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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卫星”是“大跃进”期间特有的一个名词术语。1957年，苏联成功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在世界上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受苏联人造地球卫星的启发，不少地方把自己制造的所谓高产典型叫做“放卫星”。
“大跃进”启动之初，工农业生产的各项指标本来就定得比较高，而随着“超英赶美”时间的一再缩短，各项指标也就不断提高。而且当年还搞所谓的“两本账”，即规定两个指标，一个是必须完成的指标，称为第一本账，这是要对外公布的；另一个是期成的指标，称为第二本账，是内部掌握的。中央有两本账，地方也搞两本账，且地方的第一本账以中央的第二本账为基数。由于层层都搞两本账，指标也就越提越高。一些不切实际的高指标提出来后，曾引起部分干部和群众的抵制，结果这些人被指责为右倾保守思想作怪，被扣上“观潮派”和“秋后算账派”的帽子，并对其展开辩论和斗争。这样一来，纵使明知那些高指标无法完成，但持有不同意见者也不敢讲话。高指标无法实现，就只好搞虚报浮夸。在这种气候下，浮夸风、“放卫星”进一步泛滥起来，并且愈演愈烈。
1958年1月3日，《人民日报》报道说，广东汕头专区1957年有约2000亩田达到亩产粮食3000斤，该专区澄海县的高额丰产田都是“一年三熟”。这个县的青锋农业社有一亩八分丰产田，亩产3129斤。这是粮食生产上较早的一颗大“卫星”。但不久，这个纪录不断被刷新。随便摘录几则《人民日报》关于“卫星”的报道标题，便足见当年“卫星”的厉害：“（湖北）麻城建国一社出现天下第一田，早稻亩产36900斤”（1958年8月13日）；“河南谢集乡人民公社放出‘卫星’，玉米亩产25715斤”（1958年8月31日）；“广东穷山出奇迹，一亩中稻60000斤”（1958年9月5日）。最大的稻产“卫星”放到了亩产16万斤，花生“卫星”放到了亩产53408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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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多了怎么办”（4）
河北徐水县还特地制定了六种作物的“卫星”标准。该县的特大号卫星、大卫星、中卫星、小卫星的亩产标准分别是：
甘薯：130万斤，50万斤，30万斤，10万斤；
玉米：4万斤，2万斤，1万斤，5000斤；
高粱：4万斤，1万斤，7000斤，5000斤；
谷子：3万斤，1万斤，5000斤，2000斤；
棉花（皮棉）：2200斤，1500斤，1200斤，1000斤；
大白菜：200万斤，150万斤，100万斤，50万斤。
一些放“卫星”的地方，还装模作样地对“卫星”田组织验收，然后报刊以大字套红标题刊出。实际上各种“卫星”的产量，除了虚报的成分外，大多是将多处即将成熟的农作物移栽到一块地里而成的，有的干脆是拍脑袋拍出来的。
当时，不少地方还大搞高产试验，河南省获嘉县城关公社宋庄大队就有过一次这样的试验。中联部下放到这里的21名年轻干部，选了7分地，深翻了7尺，施化肥700斤，施农家肥7大马车，耙7遍，下种700斤，计划收粮7万斤（即亩产10万斤），时称“七七试验”。试验过程中，这700斤种子分了好几次才播完。麦苗长出来后太密，就从邻近的博爱县运来大量细竹竿，用捆绑搭架的办法将倒伏的麦子扶起。又调来7台喷粉器分班轮流向麦子鼓风，并以手风琴对着麦田演奏歌曲，还把当时稀罕的收音机也摆放在麦田边播放音乐，以达到音乐催长的效果。尽管如此，这七分地最后仅收了163斤秕麦。
在放高产“卫星”的同时，还出现了许多豪言壮语，诸如“只要我们需要，要生产多少就可以生产出多少粮食来”，“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这样今天看来荒唐可笑的话语，还堂而皇之地刊登在《人民日报》上。1958年6月16日的《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我国一位著名科学家的文章《粮食亩产会有多少？》，作者通过“科学”论证，认为亩产小麦四五万斤是完全可能的。毛泽东本来对那些高产“卫星”是将信将疑，此时，小麦“卫星”还只放到亩产3530斤。读了这篇文章，加之他所到之处看到的都是一片丰收的景象，这一年的农作物也确实长得好，这就使得他对那些高得离谱的“卫星”未必相信，但对这年粮食的“空前大丰收”并不怀疑。不但不怀疑，甚至还提出了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
1958年8月4日，毛泽东在去徐水视察时，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告诉他，徐水全县夏秋两季一共计划收获12亿斤粮食，平均亩产2000斤。毛泽东一听，既高兴又惊讶，问道：“你们全县31万人口，怎么吃得完那么多粮食！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张国忠答道：“可以换机器。”毛泽东反问：“不光你们粮食多，哪一个县粮食都多，你换机器，人家不要你粮食呀！”旁边有人说：“可以拿山药造酒精。”毛泽东又说：“那就是每个县都造酒精，哪里用得了那么多的酒精啊！”徐水的干部预先只考虑怎样向上级吹牛，没想到毛泽东会问到这样的问题，只得说：“我们光在考虑怎么多打粮食！”毛泽东见状，意味深长地说：“也要考虑怎么吃粮食呢。”又说：“多了，国家不要，谁也不要，农业社员们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顿也行嘛！”
相信这年全国粮食超正常“增产”的大有人在。这年8月北戴河会议上，在一大堆的文件中，有一份特殊的文件，即由化学工业部党组提供的《粮食多了怎么办？（参考资料）》。文件的第一段话就是：“今年粮食大丰收，薯类已经显得过多，今年即使少种薯类，我们的粮食也是吃不完用不尽的，因此，利用多余的农副产品来发展化学工业在我国就具有现实意义和广阔的前途。”
毛泽东视察徐水出“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难题后，中国科学院党组立即召开会议，要求下属的几个研究所把粮食如何转化为工业产品的问题作为重点课题加紧研究。
1957年全国粮食产量为3700亿斤。1958年天公作美，风调雨顺，但粮食产量实际上也只比1957年略为增产，后来经过核实，全年粮食总产为4000亿斤，比1957年增产300亿斤。然而北戴河会议时农业部党组报告说，1958年的粮食产量将超过8000亿斤，比1957年增产一倍以上。按照当时流行的“两本账”的办法，会议宣布我国粮食产量1958年将达到6000亿斤到7000亿斤，比上年增长60％到90％。这年10月中旬，华北和东北九省市在西安召开农业协作会议，据各省自报，陕西、北京比去年增产一倍以上，山西、河北增产一倍半左右，河南、山东增产两倍以上。东北三省显得保守一些，只增产了42％。
“粮食多了怎么办”（5）
既然粮食如此大丰收，已经达到了吃不完的地步，实行“吃饭不要钱”似乎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了。这也是当时实行供给制的重要依据。中共苏州地委在总结江阴县马镇人民公社实行伙食供给制的经验时，列举了可以实行供给制的四条理由，其中一条就是有粮。怎么个有粮？答案在于：“今年是大跃进的一年，粮食增产是肯定的，如果全社水稻达到估产数每亩3500斤，就比去年增加了好几倍。”“按照全社每人每年食用650斤计算，可供全社社员吃几年。”供给制就是建立在这样的牛皮大话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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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开肚皮吃饭”（1）
人民公社运动后兴办的公共食堂，是和供给制捆绑在一起，没有公共食堂这个载体，供给制不能顺利推行，而不实行供给制，公共食堂也难以几乎没受什么阻力就迅速普及。既然粮食已经多得吃不完，那么，“放开肚皮吃饭”也就顺理成章了。当时人们还算了一笔账，一个人放开肚皮吃一年大约需要500斤左右的粮食，仅尚未收获的薯类和晚稻产量，全国每人平均可有550斤，仅此一项。全国人民放开肚皮吃，一年也吃不完。
1958年国庆节前后，多少年来一直为吃喝发愁的中国农民，忽然间在公共食堂过上了一段不但吃饭不要钱，而且还可以“放开肚皮吃饭”的好日子。
据称，“放开肚皮吃饭”这个口号的发明者，也是柯庆施。这个口号传出来以后，中央分管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在南京检查工作时，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建议在口号后面再加一句“鼓足干劲生产”。于是，“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就成为了一时间传遍大江南北的著名口号。
安徽舒城县舒茶公社是较早实行“放开肚皮吃饭”的地方之一，该社的火箭大队的食堂在这年的秋收秋种期间，实行的是吃饭定量的办法，但有些肚量大的单身汉和大人多小孩少的户，反映有时吃不饱，经大队领导研究后，决定取消原来的定量办法，实行吃饭不定量，让社员放开肚皮吃饱。开始时，有些干部对这个办法感到踌躇不安，觉得放开肚皮吃饭好是好，但吃粮不受限制，会不会吃过头粮。这个大队的大队长是主张放开肚皮吃饭的，虽然他也对吃饭不定量后是否会超过定量标准心中也没有底，但认为要让社员发挥干劲生产，就要让社员吃饱，粮食不够，可以多种萝卜、白菜和杂粮。于是，在实行吃饭不定量的前两天，全大队突击种了18亩萝卜。
1958年9月18日这天，火箭大队正式实行吃饭不定量的办法。全大队在食堂吃饭的共有402人，这时因有28人去铁厂做工，实际吃饭人数374人，其中男女劳力227人，小孩117人，老人27人，病人3人。按过去每人每天1斤零5钱的定量标准，本应吃大米385斤，大队长考虑，第一天敞开吃饭社员食量必定增加，特地关照食堂仍按402人做饭，比定量标准多加了35斤米。吃饭时，全食堂开了50桌。有的社员因吃饭不定量，怕人家说自己吃得多，吃得特快。一个社员还带来个大瓦盆，装得满满的，本来他只吃四碗饭，这顿却吃了六大碗。别人问他，为什么带这么大的碗，他说：“这一顿尽吃，下一顿还尽吃吗？干一碗是一碗。”结果，这顿饭虽然比平时加了不少粮食，仍吃了个精光。
第二天，在食堂吃饭人数与头天一样，下的米也同样多，晚上结账，比过去定量标准又超过了30斤。一些小队干部心里开始发慌，担心这样吃下去，多少粮食也不够吃，但大队长并不这样认为，说社员吃饱了干劲大，明年就能够增产，吃饭不定量的办法一定要坚持。结果到了第三天，社员的饭量开始下降，第四天则节余了20斤大米。据称这个食堂实行吃饭不定量一个月下来，每人每天一斤米下锅，已足够吃，而且还有节余。
江苏江阴县的马镇人民公社的“放开肚皮吃饭”，是在1958年的国庆节前开始的。马镇之所以搞“放开肚皮吃饭”，主要是“今年水稻获得大丰收。除去征购粮、种子粮和饲料粮以外，全社按每人一年650斤口粮计算，可吃一年零十个月”。由于“有了丰足的粮食”，所以能够做到吃饭不要钱，不定量。对于放开肚皮吃饭，社员自然是高兴的。62岁的贫农尹积福，子女多，劳力不强，过去吃饭很担心，老是不敢吃饱，怕吃过头要超支，开始搞吃饭不要钱时，尹积福还有点不敢相信，开头两天不敢吃足，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