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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建交与合作，将苏联作为唯一的敌人，使这些人大为惊讶。
林彪对中美合作不以为然，是有广泛的社会基础的。
美国人曾经惊讶中国政府在《上海公报》上要求大书特书中美双方的不同点，其实这正是写给那些反美亲苏的人看的。意思是，虽然我们和美国合作了，但是没有出卖原则。对内，官方则努力使得中国人明白：那个在太平洋对岸的美国只能隔靴搔痒，而苏联鬼子却会闯进卧室强奸我们。他们都是大鼻子，但是性器的长度不一样。
没能积极认同毛泽东的做法，使林彪在毛泽东的天平上越来越没有分量。在毛泽东眼里，林彪成为一个不懂经济、不懂外交、贪恋军权、只会喊口号的人。一个病态的，对国内外方针大计持抵触情绪的将领。一个不可能对苏联积极作战的指挥官。毛泽东甚至怀疑：这个林彪难道就是当年那只曾经在黑土地上勇猛追扑猎物的雪地之狐吗？
无论如何，毛泽东是不喜欢他了。有时简直是讨厌他！毛恨不得他马上走开，走得越远越好，或者被什么人杀掉，或在灾难中死去，都行。而林彪还自以为是毛的最好伙伴呢！
仅仅这些成见，就足以使毛除掉林彪了。
不久出现的是否设国家主席的争论，使多疑的毛对林彪更加猜忌，从而导致毛最后决定干掉这个刚刚由他一手扶植起来的助手。
第十五章 天才和诱饵
中美建交后，战争危机得到缓和，中共开始集中处理国内问题。
红卫兵上山下乡运动持续进行，青年学生基本退出政治舞台。
七零年初进行的“一打三反运动”，将文革积极分子收拾了。造反派不吃香了。
老干部纷纷参加了三结合领导班子，瘫痪的国家机器又开始运转。生产得到恢复。
为了健全政治生活，一九七零年三月九日，开始按照毛的意思修改宪法。
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应由人民广泛讨论。如果有一套良好的民主程序，修宪并不难进行。可惜中共上层人物，认为自己想怎样就怎样，所以任何观点的争论就会成为冲突。除了党的权力，没有什么力量能够平衡、缓解和裁判那些冲突。可那是中国，七十年代初期的中国，一个走向极端化了的共产主义极权政治。
设不设国家主席，实质在于怎样处理林彪和周恩来位置。
“九大”以后，林彪势力的膨胀引起毛泽东极大的不安。一号战备通令以后，毛泽东决心让林彪下去，他不能容忍一个靠军队成长起来的人对战争问题发号施令。毛泽东一直想找将林彪的麻烦，可是苦于找不到。说到底，林彪也有发布战备通令的权力，说他完全不对是没有说服了的。其他问题又找不到，连个借口都找不到。这一方面是因为林彪小心，更重要的是，林彪这一生确实是紧跟毛泽东的，很难找到他冒犯毛泽东或策划阴谋集团之类的反党活动。就象老虎吃乌龟似的，毛泽东下不了口，想搞搞不下去，心里很着急。
毛泽东为此费尽心机。
他想起了诱敌深入的办法。
……只有一个诱饵可能具有迷惑性，就是设立国家主席。设了国家主席，总理在国家事务中就不再是第一。即使周恩来继任，他的上面也加了一条紧箍。如果我毛泽东当了国家主席，林彪就以为他会顺理成章地当副主席。林彪会以为自己影响我要比影响周更容易些，至少现在是这样。如果我说当国家主席，林彪也可能会预测我管事少，国家事务就会落在他身上。如果我不当那个国家主席，只要宪法上说设立，这个职务则可能完全落到他林彪身上。无论谁当国家主席，都能削弱周的权力。
……打这样的狼，必须使用很象样的诱饵才行。
毛泽东打算进一步考虑，待成熟后再抛出去。
他要求中央委员们讨论设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
周是何等聪明！他知道设国家主席一说是对着他来的。如果设立国家主席，总理有可能是另外两个人。文革派得逞，张春桥可能当总理。林彪胜利，陈伯达可能会入主国务院。
内政和外交上的两个银牌（金牌当然永远是毛泽东的），已经使周恩来在毛那里站稳了脚跟。就在让大家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毛泽东告诉了周恩来：你这个总理，还是总理。
周恩来得到这个金口玉言后，就不再做声，努力做事，谁想闹就尽情地让他们闹吧。如果他们把毛闹烦，那才好呢。周恩来那时进退有方：静可以坐山观虎，动可以火中取栗。
周很清楚，打击林彪必须用毛的力量。有利条件是，当时毛泽东已对林彪的权力膨胀极其敏感，而林彪还不十分清楚毛对他的猜忌。毛泽东立意要扶持周的势力，以对抗林彪压制林彪。比较林彪，周没有多少军权，毛泽东不担心。
那年八月，毛泽东给林彪投放了一个诱饵。
他亲切地对林彪说：“文革收尾了。形势不错。以后我想只管管行政上的事，到世界上跑跑，扩大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
林彪当时好象颇为高兴。也许他以为这是毛泽东示意他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提议。也许他以为毛泽东要把党内职务让给他，履行关于接班人的诺言。也许林彪这样想，即使不让出党的主席，至少也能作政府副首脑。那样周的地位就相形见绌了。
林彪同意毛泽东当国家主席。他说：“国家要有一个头，不然很多事情不好办。”
林彪想了很多。该怎样提议毛泽东当国家主席，而不让中央文革的那些人得逞呢？当时的老将领们大都担心江青张春桥那些人会在四届人大上夺取很多政府职位，一致呼吁让毛泽东当国家主席。那些人就是直说，没有个名义。林彪叫叶群谈谈看法，叶群说可以请老夫子参谋参谋。她说的老夫子就是陈伯达。陈伯达说，可以以讨论天才切入，大家容易接受，没人能对抗。林彪沉吟不语。他觉得绕了个大弯子，还不如直接说更好。
林办后来以天才为话题，向毛泽东报告说：建议设立国家主席。又说，只有象毛主席那样的天才领袖人物才能胜任。这个报告完全没出毛泽东所料，他们上钩了。
这时，毛泽东突然撤销了他的成命，说：我不宜任此职。此议不妥。
“主席不让再提设立国家主席的事情。”林彪问叶群：“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主席可能是谦虚。”叶群想当然地分析道：“他怎么会自己说兼任国家主席呢？”
“一会儿说设，一会儿说不设。叫人不好办。”林彪自忖着原因，象进了迷魂阵。
林彪特意嘱咐叶群：“既然主席不要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就算了吧。”
林彪重新提起并力主设国家主席，是因为江青。
那天，林彪接见江青，讨论军队文革问题，因为江青是军队文化革命小组的顾问。
中共“九大”以后，都当上政治局委员的叶群与江青，关系开始淡漠。除了毛泽东怀疑林彪戒备接班人权力膨胀以外，江青、张春桥（即后来的四人帮）也开始得寸进尺，利用和毛泽东的关系向林彪瓜分权力。林彪面临毛泽东、四人帮、周恩来及其官僚机构和军队内部不走红的将领的四种力量的敌视，而林彪在民众中的地位只是一个因变量，主变量是毛泽东。只有在毛泽东信任他时，他的地位才存在。这个时候，林彪在政治上没有及时地调整好，他与几个重大政治势力之间的关系搞得都很糟。
叶群和江青的蜜月时期过去了。中央文革对林彪开始冷淡，而叶群除了对陈伯达保持良好关系外，对别人报之一不理不睬态度。这可以从一本《基督山伯爵》上看得出来。一九七零年春天，这本书被叶群借走，但是没有按时还书。后来姚文元要看，图书馆来电话催叶群还书。叶群知道是姚文元要看的，不仅不积极还书，还故意拖延。图书资料管理员得罪不起姚－－他也是政治局委员－－就托人催叶群还书。毫无政治头脑的叶群对陈伯达说了，更加没有政治常识的陈伯达，居然要撤那个管理员的工作，还说“叶群难道没有姚文元重要”那样的话！
中央文革内部有了矛盾，而且中央文革和林办这边也有了矛盾。
林彪骂江青，就是这个时候。一个受中央文革操纵的红卫兵组织要冲击南京军区，绑架许世友。林彪凭着天然的军队领导人的护家心理，简单地对付了那个事件。林彪对江青说：“如果让许世友下跪，就是叫我林彪下跪！”
江青很不高兴，但是不敢对毛泽东说，因为许也是毛泽东的爱将，于是就去找张春桥。张春桥恶毒地说：“当年那个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的独立王国。现在解放军快成为林家军了。这个问题比当年的北京市委要严重，弄不好，我们就得成为他的阶下囚。”当时江青浑身哆嗦了一下。
江青很清楚，林彪看不起她。一九六五年的那次合作，林彪是硬着头皮同意的。以中央军委的名义上报江青召开的全军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并且说江青“他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的话，林彪是不愉快的。江青后来多次找林彪支持样板戏，他宁肯躲避。连林办的秘书都说：“一个副统帅，叫一个女人追得到处跑。”
江青寻找机会打击林彪。林彪发表了关于文艺复兴的讲话之后，江青抓住讲话的一些问题，不仅作了批示，并且交给林彪，想让林彪写上几句谦虚的话，再转毛泽东。林彪当时气坏了，骂江青是臭婊子。江青来催，就和林彪吵起来。林彪当着秘书的面说：“你给我滚！我听见女人的声音就讨厌！”江青和他吵，骂他是大男子主义。林彪当时要“毙了她”。
他看不起中央文革那些秀才。当毛泽东带着张春桥到苏州看他，问他怎样才能防止出修正主义时，林彪坦白地说：“还是要靠黄吴李邱这些从小干革命的人，要防止小资产阶级掌权。”张春桥当然不高兴，毛泽东也不高兴。
林彪那天和江青的谈话很不成功。整个谈话几乎是江青一个人说，林彪只是听。江青的中心议题是要林彪同意不设国家主席，总理由张春桥担任。她希望与林彪达成一个神圣同盟，在庐山会议上将张推上去，将周恩来拿下去。当时林彪根本没看穿周恩来，又忽视了四人帮的力量，就拒绝了与江青的合作。没有达到目的的江青眼看不能利用林彪先将周恩来搞掉，掉回头来与周、毛合作，打击林彪。
林彪决定：设立国家主席，毛泽东肯定要周当总理，打乱江青和秀才们的如意算盘。
同时，江青向毛泽东告状，说林彪想设立国家主席，自己当，让陈伯达当总理。
毛泽东气愤地说：“天狗吃月亮！”
一九七零年八月，又一次庐山会议。
林彪第一个发言，他语无伦次地说：“我这次研究了宪法。表现出这样一种情况的特点：一个是把毛泽东同志作为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知道思想，这一点很重要，非常重要。毛主席是天才的，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接着，林彪开始从反面影射攻击那些不同意设立国家主席的人。
这个发言被到会的代表误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