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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写道：“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吗？那末，你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它的先头。”“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
看到这熟悉的文字，联想到当前困难的形势，毛泽东更感调查研究的重要。八届九中全会刚刚结束，他就致信田家英，要他和陈伯达、胡乔木各带一个调查组，分别去浙江、湖南、广东三省农村，以10天至15天的时间，各调查一个最好的队和一个最坏的队，然后直接向他汇报。1961年1月21日，三个调查组离京前往浙、湘、粤三省农村调查。
随后，毛泽东离开北京南下，亲自进行调查研究。在调查中，他对于公共食堂的真实情况有了初步的了解。
1961年2月6日至8日，毛泽东到达杭州。他把年前成立的各中央局的书记和华东各省、市的第一书记找来，听取他们关于纠正“五风”等问题的汇报。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关于公共食堂问题。
在杭州到绍兴的专列上，毛泽东带着这些高级干部，听华东局第一书记、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讲公共食堂办得如何好，吃食堂有多少好处，其他人也对公共食堂一片赞扬。毛泽东本来就十分看好公共食堂，听柯这么一说，也不禁眉飞色舞起来。
就在此时，毛泽东注意到坐一旁的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却情绪低落，一言未发，便问道：“渭清同志，他们都讲办公共食堂好，唯独你不讲话，这是什么道理？”
江渭清答：“我不好发言。”
毛泽东听出了江渭清的弦外之音，便鼓励说，有什么意见都可以讲，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江渭清见此，便放开胆子讲起食堂的不好来。江说：“食堂耗粮特别大。本来，一家一户过日子，再穷也有个‘糠菜半年粮’。您老人家也讲过，要‘平时吃稀，农忙吃干，老弱干轻活的吃稀，青壮年干重活的吃干’。大办食堂后，不分老少，不管轻活重活，都在一个大锅里吃，一年吃了两年的粮，全年口粮几个月就吃光了，吃不起。”江渭清接着又说：“农民一家一户过日子，每户挖点野菜，剩汤剩饭什么的能养一头猪，全国一亿多农户，就是一亿多头猪。现在办公共食堂，不许养鸡、养鸭、养猪、养羊，结果没有蛋吃，没有肉吃。”
毛泽东见江渭清讲得有道理，便鼓励他继续讲下去。于是，江又讲起了不能办食堂的第三条理由：吃食堂浪费大得不得了！各家各户烧饭时对锅灶碗盆十分爱护。办了食堂，锅灶经常坏，碗筷随手丢。许多食堂要经常买锅添碗置灶具。还有，干部和他们的亲属借机搞特殊化，多吃多占，严重影响干群关系。现在办食堂缺烧柴，到处砍树，农村的树木都砍得差不多了。江渭清说，公共食堂所谓的“四菜一汤”，他在江苏没有见过，要是继续办下去，恐怕连“一汤”也喝不上了。《江渭清回忆录》，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56页。这大概是毛泽东第一次听地方大员讲食堂的不好，虽然他对此还有些半信半疑，但毕竟听到了关于食堂的不同意见，而以往他看到的、听到的都是食堂如何好之类的话。
调查研究年，实事求是年（4）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田家英率领的调查组来到浙江的嘉善。调查组选择了一个办得好的生产队和一个办得差的生产队进行调查。当年参与调查的逄先知回忆说：“经过反右倾运动，大家的思想被束缚得紧紧的，真是不敢越雷池一步，一些问题明知不对也不敢说，也有一些则把错误的误认为是正确的。”调查组选定的两个点，一个点由于没有深入下去，受框框束缚，得出结论是应该如何把食堂办好；另一个点由于真正了解到群众对食堂的强烈不满情绪，认为食堂难以为继，应该解散。田家英参加了后一个点的调查，也赞同解散食堂。然而，食堂在当时仍是一个敏感问题。年前中共中央的“十二条”中，还明确规定公共食堂的制度应该坚持，“反右倾”运动中有人因食堂问题而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许多人对此仍然记忆犹新。但是，田家英还是如实地向毛泽东反映了真实情况，并陈述了自己的意见。
听了江渭清和田家英等的汇报，毛泽东对公共食堂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毛泽东表示，对公共食堂，按群众的要求办事，可以多种多样。单身汉、劳力强没有人做饭的，要求办常年食堂，多数人要求办农忙食堂，少数人要求自己做饭。这个问题要调查研究一下，使食堂符合群众的需要。30户中有5户要求办常年食堂的，那就要办。养猪的要求在家里做饭，是可以的。总之，要符合群众的要求，否则总是要垮台的。
在杭州去长沙的火车上，在听取江西省委负责人杨尚奎、刘俊秀等人的汇报中，毛泽东插话说：办公共食堂要满足三种人的要求。没有结婚的单身汉与结了婚没有孩子的，他们愿意常年吃食堂；有一部分愿意农忙时在食堂吃，农闲时在家里吃，那就满足他，可以不在食堂吃。办食堂这一条是肯定的，但是要多样性，一定要满足群众的要求，群众反对的事就不要干。
随后，毛泽东到了长沙。2月11日和12日，他在专列上听取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和中央调查组负责人胡乔木的汇报。在谈完人民公社的体制问题后，张和胡又谈到公共食堂问题。这时，毛泽东提醒说，吃食堂不能勉强，并问湖南是不是还勉强？胡乔木根据其调查，认为食堂这个制度现在还不算勉强。汇报说：“我们原来很留神研究这个问题。长沙县的情况很特别，非常明了，食堂根本不可能散了，它把好多人家连到一起去了，一个食堂就是一个屋场，所谓屋场就是一个小队。”
湖南农村农民居住一向是分散的，听到这种情况，毛泽东有些不解地问：“为什么弄成这个样子？”
胡乔木说：“这是因为拆房子拆得多，搬房子搬得多，已经搞到这一步，再返回去就没有必要了，群众现在习惯了，他觉得这样有好处。我们问了一些贫农、下中农，他们对食堂都还是满意的。他主要是觉得痛快、干脆，不管那么多的闲事了，这个群众还是高兴的。”
毛泽东又问：“这是并了的，没有并了的呢？要走那么远的路去吃饭，谁会来吃呀？”
张平化回答说：“有这个问题。这次我专门回家看了一趟，在大山区里头。他们那个生产队原来有五个食堂，后来并成三个。这一次整社，群众要求再分成五个，还有个别较远的单家独户，允许他单独开伙。”
毛泽东又问：“你们有没有农忙食堂？”
张平化答：“没有。我们有个规定，冬天的时候，晚上可以回家做一顿，因为要烤火。”
烧柴是公共食堂的一个大问题。张平化说：“食堂办得好不好，柴火关系很大。”
听张平化这么一说，毛泽东立即想起了在浙江时也听到了这样的汇报，就说：“浙江同志讲，食堂实际上是一个造饭工厂，它不做菜的，社员把饭打回去吃，回去凉了，又要热一顿，结果柴火两头分散，家庭要烧柴火，食堂又要烧柴火。”
张平化说：“我们也有这种情况，因为居住分散，回家他还得煮一次。”
调查研究年，实事求是年（5）
毛泽东听后说：“那何必呢？”
接着，胡乔木汇报了他们调查到的情况：“我在一个小队里面，住了五六天的样子，他们那个大队食堂搞得好，食堂都有桌子，一桌一桌地坐，我们在那里和大伙一起吃饭。吃饭还是有保证，粮食、菜、油、盐这些都有保证，所以社员对这一点还是满意的。”张平化也补充说：“食堂办得好，它是受社员欢迎的。办得好的食堂，把各家各户的特点都照顾到了。”
关于公共食堂问题，江渭清和田家英认为不能再办下去了，而张平化和胡乔木则认为问题并没有那么严重。这四个人中，有两个省委第一书记，两个是他派来的调查组负责人，可对公共食堂却提出了两种不同的意见，这使毛泽东一时还难以下解散食堂的决心。但也正因为有了两种相反的意见，使得毛泽东对食堂问题比以往更为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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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六十条”（1）
中共中央紧急指示信十二条下发后，农村形势出现了好转的迹象。当时，党内有人认为，有了这十二条，政策调整也差不多了，农村的问题就可以大体解决了。然而还在杭州的时候，田家英向毛泽东汇报时讲到了这样一个情况：人民公社建立以来，一直没有一个全国性的章程，使得下面无章可循，是“五风”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为此，田家英建议中共中央搞一个人民公社的条例。毛泽东在找浙江省委负责人江华、林乎加和田家英等人商量后，认为搞这样一个条例很重要，于是采纳了这个建议。1961年2月下旬，毛泽东到了广州，主持起草人民公社工作条例。
3月10日，中共中央在广州召开中南、华东、西南三个大区的中央局书记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即“三南”会议。与此同时，在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的主持下，“三北”（华北、东北、西北）会议在北京召开。这两个会议都是为了讨论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和农村工作。
在“三南”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重要讲话，主要是讲反对两个平均主义（即人与人、队与队分配上的平均主义）的问题，认为对这两个问题解决不好，不可能充分地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同一天，他致信刘少奇说，希望对这两个极端严重的大问题在“三北”会议上进行讨论，以便参加会议的人回去之后指导各级党委第一书记对此进行认真切实的调查。
会上，毛泽东还谈到了食堂问题，认为参加食堂也是要农民愿意。如果不愿意就搞农忙食堂，不愿意吃食堂的也可以允许他在家里吃。但他同时又强调：“我们办食堂这个制度是肯定了的。”参加会议的一些省委负责人也认为食堂不办不行，不办食堂妇女就不能参加劳动，而且还有一部分贫农确实要吃食堂。但也有人讲到农村中有一部分中农确实不愿意吃食堂，因为不如在家里吃得好。对此，毛泽东表示：“农村有百分之二十的人吃食堂就行了。”有人反映，河南一些食堂为了解决烧柴问题，用了许多劳动力去拾柴，还有的拆房子烧，有的拆桥烧，有的甚至把修好了的水闸拆了当柴烧。毛泽东听后说：“那就非得改变不可！”
过了几天，毛泽东在会上又讲到了食堂问题。他说，广东有个大队党总支书记说，办食堂有四大坏处：一是破坏山林，二是浪费劳力，三是没有肉吃（因为家庭不能养猪），四是不利于生产。前三条讲的都是不利于生产，第四条是个总结。这个同志提出的问题值得注意。这个问题不解决，食堂非散伙不可。今年内不散伙，明年也得散伙。勉强办下去，办十年也还得散伙。现在河南有些食堂难以为继，非停办不可。没有柴烧把桥都拆了，还扒房子、砍树，这样的食堂是反社会主义的。看来食堂要有几种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