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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那么明显吗？”我把手从胸口挪开，摸了摸脑袋，随手拿过她的镜子看了看。镜子里的我拉着脸，就像别人欠了我多少钱一样。
更可怕的是，我的脸色灰白，透露着一股死气。
五分钟前，我刚停好车，要进大厦的时候，就被一个人拦了下来。那人和我一样也是光秃秃的脑袋，看上去五十多岁，只是他身上穿着破破烂烂的麻衣，满是污渍；脚上的一双鞋，鞋底和鞋帮是用鞋带勉强捆绑在一起的，就跟当年的乞丐朱亚文一样。
他露在外面的肌肤呈现健康的古铜色，浑身散发着一种让人心旷神怡的香味。
是檀香的味道，和老罗办公桌里那串高僧开过光的紫檀佛珠的味道一样。
“施主请留步！”他双手合十，站在我面前头也不抬地说道，“我观施主骨骼清奇，与我佛有缘，但尘缘未了，恐有灾厄。贫僧这里有一道我佛加持过的护身符，暂且送给施主护身，待施主了结尘缘，我们或有师徒之缘也未可知。”
听着他文绉绉的话，我下意识地皱起了眉。不等我说话，这个行脚僧已经从怀里摸出了一个地藏王菩萨的挂坠递到了我的面前，同时抬起了头。
那个挂坠上有他的味道，我下意识地伸手去接，却接了个空。
和尚只看了我一眼，就收回了手，转身就走：“晚了，晚了，唉，贫僧又晚了一步啊。”
我愣愣地站在那里，哆哆嗦嗦地掏出烟，点上，吸了一口。辛辣刺激着肺叶，无法言说的疼痛霎时传遍了全身，我不可抑制地咳嗽了起来，想要喘一口气都成了奢望。
我弯下腰，脸已经涨得通红、发紫，但我知道，最后它还是会变成青白，那是我死后的颜色。眼泪鼻涕一股脑地流了出来，我伸出右手，握拳在胸前死命地捶着，终于一屁股坐到了地上。
来来往往的行人虽没有改变他们前进的方向，却下意识地离我远了些。
没人愿意惹上麻烦。
大厦的保安从值班室里探出头，又缩了回去，片刻后，一阵匆匆的脚步声向我靠近：“简律师，你没事吧？”
我摆手，回应着保安的关心，却还是靠着他的搀扶才站起了身。
“谢谢！”我掐了烟，摇晃着走进了电梯，按下了办公室所在的19楼。
电梯门合拢的刹那，我背靠在电梯轿厢上，汗水浸透了衣服，冰凉透体而入。每一次呼吸都给肺叶带来了沉重的负担，疼痛让我浑身无力，顺着厢壁靠坐在了地板上。
那个和尚说得没错，对于我来说，什么样的护身符都已经晚了。但是自己知道是一回事，被别人宣告最后期限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这让我的心情非常不阳光。
要是老罗，估计这会儿肯定会冲上去，就算用抢的也会抢下行脚僧手里的那个护身符吧。
有那么一段时间，他迷恋上了搜集这种小物件。接连被律协和司法局训诫，让我们都感叹时运不济，他就开始想方设法琢磨一些能转运的东西，连求子求姻缘的都不放过。一时间，他的办公室成了各个教派漫天神佛的会议室。张静还给他淘来一本古色古香的破旧经书，对他说这是少林寺驻武当山办事处大神父王喇嘛开过光的。那么一本破书被他珍重地带在了身边，然而到最后还是没能保护得了他的周全。
能保护得了他才怪了，这个不学无术的玩意儿。
“简大哥，你没事吧？”林菲伸出手在我眼前晃了晃，拉回了我的注意力，“你笑得就跟中邪了似的，吓死人了。”她轻抚着前胸，说道。
“没事，没事。”我连忙说道，幸好我没有头发，要不然汗水肯定让它们打缕了，林菲不会放过我的。
“今天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吗？没事的话，我去趟医院。”肺叶的疼说什么也不肯放过我。
“有个案子，不知道该不该接。王律师说等你来了，定夺一下。”林菲说，手却拿起了电话，“不过，我觉得还是先送你去医院吧。”
“不急。”我摸出两片药，塞进嘴里，边嚼边随口问道，“什么案子？连王律师都不敢做主？”
在我逐渐不再接触案件后，林菲口中这个从律所建立起就一直跟在我们身边的王律师就渐渐成了所里的骨干。这小子也是大器晚成，刚进律所的时候，他还只是个行政助理，直到2010年才成功通过了司法考试。
“是一个孩子误食了农药，送到医院之后医院不收治，家长想要告医院不作为，索赔五十万。”林菲递给我一瓶水，尽可能简洁地向我描述了一下案情。
“医院不收？”我喝了一口水，冲淡嘴里的苦涩，皱了皱眉，“那孩子服的是什么农药？”
“百草枯！”
听到这个名字，我倒吸了一口凉气，也难怪医院会拒绝收治了。
百草枯几乎是一种无药可解的毒药，口服死亡率在90％以上。我国早在2014年的时候就已经全面禁止水剂在国内的生产和使用，只保留母药生产企业的水剂出口境外使用登记，允许专供出口生产了。
但是很显然，有些小作坊还是在私下里自行生产销售。
不过，这个案子说起来难度并不大。无论什么原因，医院拒绝收治病人都是违犯了相关法律法规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对危急患者，医师应当采取紧急措施进行诊治，不得拒绝急救处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三十一条规定：“医疗机构对危重病人应当立即抢救。对限于设备或者技术条件不能诊治的病人，应当及时转诊。”
王律师作为骨干律师，这些法律条文不可能不熟悉，这里面恐怕还有别的隐情。
“王律师说，之前已经有好几家律所拒接了这个案子，接的话可能有风险。不过利润也很可观，当事人愿意按比例付费，让你决定一下。”面对我的质疑，林菲说。
这个案子的利润就连我也有些心动，几万块钱对于现在的我们可不是小数，足以支撑我们律所几个月的开支了。但隐隐地，总有一种不安围绕着我，想了一下，我才说道：“告诉王律师别着急，去查一下具体怎么回事，咱们再做决定。”
“我去吧。”林菲说，“服农药那孩子跟我是校友！顺便，我把药给你拿回来。”
“行！”我点了点头，看着林菲穿上外套，离开了办公室，脑子里浮现的却是多年前的一个案子。2006年5月，我们代理的一个和百草枯有关的案子。
那个案子的背景有些特殊，当事人一方是一个村子的村委会，而另一方则是一家和村子相隔不远的农药生产厂商。
大概在案发前三年，厂子和村委会签署了土地开发协议，在离村子不太远的地方建立了农药生产车间。厂子主要生产农药百草枯，并雇用了一批村民做工人，解决了村子里一部分人的就业问题。
但是没过两年，双方的蜜月期就宣告结束，迅速进入了冷战期。起因则是在农药厂建立不久，村子里就陆陆续续开始有人离世。一年内的死亡总数比农药厂建立以前几年的死亡数量总和还要多，且大多都是突发疾病，在极度痛苦中不治而亡。
有从村子里走出去的大学生就说，这事恐怕和农药厂的生产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按这个叫王那厮的大学生的说法，生老病死虽然是自然规律，但在农药厂建立之前，村里去世的人都是自然死亡，因为疾病去世的是凤毛麟角，而且也从来没在短时间内死过这么多人。
百草枯是剧毒农药，这谁都知道。一旦保护措施不力哪怕只是废弃物的不当排放，都可能给当地的生态环境带来灭顶之灾，对人健康的损害就更是无法估量了。
当地村民于是认定农药厂为了控制成本没有对生产线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致使有毒物质渗入了地下，污染了水源，才导致了村民的死亡，要求农药厂支付巨额赔偿。
面对村民的指控，农药厂重金聘请了专业机构对生产线进行了评估。证实厂商的保护措施已经达到了国际标准，排放的废水以及固体垃圾均达到了排放标准，村民的死亡与农药厂的垃圾排放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从档案来看，农药厂建成后该村死亡村民的平均年龄是八十岁，远超我国的人均寿命，应该是自然寿命走到了尽头。
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厂商还是愿意给家中有人去世的村民每户发放一万元的慰问金，而且这项政策会一直持续下去。
但这恰恰成了村民索取高额赔偿的理由：没有错凭什么那么好心给我们钱？
那份评估报告也没有得到村民的认可，因为那是厂商找来的评估机构，是“收了钱的”，结果肯定向着企业。
在村民的要求下，村委会组织人马每天堵在农药厂门口静坐抗议，不答应他们的要求就不让人家生产。
来来回回几个回合后，厂商将慰问金提高到了每户五万，可村民尝到了甜头，竟然将原先议定的每户三十万赔偿金提高到了五十万。
这么一来，厂商就彻底不干了，认为村民是寻衅滋事，扰乱正常生产秩序，直接报警将带头的几个人抓捕。而警方也在侦查后认为村委会有敲诈勒索嫌疑，经检察院批准，完成前期侦查后，将此案移交了检察院。
2006年5月，检察院对此案提起了公诉，法院则在此案指派我们作为被告一方的辩护人。
2
这个案子的事实非常清楚，无论出于什么原因，村委会的做法都涉嫌扰乱公共秩序，妨碍厂家的正常生产。至于是否是敲诈勒索，就需要我们展开进一步的调查了。
我是不太愿意接这个案子的，一来我们刚刚打赢的几个官司给律所带来了几笔不菲的收入，虽然其中也有些损失，但我一向没什么上进心，老罗家里要求又不高，对我来说，已经足够给这个大投资方交代了；二来，对于一个事实特别清楚的案子，想要打赢，几乎是不可能的。
但老罗并不这样认为，他一向信奉看到的就是他的，没有赚到手就是损失。至于输赢，赢了当然最好，但是只要给够钱，其实输了也无所谓。因此极力鼓动我接下这个案子，大概是上一次帮助沐紫反诉的案子给他的教训还不够，他竟然撺掇我去代理村委会找厂商索取赔偿。
给他撑腰的就是那个天不怕地不怕就怕事不大的静。
“这事你想都不用想，作为农药生产企业，造成污染是必然的，只要能够证实他们确实造成了环境污染，那村民就不算敲诈勒索！”张静把老罗汉堡里的肉挑出来，放到自己的汉堡里，义正词严地说道，“小明哥，打击环境污染源是我们每一个公民都应该尽到的义务，作为一个环保主义者，坚定的素食主义者，为了子孙后代，为了能吃到健康的绿色食物，这案子，我帮定你们了！”
“怎么帮？”我看着老罗抢走了我的汉堡，把他自己那个没有肉的塞到了我的面前，叹了口气，“就算证实了企业确实造成了污染，但是没有办法证明村民的死和环境污染有关，也没法儿证明村民没有诬告敲诈的行为啊。”
“第一，尸检，证明这些人死于中毒；第二，搜集农药厂的废弃排放物，证实死者的中毒原因与农药厂的垃圾排放有直接关系。”趁着张静还没来抢他带肉的汉堡，老罗狼吞虎咽地往嘴里塞着食物，含混不清地说道。
“尸检，哪有尸体啊，现在都火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