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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锅饭”的“优越性”（4）
再说食堂节约了柴火煤炭，计算的办法当然也是一家一户做饭时需要多少，合起来办食堂后又需多少，两者相减节约了多少。但公共食堂且不说要有人专门负责打柴，专人运煤，而且社员饭后需要用热水、开水时，还得自己烧。到了冬天，还需要将从食堂领到的饭菜在家里再热一遍，社员还得烧柴烧煤，不但谈不上节约，反而造成烧料的浪费。当年不少食堂图方便，就直接伐树当做木柴，加之此时全民大炼钢铁，不产煤的地方就伐木烧炭代替焦煤。这样一来，大量的林木被砍伐，造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林业的一次大破坏。
公共食堂的另一大“优越性”，是能消除私有观念，提高农民的共产主义觉悟。人民公社一产生，就被认为是尽早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有效形式。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过程中，满腔的热情再加上满嘴的浮夸，使人们的头脑普遍发热，先是提出十五年赶上英国，后来随着浮夸风的盛行，认为只需十年就可超过英国，十五年即可赶上美国。“大跃进” 进入高潮后，头脑就更热了，超英赶美的时间一再缩短，以至于认为只需两三年即可超过英国，用不了多久就能赶超美国。赶超英美国之后下一步怎么办？虽然没有公开宣传要超过苏联，但实际也有了这样的想法。既然生产力能如此“飞速”发展，又找到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金桥”——人民公社，于是天真地认为实现共产主义已不再是遥远的将来之事，而是很快就会到来，以至当年还出现了中国和苏联谁先进入共产主义的讨论。
在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讲过，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当时人们认为，家务劳动社会化，就能在社会主义的集体生产基础上，逐步实现生活的社会主义集体化。几千年来，随着私有制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生活方式，使人们目光短浅，在人们头脑中培植了自私自利的观点。继续照原样保持这种生活方式，同社会主义集体大生产是相矛盾的。这种生活方式不但浪费了大量的劳动力，不利于社会主义生产发展，也妨碍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更妨碍人们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的建立，所以必须对原有的生活方式加以改造。
当时人们还认为，举办公共食堂，使家务劳动社会化和生活集体化，不但适合于集体生产劳动，而且由于家庭生活诸如育儿、养老之事都变成了公共事业，这就大大地削弱乃至逐渐根除家庭私有观念，克服并防止资本主义思想的滋长，从而巩固社会主义思想并加速共产主义精神的培养。因为社员吃喝在公共食堂，不仅粮食交给了食堂，而且社员的自留地、家庭副业也上交给了集体，这样，家庭私有制也就彻底瓦解了。合作化后，实现了集体劳动，但生活仍是分散的，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容易发生矛盾。办公共食堂、托儿所、缝纫组，实行供给制、集体劳动，人们就会感到自己真正是集体的一分子，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也就融为一体不可分割，“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共产主义思想就会巩固和发展。不但如此，公共食堂建立起来了，托儿所、幼儿园也建立起来了，中小学生实行集体住校集体就餐，少年儿童也过上了集体生活，这样就容易使他们的集体主义习惯和共产主义品质成长起来，从而培养出共产主义全新的人。
共产主义诚然十分美妙，对人们也有着无限的吸引力。然而，共产主义到底是什么样子，迄今为止，人们还只能进行各式各样的猜测、推断乃至幻想，但有一点却是十分清楚的，这便是共产主义将是产品极为丰富，道德十分高尚，彻底铲除私有制和彻底摒弃私有观念。随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兴起，中国人对早日实现共产主义的愿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迫切，而且还主观地认为共产主义很快就会到来，也许自己这一代人就能有幸目睹共产主义大同仙境的来临。既然如此，在生产资料完全实现了公有化之后，生活资料也应该实现公有化。家庭是最基本的私有细胞，是私有制的最后堡垒，吃饭集体化，幼儿集体化，各式各样的家务劳动都集体化，就能使这个私有制的最后堡垒得以攻破，大大提高人们的道德觉悟，加之通过“大跃进”生产力就会一日千里地发展，物质财富就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共产主义也就很快到来了。
“大锅饭”的“优越性”（5）
生活方式的变革固然是实现社会变革的重要条件，但它并不起决定性的作用，生产力发展水平才是实现社会制度更替的决定性因素。当年大办公共食堂时，人们能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找到其必要性的依据，却忘记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生活方式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原理，这就决定了一哄而上的公共食堂不可能有长久的生命。
人民公社化后全国迅速实现食堂化，除了对食堂“优越性”的片面认识外，当时劳动力的更加紧张，也是加速食堂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时，全国原定的年产1070万吨钢的计划还完成不到三分之一，三分之二的任务要在剩下的三分之一的时间里完成，显然只靠正规的钢铁生产企业是无法做到的，只得开展全民大炼钢运动，用小高炉、土高炉土法炼钢。于是，千千万万的农民丢下手中的农活，找矿石、挖煤炭（没有煤的地方就伐树烧木炭）、垒土高炉，组成了浩浩荡荡的钢铁大军，全国农村投入土法炼钢的劳动力最多时达6000万人。就在千军万马大炼钢之际，农村又正好进入了秋收秋种的季节，劳动力不足的矛盾更加突出。
这种对劳动力的客观需要，加之上至中央，下至地方，都把公共食堂作为新生事物大力推广，新闻媒体对办公共食堂的优越性又大力渲染，每个地方总有一部分办公共食堂的积极分子，中国农民又普遍存在从众心理，于是各地食堂纷纷办了起来。
在大办公共食堂的过程中，各地自然不会只有一片赞同声，总有相当一部分干部和群众持反对意见。中国农民毕竟是讲实际的，很快能实现共产主义固然激动人心，然而实现共产主义虽然不再是遥远的未来，但毕竟还是未来之事。而眼下办公共食堂，不但把他们的自留地、自养的家禽家畜甚至于家里的锅碗瓢盆收进食堂了，而且不分劳动好坏都吃一样的大锅饭，也就使得相当多的农民觉得食堂优越性再多，也不如在自家吃饭方便自由。因此，纵使把食堂的好处吹得天花乱坠，但还是有相当多的农民对办食堂心存疑虑，甚至加以抵制和反对。
本来，在什么地方吃饭与社会制度并无直接关系，但自从公共食堂与共产主义挂上钩后，吃饭方式也就成了走什么样的道路的大问题。不赞成吃食堂，就被视为不愿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对实现共产主义没有信心，仍想走资本主义的老路，而这条路是万万不能走的。怎样使那些不愿吃食堂的人断了吃小锅饭的念头呢，办法就是开展大辩论。所谓大辩论，从字面上理解，应当是互相辩论，你说你的理由，我陈述我的意见，可当年的大辩论其实就是斗争会。既然有了公共食堂与实现共产主义是紧密联系的这个大框框和大前提，应不应该吃食堂这个问题就已经没有可辩论的余地了。
河南省遂平县卫星人民公社办起公共食堂后，常庄管理区第一大队第一生产队富裕中农赵中堂说：“猪多没好食，人多没好饭，办食堂都把粮食糟蹋了，我看一辈子也办不好。”富裕中农李大妮说：“成立公共食堂吃饭不随便不自由，不如一家一户好。”这本来都是大实话，但这话不合时宜，何况他们还是富裕中农？自从地主富农消灭之后，富裕中农就成了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代名词。为此，生产队专门召开一次办食堂好不好的辩论会。在“辩论”中，一些办食堂的积极分子指责李大妮是代表富裕中农说话，她是“不让群众过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指责赵中堂是“反对办公共食堂”。这两顶大帽子一扣，不要说富裕中农，就是贫下中农也不敢对食堂说不是了。
经过1957年秋冬农村两条道路的大辩论后，哪个农民还敢承认自己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更不敢承担反对人民公社的罪名！如果有人对公共食堂有异议，招来的只会是谴责和批判。更何况食堂建立后，社员的口粮直接分到食堂，自留地被收走，家庭副业作为“资本主义尾巴”被割掉，家里的炊具不是交给了食堂，就是作为废钢废铁送进土高炉了。这样一来，等于是食堂掌握了社员的吃饭权。如有社员不愿参加食堂，即使不与之开展大辩论，他也非到食堂吃饭不可。因为除了食堂，社员已没有其他可以吃饭的地方。
“可贵的共产主义幼芽”（1）
人民公社建立之初，在分配上普遍实行的是工资制加供给制的制度。所谓供给制，通俗的说法是“吃饭不要钱”。正是这种“吃饭不要钱”的供给制，成了公共食堂最重要的经济基础。
在前面曾提到的嵖岈山和七里营两个人民公社样板的章程中，都对供给制作了明确规定。
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草案第十五条规定：“在粮食生产高度发展，全体社员一致同意的条件下，实行粮食供给制。全体社员，不论家中劳动力多少，都可以按照国家规定的粮食供应标准，按照家庭人口得到免费的粮食供应。实行粮食供给制，必须使家庭劳动力较多的社员，仍然比过去增加收入。”
七里营人民公社章程第二十二条关于供给制的内容是：“在保证满足公社全体人员基本生活需要的基础上，实行按劳分配的定级工资制。即从全年总收入中首先扣除税金、生产费用、公共积累，然后再由公社统一核定标准，扣除全社人员基本生活费用（包括吃饭、穿衣、住房、生育、教育、医疗、婚丧等一切开支），实行按劳评级，按级定工资加奖励的分配办法。”
根据当时媒体的介绍，在人民公社建立前，有的农业社在分配上就已搞起了供给制，安徽无为县的响山农业合作社就是一例。
响山农业社成立于1955年。1956年春，国家投资整修长江沿岸的无为大堤，社里一部分社员在堤上做工，共得劳动报酬11660元。当时，这个社刚刚办起，底子薄，社员生活还有不少困难。这时，社主任、复员军人陈广复提议，把社员在堤上做工的劳动报酬折成劳动日，在秋后一起分红，将这笔钱的一部分用于购买一些生产资料，另一部分由社里拿去统一购买粮食和一些生活必需品，按照实际需要进行分配。这个意见却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