诺知道，这样的话通常是说有人要接见他，而且是重要人物。
当斯诺走进那座漂亮的建筑物，看见了周恩来、董必武、李先念副总理、西哈努克亲王和他那风韵绰约的妻子。叫斯诺感动的是，他们夫妇的座位是安排在主人席位上，而不是客人的席位。
七十二岁的周恩来已经满头银发，但是精神依然不错。他上身穿运动衫，下身是一件灰色长裤，白袜子，动作和眼神依然机灵，而眉宇间的精神却更加坚硬，表情运用也更圆熟。
他先谈了美国的一大堆国内问题，是研究者的口吻，没有嘲笑和幸灾乐祸，好象谈一个正在困难中的邻居。斯诺不知道周为什么谈这些。斯诺毕竟是美国人，即使知道的不如周多，至少那是自己的祖国。周是作为中国政治领导人来议论美国的。
斯诺问：“是不是你觉得美国国内问题严重，失去了在东方的主动性了呢？”
周恩来说：“这正是我要请教你的问题呢。”
斯诺问：“如果中国寻求和解，是先找苏联呢，还是先找美国？”
就在这时，这个需要回答最严肃的问题时，服务员送来积分牌，比赛马上就要结束。他们必须去和胜者握手了。主人和客人，喝完各自的咖啡。周对斯诺说：“最后的这个问题，我们下次谈。我可没有把你当做客人啊！”这个意思说说：虽然你是美国人，但是我们希望你站在中国的立场上，为我们中国的利益考虑问题。哪怕就这一次也好。
十月一日，斯诺在庆祝会上短暂地见到了周，并告诉周，美国人提议重开谈判。
周恩来那时说：“中国对此不感兴趣。”
斯诺诚恳地说：“但是有几个问题，我们不得不思考。一是从历史上看，谁对中国的威胁更大，更实际。二是从现实情况看，和谁交往对中国的政治地位更有利。三是从长远看，经济和技术上的交流与互补，苏联与美国，中国从哪个国家那里能得到更切实的东西。”
周说：“你觉得美国在走下坡路吗？”
斯诺说：“就美国的意志说，是开放的，进攻性的，甚至可以说是贪婪的。但是五十年代是这样，六十年代就不行了，七十年代在退缩。我说的是在亚洲。他已经没有胆量招惹愤怒的八亿中国人。这个不是我一个人的研究成果，美国人也这样叹息自己的黄昏。”
“难道苏联就敢随便招惹中国人吗？”周尖锐地问斯诺。
时间太短暂，周必须去参加另一个约见。斯诺没回答，会见就结束了。
十一月五日，人民大会堂福建厅。
周恩来又一次约见斯诺，两人进行了四个小时的谈话。
这次谈话，显然发生在周恩来和毛泽东的谈话之后一段时间。
“我告诉你一个重要的消息，中国现在愿意和美国进行一次秘密接触。”周恩来说：“我们做事是讲道理的。一九六九年尼克松就职演说中提到，愿意和中国进行谈判。如果华沙不行，也可以在北京谈。中国当时表示，欢迎尼克松派一位特使来北京会谈。可尼克松没有及时回答我们的好意，倒是及时地入侵了柬埔寨。所以，中国人得到结论：美国人说话不当真。”
“现在，”斯诺问：“门还开着吗？”
“还开着。”周说：“但是，关键是美国是否认真对待中国关于台湾的立场。”
“其他呢？”斯诺又问：“还有其他障碍吗？”
“其他都是枝节问题。”周恩来干脆地回答，显得简洁而明快。
会谈就这些。斯诺整理笔记，并且删去那些估计不能说的话，将可以说的写成一个很长的电报，交给总理审定。然后，斯诺将这个电报发到太平洋那一边－－美国－－他的祖国。
就在那个星期里，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汉将军到达北京，递交了尼克松的信件。尼克松说：在他正式和中国打交道前，将授权一位特使先行访问北京，讨论台湾问题。
又过了几个星期，毛告诉斯诺：“尼克松的特使就要到达北京了。”
斯诺的文章在美国《生活》杂志上发表，引起震动。他传达了毛、周邀请尼克松访华的重大新闻。美国总统及其助手们抓紧研究这个举足轻重的国际大事。处于对苏冷战时期的美国，正在努力寻求美苏之间的第三张牌。
七月九日到十一日，基辛格秘密访问了中国。
此后，形势急转直下，中国在外交上柳暗花明。
周在外交方面的经验、知识和风度，是中国领导人中少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