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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一户吃，一样的东西能吃几样的饭，汤汤水水，舒舒服服。”
湖北省安陆县青龙公社孛畈大队第一生产队第四小队的食堂，有饭厅、加工房、伙房，喂了四头母猪，种了四亩菜，在当时是一个办得很不错的食堂。“农业六十条”草案公布后，安陆县委就食堂问题在此召开座谈会。
座谈会一开始，小队长说：“我们的食堂吃菜不愁，又喂了四头母猪，1960年那样大的困难都克服了，现在没有什么困难，改进不改进，照这样办下去就可以。最大的困难是十三个湾子（按：该队38户社员分散居住在十三个湾子里）不能搬拢来。”
分支部书记也说：“食堂已扎下了根，再不好改了。如果要改小，还有几个湾子，房子、用具也有问题。但是，照这样办下去，社员家里养猪、养鸡、照顾小孩又不好解决。”
小队长又说：“食堂是万岁之一，不办又散了筐，哪还能办社会主义！”
分支书也接着说：“社员在家里吃饭也有困难，出工不齐。”
干部说完后，社员对食堂提了许多不同的意见。
一个住在食堂附近的社员说：“办个农忙食堂好，忙时大家一起好抢季节，闲时各人在屋里，又能喂猪、打杂事，生产又好抓。”
一个住得远的女社员连对办农忙食堂也不赞同，她说：“你们近，当然好，受罪的是我们。我们吃一顿饭，跑二里多路，小孩拿饭在路上泼了，我爱人气得不得了，说：‘办个###食堂，拿回去算了。’”
另一个社员马上接着说：“我同意！”这个社员非常认真地说：“我看不在于食堂不食堂，一切在于工分不值钱。1957年没有办食堂，个个起五更做饭，生怕别人工分抢多了。队长说：办食堂人快活些，做活多些。我看1957年，人还扎实些，粮食吃的还多些。”
在座谈会上，一个县委干部问社员：“是不是中农不想办食堂？”社员连忙解释说：“我们湾子小，一无地主，二无富农，只有一个五类分子，我们这几个人都是贫农。”
供给制出懒汉（1）
对于与公共食堂紧密相关的供给制，“农业六十条”草案仍坚持供给制和工资制三七开。各地在调查中却反映出不少问题，广大群众也纷纷要求取消。
1961年4、5月，邓小平、彭真在京郊的顺义、怀柔等县进行调查。5月4日，邓小平、彭真听取了调查组和县（区）委书记的汇报。先期在这里调查的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汇报说，顺义县大红门大队1960年供给制支出是19万元，占总分配额的35％，按劳动工分应得与享受供给金额比较，占便宜的户共有142户。便宜户的情况可以分为七类：应该享受的6户（五保户、困难户）；不够五保户、困难户的老弱孤寡12户；劳动力少、人口多的30户；劳动力弱的20户；不出勤或出勤少的懒汉55户；富农4户；地主15户。
刘仁还汇报说：干部、社员分析出了供给制的四大毛病、三大好处。毛病是：（一）工分值降低，影响劳动积极性；（二）出懒汉。有的人懒得少出工、不出工；（三）出学生，等于集体供养学生，假期也不干活，学完都跑出去找事干了，农业用不上；（四）增加干部工作困难。三大好处是：（一）铁饭碗，人人有饭吃；（二）能培养第二代，不会因吃不上饭退学；（三）劳动力老了不怕没人管，可以进敬老院。
听完汇报，邓小平当即表示：三七开供给制不搞了，补助五保户、困难户。基本制度是按劳分配，三包一奖，评工记分，彻底改掉死分死记。只要按劳分配，方法可以多种多样。
5月13日，邓小平、彭真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现在实行的三七开的供给制，带有平均主义的性质，害处很多。看来废除这种供给制，只对五保户和生活困难户补助部分实行供给，不仅可以更好地解决五保户和困难户的问题，而且可以大大提高劳动分值，更好地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更好地调动社员的生产积极性。
两天后，北京市委就改变供给制分配办法给中共中央及华北局写了一个报告。报告中说：“根据北京市郊区和各县的情况，所谓三七开的供给办法，害处很多；只对五保户和困难户实行供给制的办法，则好处很多，两者利害比较，优劣极为明显。”北京郊区的许多公社，社员根本上拿不到工资；即使发工资的，工分也不值钱。近郊菜区的工资高一点，一个工分能拿到一毛钱，远郊区一个工分一般只能拿到五分钱，低的只值一二分钱。社员们说：“养个鸡，下个蛋，也比劳动挣工分强。”供给制使劳动力多、劳动好的户吃亏，吃亏户一般占总户数的40％~50％，多的达60％。群众对这种平均主义的供给制很不满意，他们说：“供给制养懒人，养坏人。”“说什么吃饭不要钱，是不要死人的钱，可要活人的钱。”
邓子恢在龙岩调查时了解到，群众普遍反映供给制有害无利。主要表现在：其一，把工分值降低了。一般比1957年降低了50％～60％，甚至更多，严重影响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其二，一般地区供给比例在30％以内，比高级社时的公益金要高得多。由于供给面广了，供给量并不多，实际上五保户、困难户依然困难，超支户还是超支。其三，出了一批懒汉。其中有些人是偷懒不劳动，有些人则是不满供给制而不出工。
广州会议，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王观澜带领一个调查组，前往陕西临潼县华清公社和长安县韦曲公社进行调查。关于供给制问题，王观澜在调查报告中写道：“社员和干部认为实行按劳分配、包五保户、补贴困难户的办法好得很。他们反映，高级社时实行评工记分，按劳分配，‘干部愁活少，社员抢活干’，‘社员做活挡也挡不住’。如果干部分配给哪个社员的活少了，活轻了，还认为干部对他‘有冤’。‘工分是命根子’是当时大家公认的一句话。他们回忆起当时‘活不够干，粮吃不完’的情景时，个个兴致勃勃，说得津津有味。讲到现在的情形：‘干活要队长挨门叫，叫也叫不动。’‘锣打破了人都叫不齐。’来了也是‘马马虎虎向前干，工分多少都吃饭’。”“许多干部主张包五保户和定时定量补贴困难户，其余的社员都按劳动工分的多少进行分配。认为这样办，‘可以治有劳不劳的人’，‘去掉依赖根’。”
供给制出懒汉（2）
河南省长葛县和尚桥公社宗砦大队1958年8月至1959年3月，在分配问题上搞公社统一核算，公社对社员实行衣、食、住、生、教、婚、病、葬的八包供给制，食堂吃饭不过称，社员吃饭不要钱，社员的工资由公社按四级劳力统一发放，同级别的社员劳与不劳、劳多劳少都得同样的工资。1959年4月至1960年11月底，大队成为基本核算单位，分配上实行粮、煤、盐、油、菜不要钱的伙食供给制，这个大队在1960年的分配中，供给部分占87％，工资部分只占13％。由于供给部分过大，社员多劳而不能多得，少劳者有的甚至还多得。社员张文卿一家五口人，两个整劳动力，两个半劳动力，全年共挣得工分4800分，得工资59元，享受伙食供给185元，两者共计224元。如果按劳分配，应得289元，少得45元。女社员李爱香一家四口人，其丈夫外流，家里只有一个劳动力，一年挣得工分1790分，得工资23元，享受伙食供给126元，共计149元。如果按劳分配，只能得126元，多得了31元。由于供给与工资的比例不合理，导致社员生产情绪低落，出勤率低，劳动质量差，劳动力外流，超龄学生上学。东大路张生产队实行伙食供给制后，就有七个超龄学生重新上学。其中有一个人已经20岁了，早就不念书了，1960年却又背起了书包去读小学。
调查组对东大路张生产队调查的结果是，全队47户中，有40户赞成只包五保户，照顾困难户，其余的全部按劳分配。他们的理由是实行这种办法能调动社员的生产积极性，能挖掘劳动潜力，鼓励外流劳力返乡，也便于生产管理。而主张实行粮食半供给制的有5户，其中劳力少人口多的4户，无劳力的1户。这些人的理由是劳力少、人口多，挣工分不够吃。另有两户两种分配办法都表示赞成，这两户一户人口虽多，但家中有劳力，外边还有工人挣钱，另一户是6口人3个劳力，觉得无论实行哪种分配办法都不算吃亏。可见，这个生产队绝大多数社员赞成取消供给制实行按劳分配。
据河北省委政策研究室对衡水县任家坑公社呼家村大队的调查，供给制带来了严重的平均主义。主要表现在：
（一）人口多而又有外援的户，白吃饭不给钱。这个大队1960年全年的收入中，供给部分占了20％。社员刘某一家6口人，1个女劳力，她爱人每月寄回50元钱，生活本来比较富裕，参加劳动很少。如果全部按工分分配，只能分得64元，享受供给制后，连同工资共分了102元，多得了38元。这种不该享受供给制的户全大队就有16户。大队长说，这些户劳动时有“四不做”。即：天热了不做，天冷了不做，突击活不做，派的活不合心不做。
（二）助长了投机取巧，不管老人。这个大队二小队队长姚某，夫妻两个都是整劳力，却把母亲分出来，吃了一年的“五保户”，享受“五保户”费用58元。这种儿子不养娘的人，全大队一年下来共出了13户。
（三）真正困难的户，并不能保障最低的生活需要。社员刘玉仓全家6口人，半个劳动力，全年吃粮、吃菜、烧柴共要180元，1960年只分了130元，超支50元。这样的农户全村共有3户。
（四）劳动力多、人口少的户，感到吃亏。社员呼良忠，一家两口人，两个整劳动力，实行供给制，比按劳分配要少33元，相当于减少了10％以上的收入。
当时看好供给制，除了它的“共产主义因素”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认为它有利于照顾贫下中农。可事与愿违，受到照顾的不是贫下中农，却多是地主、富农等。邓小平、彭真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现在实行的三七开供给制办法，带有平均主义性质，害处很多。它不仅使劳动力多、劳动好的人吃亏，也不能适当解决五保户和困难户的问题。许多典型材料证明，这种供给制，不但不一定对贫雇农和下中农有利，甚至是对地富和上中农更有利。因为贫雇农和下中农一般结婚比较迟，子女少，劳动比较好，在他们中间占这种供给制便宜的人，比例较小；而地主、富农一般抚养人口比较多，劳动比较差，又有使子女上学的习惯，在他们中间占便宜的人，比例较大。因此，在这次辩论中，干部和群众普遍主张取消这种供给制，而主张只对五保户生活和困难户补助部分实行供给。”
供给制出懒汉（3）
邓子恢在龙岩的调查中也发现了同样的问题。他在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中说：供给制使“地、富、反、坏、二流子得到好处（据我工作组在龙溪地区了解，这类人人口多，劳力少，劳力弱，劳动又不积极，但对他们的供给却占到40％左右），贫雇农反而吃亏（特别是雇农，很多人土改后才成家，现在顶多三四口人，劳力强，他们所得供给只占25％左右）。由于供给制对地富反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