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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论最后说：“公共食堂有深厚的社会经济根源，有党和人民的爱护和支持，它绝不是一阵风吹起来的，也不是一阵风吹得散的。个别的暂时被吹掉了，迟早也总是要吹回来。”“我国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一定会越办越好。在现阶段，这将大大有助于加速社会主义建设。而在将来，在我国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时候，正如列宁所说的，这些幼芽必将‘茁壮地成长起来，发展成为完全的共产主义’！”
在此前后，各种报刊发了大量的有关公共食堂的通讯、报道、社论和评论，自然都是毫无例外地为公共食堂大唱赞歌。
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湖南的各项工作不怎么冒尖，这大概与周小舟的“右倾”有关。庐山会议上，周小舟被打成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成员，撤掉了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周小舟在这个“反党集团”中是位列第四的人物，但在湖南的“右倾分子”中则是第一号人物，用当时湖南省委的一位负责人的话说：“这个家伙在庐山是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尾巴，在湖南可是头子了。湖南的反党宗派是以他为首的……这个反党分子幸亏在庐山会议把他抓住了，不然在湖南还真不好办呢。因为他是第一书记，是个大石头压在上面。另外，他们伪装得很像一回事。湖南很难揭发出来，要揭发也不太顺利。庐山会议真是神仙会，把妖魔鬼怪给捉住了。”
既然有这么一个“反党集团的尾巴”，湖南开展“反右倾”斗争自然轰轰烈烈，不然怎么能同周小舟划清界限？在这场运动中，全省仅县以上机关单位就有4696人被重点批斗，有1630人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对待公共食堂的态度，也就被当做检验一个人赞同人民公社还是反对人民公社，坚持社会主义还是企图搞资本主义的尺度之一，湖南自然要不遗余力地大办公共食堂，尤其要大力宣传公共食堂。
1959年9月5日，《新湖南报》发表长篇通讯《农村公共食堂好得很！》，介绍新邵县严塘公社沙湾大队第九生产队第一食堂“越办越好”的经验。文章的小标题分别是：“妇女劳力得解放，群众生产劲头高”；“吃饱又吃好，省粮更省柴”；“家禽家畜大发展”；“食堂好处实在多，各项事业齐推进”；“民主管理，坚持自愿参加原则”。这实际上也是这篇报道的主要内容。要是果真如此，确实对公共食堂没有反对的必要。
过了两天，《新湖南报》又详细地报道了湘阴县洞庭围人民公社的食堂，称这个食堂是“越办越好，越办越巩固”。这个公社有8000多户，一共办了324个食堂。《新湖南报》说，这个公社食堂开办一年，可以增加劳动日200万个，计算的办法是：8262户社员原来单锅独灶时至少要有8262个人做饭，现在办了324个公共食堂，只有866个服务员，解放出劳动力7000个，几百个单身汉也可以无牵无挂地出工，如果解放出来的7000个劳动力以每年出工200个计算，再加上原有的12310个劳动力因办食堂后出工齐整提高劳动工效二分，这样，增加的劳动日正好是200万个。
“公共食堂前途无量”（3）
这个公社的食堂当然也与别的食堂一样，声称节约了粮食若干。该公社的第十大队1957年返销了18万斤粮食，1958年返销了31万斤，1959年却节约了粮食。至于是怎样节约的，报道上没有说，但其中提到了凭票吃饭的方法。其实要节约也简单，降低社员的口粮供应标准即可，反正社员的粮食全放在食堂，吃多吃少只能由食堂决定。1959年夏收之时，中共中央虽然提出粮食要分配到户，庐山会议之后各地并没有做到，粮食名义上是分配到户，但到户的只是指标，而实物却存放在食堂，这种分粮到户并无任何实际意义。正是因为这一点，社员不得不加入食堂。洞庭围公社食堂的另一好处是社员“团结更加紧密”，这恐怕也是只能写在纸面上的。
在1959年上半年尤其是夏收前后许多地方的食堂散伙的时候，河南却在食堂的巩固上下工夫，深为毛泽东所赞许。毛泽东说只要河南能够坚持，全国就有希望，可见毛泽东对河南食堂期望之高。
庐山会议之后，河南对公共食堂更是广为宣传，大唱赞歌。9月5日，《河南日报》在报道偃师县老城人民公社东庄大队的公共食堂时，借用该大队社员的口说：“公共食堂是福地。”那么，食堂“福”在何处？除了节约劳力、粮食、用煤外，一曰改善生活，内称：“食堂实现了‘依人定量、凭票吃饭、节约归己’的制度以后，做饭做到忙时吃干，闲时半稀半干，天天都有馍。逢年过节还可以吃到八宝饭、饺子、肉菜等。……一年四季瓜、菜不断。”二曰增加了社员集体主义、共产主义思想，加强了家庭和社员之间的和睦团结。举例说，社员吕永才，70多岁，一家就老两口，生产积极，就是个性强，曾和18家邻居不说话。他老婆做饭嫌麻烦，一次做一天到两天的饭，天天吃剩饭，老头啃不动硬馍，常常摔碗。入食堂后，老两口在饭厅听读报、听讲话，慢慢地懂得了道理，提高了觉悟，就主动向亲邻检讨过去的缺点，从而加强了团结。
另据《河南日报》的报道，1959年10月初，河南全省共有农村公共食堂339578个，参加食堂人数占全省农村总人数的99％。河南为了办好公共食堂，在食堂坚决贯彻阶级路线，消除了混入食堂的不纯分子，75％的炊事人员、45％的管理人员由党团员担任。由于公共食堂的成立，使有劳动能力的青壮年妇女670万人从几千年来的锅灶边解放出来。全省30多万个食堂基本上达到了天天有馍、有汤、有菜（报道中没有说人均有多少馍、吃多少菜）。全省食堂种秋菜1720万亩，采集野菜48亿斤，储存干菜14亿斤，许昌地区的食堂仅半个月就节约粮食180万斤。总而言之，报道给人的感觉是河南公共食堂一片欣欣向荣景象。不过，这些报道的真实性很值得怀疑，因为办公共食堂经验如此丰富、成绩如此突出的河南，却是“三年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较为严重的省份之一。
《河南日报》还专门发表社论，驳斥“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对公共食堂的“攻击”。10月9日，该报发表题为《公共食堂好得很》的社论，其中说：“‘公共食堂难以巩固’，‘群众要大批退出食堂’，实际情况是怎么样呢？事实已经给他们以有力的回答。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内，我省公共食堂已经经受了几次严峻的考验，不但没有垮台，反而更加巩固了。”“我们对公共食堂的看法和做法，和右倾机会主义者是截然不同的。我们认为公共食堂好得很，他们却认为‘糟得很’；我们为了适应人民公社集体生产的需要，积极办好公共食堂，他们却是为了恢复私有制，积极垮公共食堂的台。这就是我们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根本分歧所在。这里还必须指出，公共食堂的优越性是人民公社的优越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否认公共食堂的优越性，反对公共食堂，实际上就是反对人民公社。”
社论的这几句话，倒是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为什么要如此大张旗鼓地把公共食堂办下去的原因：因为公共食堂是消灭私有制的好办法，因为公共食堂与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是一致的。无怪乎要把坚持公共食堂上升到“坚守社会主义阵地”的高度。私有制的确不是个好东西，人类贫富的差异以及由此产生的种种问题都与之相关。但是，当生产力水平还不足以消灭私有制，特别是生活资料的私有性质时，人为地将社会生活一切都公有化，企图建立一个纯之又纯的共产社会，只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是建立在对实现共产主义急于求成的基础上的。然而，生产关系不能超越生产力的承受程度，如果将不切实际的空想付诸实践，只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反右倾，办食堂（1）
与河南自称在庐山会议前一个食堂没有垮掉相比，邻近的河北似乎缺乏那种先见之明，庐山会议前，大多数食堂已散了伙。
在1958年大办人民公社之初，河北在不长的时间里很快实现了食堂化，最多时曾办起了30多万个食堂，参加食堂的有3500万人，占全省农业人口的99％以上。可是，到1959年春季后，“由于粮食收获量没有那么多，口粮标准逐步压缩，柴炭困难日益增多，劳动生产步入正常，改变了吃住在田间的情况，加之不少的食堂管理不妥，因而群众越来越觉得不方便了”。
庐山会议期间，河北省委农工部就食堂问题进行了一次调查。据这份调查材料说，河北农村坚持在食堂吃饭的群众只占总户数的20％左右，不愿参加的占总户数的50％，还有30％随大流。至1959年6月底，河北全省尚有食堂49004个，较原来减少86％，加入食堂的农户有1643990户，占农户总数的165％，较原来减少了80％。此时剩下的除了少量的主要由单身汉和没有辅助劳力做饭的户组成的小型常年食堂外，还有一些农忙突击生产和农田水利建设工地上办起的农忙食堂与工地食堂。调查报告据此认为：“看来常年全民食堂已不适合当前情况和多数群众的要求。”因为调查之时，“反右倾”之风还未从庐山往山下刮，所以这份材料比较真实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说农民如何喜爱公共食堂，食堂如何如何越办越好，其实大都是编造出来的。
这份报告刚写完，各地就已开始贯彻庐山会议精神，在全党范围内“反右倾”。由于办不办食堂，已经关乎对人民公社甚至对社会主义采取什么样的立场，河北各级组织自然不敢怠慢，从省委到公社党委的书记们都亲自挂帅抓食堂工作，党委委员们亲自搞试验田，各级还建立专业领导机构，再次大办公共食堂，具体办法是：
（一）通过学习文件，“层层统一思想认识，进一步检查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如天津市委指示各县、公社和生产队都要学习《人民日报》上《公共食堂前途无量》的社论，批判“右倾畏难情绪和放任自流偏向，决心将食堂恢复起来”。涿县还通过辩论算清四笔账：一算思想上有无右倾情绪账；二算食堂解放劳力账；三算积极支持食堂和消极对待食堂利益账；四算办食堂后发展生产增加收入账。
（二）“运用一切宣传工具，广泛深入宣传食堂的优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