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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种代食品中，还有两种东西被称为高级代食品，即人造肉精和小球藻。人造肉精是一种酵母菌菌体做成的食品。这本是德国人的发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由于缺乏肉食，用化学方法和微生物方法，大量制造这种食用酵母菌供军民食用，用以代肉，故称人造肉精。
人造肉精可以土法培养，将淘米水、涮锅水、残菜帮、烂水果、各种无毒的树叶、野草、野菜、农作物的根茎叶、酒糟或造纸、制糖工业废水煮后都可以制成培养液，然后将菌种（主要是白地霉菌）放在培养液里，经常保持20℃～30℃的温度，两三天即繁殖成一层白膜。白膜在50℃～60℃的温度下，溶解成糊状，就成了人造肉精。可以将其烤干，制成“肉干”、“肉粉”。人造肉精制作的关键是菌种要纯，培养时要注意温度，讲究清洁，农村的公共食堂自然难以做到这些，也难以大量生产。
与人造肉精难以制作相比，小球藻就容易培养多了。小球藻是一种球形藻类，直径仅数微米，体内有一绿色环状或板状色素体，种类繁多，生长于淡水中。小球藻含有脂肪、蛋白质、碳水化合物、矿物盐类和各种维生素，可以大量培养。
云南是较早推广食用小球藻的地方。开始时，用小球藻做饲料，据说架子猪吃了，每天多长半斤肉，奶牛吃了，每天多产半斤奶，母鸡吃了下蛋增加三分之一，蛋重增加十分之一。1960年7月中旬，云南大理市郊区公社有一头快死的癞皮猪，吃了小球藻竟然好了。受此启，他们用小球藻给浮肿病人治病，居然成功了，吃了小球藻后，浮肿病人都好了。接着，大理州医院用小球藻治疗25种疾病，效果良好的占78％，病症减轻的占17％，无效的只有5％，都没有副作用，尤其对水肿、贫血、肝硬化、慢性肠炎等效果明显。产妇缺奶，吃了小球藻后，慢的两天，快的三四个小时，奶量便大有增加。更神奇的是，有一个人眼睛失明已十多年，吃了小球藻并用之洗眼，很快初步复明；有人背上长了一个盘子大的疮，用小球藻涂抹，很快消肿痊愈。
云南省粮食厅进行人吃小球藻节约粮食的试验，每人每天吃1公斤小球藻浓缩液，少吃一两大米，10天后，参加试验的8个人，有5个人体重分别增加了4两到4斤。参加试验的人反映：未吃小球藻时，在开饭时感觉很饿，吃了小球藻，到开饭时虽然也感到有点饿，但比过去好多了。小球藻的养料可采用松针、树叶、煮菜水、洗菜水、淘米水等20余种，培养小球藻的池子可以是锅、缸、水桶、砖池。于是，云南在各人民公社大力推广培养和试用小球藻。随后，贵州、湖南、湖北、福建、河南等10余个省市也广泛培植小球藻。
小球藻的价值引起了中央高层的重视。1960年10月2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秘书胡乔木致信毛泽东说，推广小球藻的生产在当前粮食因灾不足的情况下，具有重大意义：至少可以保证不饿死人，减少甚至消灭浮肿病；减少乱吃代食品而引起的中毒事件，保证劳动生产力和工农体力不至因粮食不足而降低。建议中共中央为推广小球藻和其他粮食代用品的生产发一专门指示直至各公社，逐级负责做出安排。196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转发了胡乔木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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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饭大会（1）
各式各样的“增饭法”，各种各样的“代食品”，并不能解决粮食短缺问题，而灾荒却一时不见有缓解的迹象。虽然从上到下都一再强调要“低指标，瓜菜代”，可是指标已经低得不能再低，而且许多地方连低指标都达不到；瓜菜固然可以代替粮食，问题是瓜菜本身亦很少。这个时候，没有比吃饭问题更困扰各级领导干部的了。
在粮不够、菜不多、代食品有限的情况下，人们又不由自主地把解决吃饭问题转到办好食堂上想办法，河北的“吃饭大会”就是一例。
1960年9月，河北保定地委发现了一些“低指标，瓜菜代，吃得饱”的典型，如高阳县祁家口生产队使用甘薯水磨法增量后，每人每天只需吃4两粮，有了这样比巧媳妇还巧的典型，保定地委自然十分高兴，认为有必要总结推广祁家口生产队的经验，使这一典型具有普遍意义。在地委的帮助下，清苑县率先行动，决定把原定召开的讨论生活问题的三级干部会变成“吃饭大会”。于是，县委通知各公社党委说，这次开会改变以往集体开饭方式，每人每天带6两粮，以公社为单位建立伙房，开展“低指标，瓜菜代”，吃饭吃好吃省吃饱的比赛。通知发出后，参加会议的干部中有许多人认为只有6两粮吃好是不可能的，于是偷偷带上些干粮、柿子，准备饿了吃。干部们说，看样子要开一个受罪会。会议驻地的群众也在说风凉话，说这是瞎闹。
会议第一天，由于各公社党委书记都没有亲自动手做饭，结果与会人员没有吃饱。有鉴于此，县委就找公社党委书记们研究，决定由县委书记和公社书记亲自当管理员，让那些对增量法有信心的人当炊事员，准备好磨子和工具，组织力量搞增量法。第二天，6两粮就吃饱了，第三天只吃了5两，第四天就更低了，多数公社只用了4两多粮、2斤多菜，其中腰山公社开会的干部每人用粮两、菜3斤。这天会议吃饭人数为2116人，每人平均用粮两。
开会的干部以青壮年居多，每天吃不到半斤粮、两三斤菜，居然能吃饱。换上今天大鱼大肉的3斤菜，也许差不多。但那时生活困难，供应紧张，哪来的大鱼大肉，而且如此人数众多的会议，也不敢大吃大喝，这两三斤菜指的是蔬菜。今天看来，这不是奇迹，就是编造，但这些数字，却赫然写在保定地委给河北省委的报告中，大概不至于有假。
接着，清苑县委提出吃三季饭的要求，即冬天每人每天吃4两，春季每人每天吃两，麦收每人每天吃两，参加会议的干部“一致认为完全能够吃好”。县委于是要求全县各队按照这个吃粮指标，安排本队的吃粮计划。
事后，清苑总结出了开好“吃饭大会”的五条经验。一曰“管”，即县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必须亲自当管理员，从按人称米称菜，到加工做饭、售饭收票，一直到公布结果，都必须亲自参加。二曰“做”，要发动所有与会的干部，都轮流当炊事员，参加搞增量法，制作淀粉。三曰“说”，也就是要大讲粮食增量法的意义和做法。四曰“算”，算一顿饭吃了多少粮食，每人平均多少，一天多少即够。五曰“安”，按照会议吃三顿饭的每人每天用粮标准，算清今后用粮数，在此基础上，全面安排生活。
保定地委对清苑的经验很重视，认为“吃饭大会”是解决发动群众搞好食堂，保证“低指标，瓜菜代，吃饱吃好”的好形式，“吃饭大会”“克服了对低指标的怀疑思想”，也是一次干部下食堂的大练兵。在总结清苑“吃饭大会”的经验之后，地委立即召开电话会议，向全地区推广，并要求各县委书记亲自带队到清苑现场参观。各县相继召开“吃饭大会”，参加会议的有县社各级脱产干部、生产队的支部书记和队长、小队长、食堂管理员和炊事员，还邀请一些会过日子的社员，全地区参加者4万余人。
河北省许多地方都开过类似的大会，承德市张百湾公社的“吃饭大会”就是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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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饭大会（2）
1960年11月21日和22日，这个公社党委在所辖的张百湾、四福沟等4个大队分片召开“吃饭大会”，参加大会的有市、县、社各级干部，大队支部书记、大队长、小队长、食堂管理员、炊事员，共635人。开会之前，公社党委首先做好参加会议人员对“吃饭大会”的思想认识工作，使与会者“一致认为这次吃饭大会，是决定广大的大小队干部和炊事人员能否充分接受和贯彻‘低指标，瓜菜代’这一关键性方针的会议；也是从技术上解决大搞代食品、大制淀粉，保证低指标切实实现，使社员吃好吃饱，促进生产干劲的一个关键性的大会”。在会议准备时，对参加做饭制淀粉的人员进行严格的政治审查，对会议的周围环境和每个操作环节都做了安全部署，防止阶级敌人的破坏。
张百湾的“吃饭大会”采取讲、看、做、吃的办法进行。会议开始时，由主持者向与会人员作报告，着重讲清大会的目的和意义，讲清全国的粮食形势和“低指标，瓜菜代”的方针，强调大搞代食品、大制淀粉是保证低指标得以贯彻落实的唯一措施，以提高与会者对“吃饭大会”的认识。在此基础上，由生活安排较先进的单位介绍大抓代食品的经验，以提高广大基层干部和炊管人员大搞代食品的积极性。随后，组织与会人员参观和实际操作，学会制作各种淀粉和各种代食品的技术，使与会者“知道了代食品的原料不只是一两种，而是十几种，几十种，同时代食品可以做很多样滋味适口的食品，来调剂和改善社员的伙食”。会议的最后一个程序是品尝各种代食品。通过这样几个步骤，“使‘低指标，瓜菜代’的方针，在思想上和技术上得到了彻底的落实。与会者一致表示只要把代食品搞好，就一定能实现粮食低指标”。一位参加会议的大队长说：“我原来怀疑两粮食说啥也吃不饱，多掺代食品，吃饱了也吃不好，这一吃我可真信服了，这一回我保证要把代食品搞好。”
张百湾公社虽然如此大张旗鼓、部署周密地召开“吃饭大会”，但还是有干部社员消极对待。参加“吃饭大会”的承德市委工作团在给市委的报告中说，在与会的635人中，思想上基本接受了“低指标，瓜菜代”方针，但在实际行动中表现不积极的有170人，约占与会者的％；对这一方针认识不清甚至有抵触情绪的有69人，占％。这就意味仍有半数以上的干部社员并没有因为开了“吃饭大会”，就相信低指标也能填饱肚子。有个社员在座谈会上说：“吃这个行是行，就是得别干活老呆着。”这句话虽然遭到了干部的批评，却道出了实情。
尽管有了代食品，创造了增饭法，召开了“吃饭大会”，但是，公共食堂的“巧妇”们无论如何也无法达到吃饱、吃好的要求。到1960年底和1961年春，形势依然是那样严峻，粮食依旧缺乏，各种能找到的代食品也已找光，各式“增饭法”也失去了作用。一些食堂已是无饭可做，无形中停伙了。据1961年1月初湖北省委农业办公室统计，仅襄阳、黄冈两地区加汉阳、应城等24个县农村食堂散伙的有8155个，占食堂总数的15％左右；恩施地区共垮掉食堂3149个，宜都地区垮掉1280个，黄石地区停伙食堂473个、半停伙食堂1040个。
湖北省武汉市的一位领导去黄陂县横店公社检查食堂情况，发现这里“在食堂这个根本阵地上，刮起了一点小小的‘邪风’，即‘分粮到户之风’，‘加工食堂之风’，卖柴、卖菜之风，有点化整为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