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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更远。在“三大”上，他发言说：“在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行不通。……不推翻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国民革命不可能出现。所以中国的国民革命只能在世界革命后进行”；因此，“中国若发生革命，也只能由俄国军队从北方发动”。对国民革命如此悲观，连当时的马林也不能苟同。所以，陈独秀在1941年给友人信中说大革命时期的毛泽东“政治水平则甚低”。
在反对依靠旧军阀军队北伐上是一致的，但在依靠人民革命方面，毛泽东与陈独秀有了分歧。陈从马列主义的“城市为中心，工人主力军”的传统革命观出发，总是看重工人，自觉不自觉地忽视农民。毛泽东根据在湖南1年多革命运动的体会，在“三大”讨论时发言，特别强调农民问题的重要意义，指出湖南工人数量很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更少，可是漫山遍野都是农民。因而他得出结论，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他还证以中国历代的造反和革命，每次都是以农民暴动为主力。中国国民党在广东有基础，无非是有些农民组成的军队，如果中共也注重农民运动，把农民发动起来，也不难形成像广东这类的局面。当时许多问题在会前已经再三提到过，只有农民问题是一个新提出来的问题。张国焘评论说：“这种看法，是毛泽东这个农家子对于中共的极大的贡献。”
不过当时毛泽东与陈独秀在农民问题上的这种分歧，还没有发展为冲突。毛泽东对陈依然十分崇敬，密切配合，实际上成为陈领导党和革命工作最得力的助手。由于他工作十分勤奋，终于在1924年底病倒，经陈独秀中共中央同意，回湘休养，不料二人因此分道扬镳。毛泽东似如鱼得水，回到农村广阔的天地，大搞农民运动，走向辉煌。而陈独秀死守城市工人运动，有悖于中国国情，始终走不出泥潭。
五、领导“五卅”运动（1）
尽管在国共合作后陈独秀有上述那些所谓的右倾思想，而且这些思想是当时中央的主导思想，但是，一是由于瞿秋白等人的批评，二是当时革命形势受了国共合作的推动而迅速高涨，所以在实际工作中没有什么影响。
如果说陈独秀在1920年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一点皮毛就投入到紧张激烈的革命斗争中，又担负起繁重的党的领导工作，无暇再进行学习和研究，因此处于一知半解状态；那么，瞿秋白则在同时期由于访俄，在莫斯科待了3年，并结合俄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列宁主义）进行了系统的学习和研究，从而使他成为我党早期公认的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1922年底，这两个有着不同知识结构、思想修养的人，在莫斯科第一次相遇。当时陈独秀是去参加共产国际“四大”的。瞿在专门培养中国及远东各国革命者的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班当助教和翻译，刚由张太雷介绍入党不久，临时调来大会工作，为陈独秀当翻译。陈回国时，因感到国内干部奇缺，除动员在法国勤工俭学和在莫斯科学习的大批干部回国外，也要瞿秋白与他一起回国工作。瞿同意了。
瞿回国后，担任党中央理论机关报——新复刊的《新青年》和新创刊的《前锋》杂志的主编，并参与政治机关报《向导》的编辑工作，还出任培养党的干部的上海大学的社会科学系主任。当时在他手下工作的郑超麟，第一次见到他时，这样描写他和陈独秀不同的气质：“下午，瞿秋白从上海大学教了书回来，呢帽，西装，革履，服装如此整齐的同志，我从来未曾见过。没有人同我们介绍。……我则知道他是瞿秋白，……是我们的理论家。”而“此时，陈独秀不过四五十岁，但头发已经稀少了。他身材中等，皮肤颇黑，眼睛斜起，说一口安庆话，笑时露出整齐的牙齿。他不爱穿西装，第一次看见他时是长袍、马褂、呢帽，以后冬天带围巾，夏天则穿夏布长衫”。
但是，二人最深刻的差别是在思想理论上。瞿很快发现当时党内占统治地位的陈独秀“二次革命论”思想，是反马列主义的，于是，他撰写一系列文章进行批驳。
瞿秋白从恩格斯的《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列宁的《两个策略》、《怎么办？》等马列主义原著和俄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出发，研究中国国情后，不同意陈独秀的中国无产阶级不如资产阶级的观点，认为“资产阶级之弱更甚于劳动阶级”，而且由于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的觉醒，资产阶级变得越来越反动和软弱。中国的资产阶级尤甚，在民主革命中，他们宁愿与封建势力妥协，使革命失败；而无产阶级只有民主革命彻底胜利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因此无产阶级比资产阶级更需要民主革命。这个革命胜利时，将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平民之革命民权独裁制”，并且“不能不超出资产阶级性的范围，而过渡于非资本主义的发展——直达社会主义”。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无产阶级必须去与资产阶级争夺民主革命的领导权，为此，无产阶级又必须联合农民，坚决进行土地革命，还必须掌握军队，发展工农武装。
在革命方式问题上，他坚决拥护共产国际斯大林的进行北伐战争的方针，反对陈独秀简单搬用西方“宣传，组织，暴动”的公式。他指出：示威、抵制、总同盟罢业、武装暴动、革命战争等，这些斗争方式都是“必要的”，但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方式”是武装斗争和革命战争。由于中国经济落后和交通阻梗，乡村里的战斗，即使胜利也是局部性的；城市里由于敌人势力强大，民众武器落后，难以与之抗衡，因此，中国革命不能主要依靠工农武装暴动，而“必须有正式革命军队之革命战争”。
上述瞿秋白的思想路线在当时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隐藏着抹杀资产阶级革命性，急于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左倾危险），为以后的中国革命实践及毛泽东思想所总结的革命经验所证明。在当时，对陈独秀也是有影响的。
关于当时的形势，特别是1924年，一是由于广大共产党员的努力，在全国许多城市建立起系统的国民党组织，这些地方党部几乎完全操纵在共产党员手里，只有广州和上海，这两个地方有些所谓“右派分子”能与共产党员抗衡。二是共产国际远东局与中共旅莫支部的同志们讨论中国革命时，达到了一致的认识：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应该掌握国民革命的领导权。于是，随着维经斯基来华指导中共中央工作和旅莫支部一大批党员（其中很大部分是赴法勤工俭学经过苏联的）回国，党内的思想和组织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时全国党员共300余人，旅莫支部占了1/10。在这种情况下，1925年1月，在上海召开了中共“四大”。为了纠正陈独秀忽视革命领导权的思想，大会的政治决议案和其他重要文件都由维经斯基起草，瞿秋白翻译。新回来的旅莫支部负责人彭述之，在会前写了《谁是中国国民革命之领导者》，给陈独秀看，表示不同意他在《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一文中的观点，认为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要资产阶级来参加国民革命，已是难能之事，若望其来作国民革命的领导，宁非梦想”。而“中国工人阶级反帝国主义与反军阀的革命性与觉悟力都是天然的。所以中国工人阶级天然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由此，他发明了“天然领导者”的论断。
五、领导“五卅”运动（2）
陈独秀看了彭的文稿，立即写了《二十七年以来国民运动中所得教训》，与彭文一起发表在《新青年》（季刊）上。陈文表面上放弃了原来“资产阶级领导国民革命”观点，说“二十余年来国民运动给我们的总教训是：社会各阶级中，只有人类最后一个阶级——无产阶级，是最不妥协的革命阶级，而且是国际资本主义天然敌对者；不但在资本帝国主义国家的社会革命他是主力军，即在被资本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也须他做一个督战者”。
如此，陈独秀、彭述之、瞿秋白3人在革命领导权问题上似乎是一致了，实际上仍有深刻分歧。正如后来周恩来所分析的，“彭述之认为领导权是天然地落到了无产阶级身上，是‘天然的领导权’，不用无产阶级去争，这就是没有看到资产阶级在争领导权。”而瞿秋白则强调要去与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陈独秀故意不用当时已经流行的“领导者”这个词，却用“督战者”，其用意也十分清楚，即对无产阶级的力量能否担起领导仍有疑虑，因此，只能站在旁边“监督”，有力量实施监督，也就实现了对革命的领导，否则，也仅仅是监督而已，谈不上领导。因此后来陈独秀就与彭述之走到了一起，在斯大林指示对国民党右派蒋介石集团执行让步政策时，就轻易地放弃了领导权。平心而论，当时中共也没有力量去与国民党争夺领导权。否则国共会提前分裂。斯大林正是出于这个担心，一直压抑共产党的发展，特别在武装力量上。
“四大”通过了政治和工、农、青、妇运动等一系列决议案，强调了党应该去积极领导这些运动，选举了新的中央，陈独秀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兼任组织部主任（原有毛泽东担任的，一切人事调动如委派各地负责人等，均由陈独秀提交有关会议通过任命。直到1926年底，才调周恩来到中央负责组织部，虽然周不是中央委员）。彭述之任宣传部主任，蔡和森、瞿秋白为宣传委员，张国焘为工农部主任。5人组成中央局，领导全党工作，并且代表共产党领导了整个大革命。自然，实际上上海陈独秀党中央听维经斯基指导，广州陈延年、周恩来等广东区委听鲍罗廷的，北京李大钊、赵世炎等听加拉罕的，他们又都听莫斯科斯大林的指挥。中共中央的第一把手仍是陈独秀，他负责中央秘书处（毛泽东走后，秘书兼会计是任作民，1926年冬，调来王若飞）。党初期的一批干部多数都离去了，李汉俊因反对国共合作而退党，李达也因故去了湖南帮毛泽东办自修大学，等等。现在换了一批国外回来的新人（张国焘长期在北方搞工运，并且被捕入狱，很久以后才到中央工作）。陈独秀是个没有宗派观念的人，总是平等对待，紧密团结一切党内同志为革命而工作。在地方上，赵世炎去了北平（北京），帮助李大钊，实际主持北方区委的工作，陈延年去广东，王若飞去河南，尹宽去山东，李维汉在湖南，不久旅莫支部的另一个负责人罗亦农也到上海区委。他们都担起了领导责任。国内原来的领导同志纷纷退让，对这些国外回来的同志一般都表示欢迎。
在这种情况下，全国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尤其是工农运动，很快恢复到“二七”以前的水平。从2月开始，上海的党组织就在工厂中广泛地发动罢工斗争。而历次罢工的最高指挥者是陈独秀。重要事项，如应否罢工，什么条件，如何谈判，可否签字，何时结束等等，都是工运干部和他共同开会决定。因此，陈独秀连任五届中共最高领导人，是中共历史上最民主的时期。同时，陈独秀还不断写文章进行宣传和指导，终于在5月掀起了以上海为中心，波及全国的轰轰烈烈的“五卅”反帝爱国运动。
5月14日，上海日商内外棉十二厂（纺纱厂）厂主无故开除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