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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占了大头，再加上其他的扣除，社员能拿到手的工资并没有多少。对社员来说，劳动少了减少不了多少收入，劳动多了也增加不了什么，多劳不能多得，干多干少一个样，他们说：“干不干，三餐饭”，“做多做少，一样吃饱”，甚至出现了“出工自由化，吃饭战斗化，收工集体化”的现象。这对 “吃饭不要钱”的供给制能提高社员集体主义、共产主义觉悟，不但不会出懒汉而且还能改造懒汉，无疑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吃饭不要钱”和“放开肚皮吃饭”，还造成了公共食堂粮食的巨大浪费，一些社员怕自己吃少了吃亏，每餐都是死吃活撑，吃不了还偷偷拿回家喂鸡喂鸭。说“放开肚皮吃饭”能节约粮食实属无稽之谈。不少食堂人均一天要吃掉二三斤粮食。山东菏泽县马岭岗公社刁屯大队段庄小队的食堂，放开肚皮吃饭后，340人一个月吃粮1万多斤，每人一天合3斤多。这并非个别现象。在有的地方，一天吃五顿饭，有的地方放吃饭“卫星”。如此一来，“放开肚皮吃饭”实行不到两三个月，多数食堂已寅吃卯粮。
到了1958年底，只得将“放开肚皮吃饭”的口号收起来。至于各种各样的供给制，除了粮食供给制还勉强维持外，伙食供给制和基本生活供给制因无力再维持，基本上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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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堂化带来的“共产风”（1）
人民公社化之后的公共食堂几乎是在一窝蜂的情况下办起来的。北戴河会议后一个多月，全国就基本上实现了人民公社化，也同时基本实现了食堂化。各地公共食堂创办之时，无场地、无锅、无灶、无生活必需品，是真正的一无所有，白手起家，但这并没有影响公共食堂的遍地开花。那么，办公共食堂所需的各种物品从何而来？既非购买，亦非上级拨给，而是通过刮“共产风”从社员手中刮来的。
“共产风”一词，是毛泽东在1959年2月召开的第二次郑州会议上首次使用的。他说：“公社在1958年秋季成立之后，刮起了一阵‘共产风’。主要内容有三条：一是贫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三是‘共’各种‘产’。所谓‘共’各种‘产’，其中有各种不同情况。有些是应该归社的，如大部分的自留地。有些是不得不借用的，如公社公共事业所需的部分房屋、桌椅板凳和食堂所需的刀锅碗筷等。有些是不应当归社而归了社的，如鸡鸭和部分的猪归社而未作价。这样一来，‘共产风’就刮起来了。即是说，在某种范围内，实际上造成了一部分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的情况。”这是毛泽东在人民公社化运动半年后对“共产风”的概括，他准确地抓住了“共产风”的本质特征。
“共产风”之所以发生，就在于人民公社实行的是“一大二公”的体制。全国的人民公社平均是由28个农业社合并而成的，原来的农业社一般成了公社下辖的大队。公社是工、农、商、学、兵样样俱全，构成了一个独立的小社会。在全公社范围内，统一生产，统一分配，农民过着名则集体、实则平均的生活。这样，原来农业社与农业社之间的贫富被拉平，社员与社员之间的收入差别也被消除，成了穷队“共”富队的“产”，社、队“共”社员的“产”，贫穷的社员“共”较富裕的社员的“产”。
湖南长沙县高塘人民公社成立后，有人写了这样一张大字报：“人民公社好，可惜搞大了。富社与穷社，分别很不少，我社粮食产得多，他社粮食产得少，要想提高生产力，粮食不可平均吃。”可见，人民公社一成立，广大群众对这种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就表示了不满。
办人民公社要实现的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要彻底消灭私有制，同时也要使集体所有制转变为全民所有制。公社成立之时，不但要将农业社的全部公有财产，包括土地、牲畜、林木、农具、地里的庄稼、已经收获尚未分配的农产品、农业积累的资金，甚至劳动力的使用和调拨，全部转为公社所有，而且还将社员的部分生活资料由公社统一使用。
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规定：“各个农业社合并为公社，根据共产主义大协作的精神，应该将一切公有财产交给公社，多者不退，少者不补。”“在已经基本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化的基础上，社员转入公社，应该交出全部自留地，并且将私有的房基、牲畜、林木等生产资料转为全社公有，但可以留下小量的家畜和家禽。”
《河南省人民公社试行章程》规定：农业社转并为人民公社时，一切公有财产全部交给公社，多者不退，少者不补。在转社时，社员私有的牲畜、林木、果园和大中型生产工具等生产资料，折价归公社所有。社员原有的自留地、荒闲地、苇地、房基宅地应交公社所有。公社化后社员的小家畜家禽，可留为社员所有。社员占有的多余的房屋，公社有统一调配权，不得再收房租。社员的家庭生活用具，包括桌、椅、板凳、床铺、箱、柜等等，一律归社员所有，公社如有需要，在取得社员本人同意后，可暂时借用。
从这些规定中可以看出，公社化后社员的生产资料毫无例外地全都要交给公社，部分生活资料名义上可以留给个人，但公社也可以用各种名义占有。这就为各地刮“共产风”开了方便之门。
公共食堂与刮“共产风”是联系在一起的。办食堂之初，公社除了掌握一定的粮食外，可谓一无所有。食堂办起来后，一方面，所需的锅碗瓢盆、蔬菜食油等等，食堂并没有现成的东西可供使用。不少公社是一夜之间办起的，食堂也是如此，所需之物全部取之于社员个人。但农民毕竟是小生产者，一方面有浓厚的平均主义思想，另一方面又或多或少地有自私自利的思想，普遍存在可“共”别人的“产”而不可“共”自己的“产”的心理。食堂办起来之后，他们并不会自愿地将家里的东西交给食堂，那时的办法是，趁社员出工之际，由社、队干部到社员家搜查，将发现的粮、油等物品全数收去交给食堂。社员稍有不满，轻则批判辩论，重则开展批判斗争、不给饭吃，并扣上破坏公共食堂、破坏人民公社的帽子。在一些地方，为了强迫社员到食堂吃饭，强行将社员的锅砸烂，把碗、盆拿走。公社化高潮时，正值大炼钢铁的高潮，为了炼铁炼钢，不少地方将社员家里的铁锅、铁铲等铁金属全数拿去，化作铁疙瘩，以完成钢铁指标，理由是留这些东西也没有用，反正在食堂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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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堂化带来的“共产风”（2）
湖南省湘潭县石潭公社古云大队刮“共产风”的情况，便足以说明“共产风”的厉害。古云的“共产风”早在“大跃进”启动之初就已开始刮了。1957年12月至1958年3月，古云先是开展大规模的投资运动，当时的口号是“死钱变活钱”，要社员把家里藏的银元拿出来，作为向社里的投资，办法是先由几个干部摸底，认定是有钱的户，就送去一张条子，写明什么时候要向社里交出多少钱来，如果不交，就辩论、斗争，并且打人。古云高级社（当时分社还没有建立）就有近20户收到了要钱的条子，被打的有10个人，其中5个是中农，5个是富农。这样一逼一打，弄得人人紧张，有的吓得把钱都拿了出来。如此一来，古云高级社一共搞出了7000块钱。没钱的户，有的被逼出卖被帐、棉纱，有的被抢走了生猪。
紧接着，古云又大搞积肥运动，提出“家家落锁，户户关门”、“路无闲人”的口号。所谓“户户关门”、“路无闲人”，就是屋里的人都出去积肥，过路的人一律要积15担至20担爱国肥，路人随带的礼物常被抢吃一空。有个七十多岁的老头子，来石潭籴米，社员毛某叫他积肥，老头说：“我是驾船的，你为何管我船上的事？”毛说：“共产党什么都管。”便上前扭住老头，老头抵抗，毛就将其按倒在地上。更可笑的是，有个叫王赞成的社员，眼睛有些近视，他的儿媳妇从娘家回来，手里拿了点娘家给的礼物，王在路边车水，没有看清是自己的儿媳，就跳下水车去抢。儿媳一看，是自己的家爹，连忙说：“爹，不要抢，这些东西提回去就是送给你吃的。”由此可见当时刮“共产风”的程度。
公社化后“共产风”有增无减。这年8月15日，石潭公社为了开煤矿，要调大批的劳力，调人的办法是站队点名，点上名的就走，多数男劳力被调去。接着是全民大炼钢铁，这个大队的劳动力集中到了石潭镇，没有炉子，就拆屋取砖；没有燃料，就砍树拆楼板烧；炼不出铁，就打烂社员家的锅做“引铁”，甚至提出“一天不出铁是大事，三年不出谷是小事”。
炼完钢铁，又去修运河。这时的口号是“逢山过山，逢水过水”，“山上要过船，底上15尺，两边跑汽车，中间过洋船”。古云大队一下子被调去了几百人，每个食堂只剩下一二个男劳动力，还是病人。前后去了40天，这段时间，不准请假，凡是回了家的，都得押送回工地。
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各地没有不刮“共产风”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河南省委农村工作部给省委的一份报告中说：“从各地建社的情况看，人民公社是形势发展的必然趋势，又是一次翻天覆地的社会大革命，它进一步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残余。社员自愿地将自留地、自养牲畜、成片树木、生产工具等交公社所有；有的将零星树木、猪、羊等也交公社所有；有455个公社的社员自动将房屋交公社所有。”社员们曾形象地说，加入公社后，除了一双筷子是自己的，其他都是公社的。
据对河南温县、密县、嵩县、南阳、内乡五个县七个人民公社的统计，在公社化运动中，社员共“献出”钢、铁、铜等原料224600斤，陈粮193万斤，金子78两，银子57斤，银元58元，银货1783两，现金41862元。
河南省西华县在公社化时，社员“自觉投入公社”的耕畜有806头，生猪43757头，陈粮1131728斤，农具141566件，缝纫机144部，架子车927辆，青砖13万多块，钢铁230多万斤，现款153万元，钢洋16926元，棉花1046斤，元宝60个，“其他如银子、金子、玛瑙等很多”。
社员“自愿交出”也好，“献出”和“自觉投入”也罢，都是无代价地将社员私有财产充了公，“共”了“产”。
一些地方还大搞生活集体化，不但集体吃饭，而且还集体住宿。河南遂平县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第六基层社第一大队，就别出心裁地搞起了一个所谓的“三院二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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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堂化带来的“共产风”（3）
“三院”是指儿童学院、青壮年红专学院、老年幸福院，“二所”是招待所、托儿所。这个大队共有585户2689人，规定社员按不同年龄进入不同的“院”，集体住宿。所需的房屋则是将社员私有的房屋宣布为公社所有，由公社负责管理维修，由大队规划使用。其具体规定是：
儿童学院：凡是4岁至6岁的儿童，全部参加儿童学院。该大队共建有4个儿童学院，入院儿童217人。每院设院长一人，教养员2人，建立儿童食堂一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