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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112辆解放牌汽车；四是便于计划用粮，控制粮食浪费户，减少农业社粮食分配的手续；五是由于食堂食物集中管理，炊事人员专业，便于提高技术讲卫生；六是增强了家庭和睦，社员因家庭生活琐事发生吵嘴、打架、闹分家的现象大大减少。到7月上旬，河南修武县16个乡的245个农业社中，有13个乡的128个社办起了不同形式的公共食堂212个，参加食堂的有11809户，29241人，占全县总户数的，总人数的，每个食堂平均户，人。修武县委在一份关于农业社办食堂的专题总结报告中说，由于食堂的建立，全县共腾出了9779个劳力参加生产，周庄乡的四个农业社原有195人根本不参加劳动，成立食堂后出勤率达到了100％。修武县委认为，农业社办食堂有十大好处，如能使妇女从繁杂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能提高出勤率和劳动时间；社员上下工一致，能做到生产休息两不误；可以减少生产费用，提高社员的生活；可以节约粮食；一些原来借口没人做饭不参加劳动的人没有借口了；能够增加社员间的团结友爱，养成社员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道德品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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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共产主义的一个革命”（2）
至7月22日，河南林县共建立常年食堂3496个，吃饭组（居住分散的社员合伙做饭）27个，参加农户93514户，占全县116402户的。全县43个乡都建立了公共食堂，其中食堂化的乡37个，占总乡数的86％；全县523个农业社中，建立了公共食堂的有502个，占农业社总数的96％，其中的426个社实现了食堂化。
从这年5月起，河南遂平县一些农业社就开始建立农忙食堂。到8月中旬，已建立各种食堂2139个，参加食堂的户数达73231户，占总户数有，在食堂吃饭的人数达326105人，占全县总人数的。遂平县公共食堂吃粮标准的掌握和处理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是粮食统一由食堂扣除，食堂按人定量发给各户粮票和餐票，由各户自己掌握，买多少饭交多少粮票，定期结账，各户节余超支均归自己，但节余的粮食需交食堂，由食堂折价给社员，全县有这样的食堂529个；第二种是按人定量发给社员餐票，吃一顿饭给一次票，这类食堂全县有1550个；第三种是吃粮不加限制，随便吃，这类食堂总数不多，共有60个。
虽然公共食堂一出现，就上升到了“共产主义幼芽”的高度，但干部、群众的顾虑还是颇多的。以河南修武县为例，对于公共食堂这一新生事物，“尽管有很多人拥护，并积极投入这一运动，但是，它仍然受着一种习惯势力的阻碍，因而有一些人反对，有一些人顾虑重重”。具体来说，群众的顾虑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认为入了食堂不方便，大家吃啥自己也得吃啥，以后吃不上小锅饭。二是担心入食堂后“吃马虎”，算不清账，自己吃亏。三是觉得大家在一起吃饭合不来，有的社员说：“一家人吃饭还吵嘴咬舌呢，这样多的人怎能搞好呢？”四是怕今后来了客人不好照顾。而沁阳群众的担心是：怕不自由，怕吃不好，余粮户怕吃亏，会过日子的社员担心浪费，还担心年老体弱者、小孩、产妇、病人不合口味，家里来了客人怎么办。沁阳的干部则主要是担心食堂办不起来，办起来也不好巩固。
的确，众口难调，做好一家人的饭菜都不容易，何况几十家农户合并到一起吃饭。但是，“大跃进”发动之后，各级干部中相当多的人脑子发热，公共食堂一出现就对其赞赏有加，没有充分认识到它的负面作用。
当时人们有一种片面的认识，认为大家一起吃饭，一起劳动，过集体生活，就能克服家庭私有观念和个人主义思想。此时宣传舆论正在对个人主义大加批判，提出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并且认为个人主义是资产阶级思想的重要表现，公共食堂则是克服个人主义的一种好形式。
对于合作化后的广大农民来说，经过多年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宣传，相当多的人的思想意识里，对党的各级组织和各级政府是十分信赖的，他们认为，凡是上级提倡的，就应该无条件去执行。
农民产生这种认识也不奇怪，土地改革使他们获得祖祖辈辈梦寐以求的土地，真正翻身做了主人。在随后的合作化运动中，虽然也有少数富裕中农不很情愿，但当时农村在土地改革后已经出现的土地买卖和两极分化，使不少农民感到长期的单干生活是不稳定的，加之舆论对两极分化的危险性及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美好前景作了广泛的宣传，使他们很快就完成了从互助组到初级农业合作社再到高级农业合作社的全过程，完成了从个体农业到农业集体化的历史性转变。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广大农民从自身的感受和对社会变革所产生的新气象的观察中，从各种宣传舆论的熏陶中，对党和政府产生了巨大的信任。因此，当各级组织大肆宣传公共食堂优越性时，他们中的多数人对这种“优越性”并没有多少怀疑，这也是公共食堂很快能兴办起来的重要原因。
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各家各户分散做饭与合作社的集体劳动的确有不协调的一面。合作社的规模一般都比较大，1955年底，全国组织了190多万个农业社，入社农户达7000多万户，平均每社有户。到了高级社时期，每个高级社农户的数目则比初级社有了更大的增加。1956年春，全国出现了小社并大社的高潮，据1956年3月底的统计，全国农业社的数量减少了个，但入社农户增加了3122万户，平均每社户数增加到了98户，其中初级社平均50户，高级社平均达到了250户。高级社一般按照生产经营的范围、生产上分工作业的需要及社员的居住情况等，划分为若干生产队，作为农业社劳动组织的基本生产单位，生产队的规模一般是几十户。生产队的生产劳动都是集体性质，而各家各户分散做饭，吃饭的时间难以一致，这也就使得出工常常不齐，要等齐社员才出工，势必要耽误时间。办公共食堂集体吃饭后，解决了社员因吃饭时间不一致而出工不齐的问题，这也是各级组织极倡导兴办公共食堂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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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要提倡”（1）
到1958年7月，河南新乡地区的公共食堂有了很大的发展，所辖的林县、沁阳参加食堂吃饭的人数都占总人数的90％以上，实现了食堂普及化，博爱、修武等县也实现了乡乡社社有食堂。但是，食堂开办之初，还是有不少社员对这种事实上的大锅饭心存疑虑。
1958年7月21日，河南省妇联新乡专区办事处党组在一份《关于农村举办全民食堂向地委的报告》中说，在办食堂开始之时，较普遍地存在如下几种思想：贫农、下中农和青年人积极拥护；富裕中农则是试试看，如果不好就散摊，他们怕降低生活水平，怕不自由；老年人怕人多事多不好办，担心婚丧嫁娶、人来客往怎么办，怕天阴下雨刮风吃饭不方便；妇女担心食堂办不长，怕垮台；劳力多的怕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不能多劳多得按劳取酬，担心平时不好好劳动的懒汉一嘴插到大锅里一样吃；较懒的人有吃大堆的思想，总说“吃着，说着，总不会叫饿着”；勤俭持家的农户怕入食堂后把粮食拿出来，食堂办不好把粮食也搭上了；有的干部怕办食堂粮食超过指标，并且觉得办食堂麻烦。
这份报告反映出来的农村干部群众对开办公共食堂的顾虑，并不只是新乡一地的个别现象。公共食堂的出现也并不完全是新生事物，在互助组、初级社时期就在农村出现过，但那时都是农忙食堂，极少有常年食堂，而且参不参加食堂，群众完全是自愿的，而全民食堂的开办，社员不但要全家去食堂吃饭，而且常年吃大锅饭，这必将给群众的生活带来诸多不便。群众所担心的，集中起来，一是生活不习惯；二是老弱、产妇、病人不能照顾；三是搞平均主义。虽说公共食堂一出现，各级组织就将其作为“共产主义的幼芽”来大力推广，宣传种种优越性，但群众的顾虑却是有事实根据的。
任何一个地方公共食堂的开办，群众对此不外乎是这几种态度：一是积极拥护，二是表示反对，三是观望。1958年的《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第4期发表了一篇关于京郊四季青蔬菜生产合作社公共食堂的调查报告。据调查报告介绍：
积极拥护赞成办食堂的是贫农、下中农、单身汉、小孩多而劳动力少者，还有妇女，特别是青壮年妇女，以及口粮标准低的缺粮户。这些人迫切要求摆脱许多家务劳动，以便积极参加生产，同时也好改善生活。
表示反对的，首先是富裕中农，以及有额外收入的家庭。他们在家里伙食吃得好，怕参加公共食堂后，降低了原有的生活水平。有的人甚至先在家里杀鸡买肉，大吃几餐后，才参加公共食堂。其次是懒汉，他们怕办公共食堂后被动员出来干活。
另有30％左右的人对办食堂持观望态度，他们在等待，盘算着在哪里吃饭省钱，如果在公共食堂吃饭比在家里省钱的话，就愿意加入，否则不加入。
这份调查中提及的社员对开办公共食堂的态度，大体反映出了当时的实际情况。
社员对办公共食堂出现的这种认识上的差异，本来是很正常的，但在当时却被上升到了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把办食堂看成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不愿加入食堂则被视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并就此开展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所谓农村两条道路的大辩论，早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高潮时就开始了，当时的主要锋芒是指向农村出现的退社风潮，集中批判的是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和个人主义思想”。随着土地改革的完成，农村的地主、富农阶级均已被消灭，进入合作化后，富裕中农就被看成是农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代表。此时，对公共食堂持怀疑或反对态度的，相当多的农户是富裕中农，所以将入不入公共食堂作为走什么样的道路的问题，似乎也是情理中的事了。
自从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四大”出现之后，鸣放辩论的背后，并不是说什么言论、什么思想都可以放出来，都可以平等讨论或自由辩论。所谓大辩论，实际上是大批判。鸣放的目的，其实也是要把各种错误（姑且这样认为）的思想和议论引出，供随后的批判之用，颇有点“引蛇出洞”，以便“聚而歼之”的味道。所以，围绕公共食堂展开的“四大”，目的也就在于解除办公共食堂的思想阻力，一旦将吃饭方式这样的生活问题也上升到了走什么样的道路的高度，这种大辩论的结果实际在辩论之初就已经确定。走资本主义道路本身就是一顶沉重的政治帽子，在对社会主义的美好前景进行广泛宣传之后，广大农民也深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可怕。这种可怕其实并不是来自于他们对资本主义有什么切实的感受，而是一旦沾上资本主义的边，就会带来巨大的社会压力，并由此招来批判和斗争，1952年“五反”运动之后，资本主义在中国已是一个很臭的名称。如此一来，即使有社员对公共食堂有疑虑，有担心，不愿加入，也身不由己地卷入了公共食堂的大潮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