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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长，林伯渠为农民部长，毛泽东为代理宣传部长等，但另一方面也受到影响和张国焘的牵制，作了错误的让步。在36个中委中，共产党只占了7名，左派14名，右派和中派却有15名。在监委中，右派更是占了绝对优势，共产党只有1名。国民党中委和监委常在一起开会，结果造成右派势力大，中派壮胆，左派孤立的形势。
二、反对北伐风波
蒋介石看透了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心思和弱点，在1926年3月20日制造了“中山舰事件”，借口“共产党暴动”，派兵包围苏联顾问团和省港罢工委员会，逮捕和监视共产党人。当时鲍罗廷和加伦奉召回国，不在广州，顾问团由与蒋介石有分歧的季山嘉主持。布勃诺夫率领的苏联考察团正在广州，也被软禁。布与广东区委商量对策，陈延年、周恩来、毛泽东主张联合国民党其他各派反击蒋的挑衅。因为蒋介石当时在广州没有基础，他利用去年的刺廖案，驱逐了在广州实力很强的胡汉民和许崇智，这次又同时要打击国民党第一把手、亲苏亲共的汪精卫，企图独霸国民党大权，因此遭到国民党其他各派的忌恨。但是布勃诺夫在得到蒋的并不反苏、只针对季山嘉和共产党的说明后，决定对蒋让步：令季立即回国，在蒋控制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的周恩来等全体共产党员退出该军。
消息传到上海，陈独秀党中央表示愤慨，但因情况不明而束手无策。布勃诺夫回国途经上海介绍情况后，陈独秀再次向国际要求退出国民党，“由党内合作改为党外联盟”。根据各地党组织的要求，党中央作出如下对策：一、尽力团结国民党左派，以对抗和孤立蒋介石。二、在物质和人力上加强二、六两军及其他左派队伍，以便必要时打击蒋。三、扩充共产党员叶挺掌握的部队和省港罢工委员会指挥的纠察队。陈独秀还派彭述之到广州组织特别委员会实施这个方案，但是遭到回来继续执行莫斯科让步政策的鲍罗廷的否定。
蒋介石得寸进尺，在5月15日操纵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党务整理案”：规定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省党部、特别市党部中的委员，人数不得超过1/3；交出加入国民党的全部共产党员名单；共产党发给国民党中共产党员的指示须先经两党联席会议讨论，等等。鲍罗廷又根据莫斯科的指示，全部接受。结果，在国民党内任职的共产党员全部离职，如宣传部长毛泽东改由顾孟余担任，秘书长吴玉章改由叶楚伧担任。蒋介石的权力极度膨胀，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兼组织部长和军人部长。
陈独秀仍坚持共产党退出国民党，“否则，其势不能执行自己的独立政策，获得群众的信任”。国际的方针，坚持国共合作，众所周知的共产党员要从国民党机构中撤出来，但那些尚未向国民党公开的就不要撤出来。布哈林在《真理报》上严厉批评中共退出国民党的意见，并派维经斯基再次来华纠正。陈独秀又不得不服从。
陈独秀认为蒋介石两次制造反共事件，是共产党“当退让而不退让”和“包办太多”的结果，如他在6月4日致蒋信中所说：“共产分子在国民党一切工作中都太过负责任，使忌之者得乘机挑拨离间，竟至使先生（蒋）不相信我们，……这是我们十分抱歉的事”。为此，他在辩白中共并无“阴谋倒蒋”的同时，向他表示“抱歉”。而鲍罗廷和广东区委认为是国民党“二大”时“当进攻而没有进攻”的结果，现在暂时让步，北伐后中共力量壮大后，“来一个我们的三二○”，打倒蒋介石。于是就形成了大革命中上海维经斯基、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为一方，与广州、武汉鲍罗廷、广东区委为另一方，在对待北伐和反蒋问题上策略的微妙差别。
北伐开始前，北伐军军事顾问加伦将军和中共广东区委表示支持北伐，发起“迎汪（精卫）抑蒋”运动，准备打倒蒋介石，并派周恩来到上海，请示中共中央：“在北伐中，是帮助蒋介石呢，还是削弱蒋介石？”陈独秀表示：第一，反对北伐；第二，北伐就是北伐，既不是拥护蒋介石，也不是打倒蒋介石（实际上，不打倒就是拥护）。周恩来后来回忆：“陈独秀说你们开个会商量商量好了。”开会时，张国焘代理主席，“说北伐中我们的方针就是：是反对蒋介石，也是不反对蒋介石。所以在北伐战争中，直到国民党三中全会前，对蒋介石的方针是不明确的，结果就是客观上帮助了蒋介石”。实际上，在“四一二”之前，斯大林一直反对“倒蒋”。陈独秀怎能违拗斯大林？陈的基本主张是：合作不成，就退出国民党，中共自己独立探索革命道路。但这又与斯大林要求国共合作迅速推翻北洋政府，建立亲苏的中国政权的目标相悖。
7月，广东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某日，在中共中央宣传部，陈独秀主持中央会议，讨论北伐问题。陈独秀反对北伐，彭述之附和，张国焘反对陈的意见，瞿秋白也拥护北伐。2票对2票。反复辩论了几次，陈独秀发了脾气，桌子一拍，破口大骂。张国焘不敢回骂，终于默然。于是通过了反对北伐的决议。然后，陈独秀发表文章，从马克思主义在欧洲革命的公式“宣传——组织——暴动”出发，认为“中国民族革命之全部意义，是各阶级革命的民众起来推翻帝国主义与军阀以自求解放”，现在的北伐只是讨伐北洋军阀的一种军事行动，“其中夹杂有军事投机的军人政客个人权位欲的活动”，“不能代表中国民族革命之全部意义”；而且，现在革命的北伐时期尚未成熟，“北伐军能否打到武汉，大有疑问”。
此论在广东引起强烈反响。据当时中共中央给国际的报告称：国民党“中派及右倾的左派领袖，均表示不满”；顾孟余“直斥仲甫同志有意挑拨人民与国民政府之感情”；张静江则请鲍罗廷“劝仲甫勿再作这类文章；黄埔特区（国民党）党部则提出中央党部控告，并禁止同学购阅向报（即《向导》），左倾分子不赞成，竟至动武”。国民党中央开会正式讨论，“李济深第一个起来说这篇文章并不错，孙科亦然。左派诸人借机向中派发牢骚，最后勉强敷衍的由主席张静江写一封信给仲甫结束此案”。而在群众方面，工人、农人、商人中，此文的宣传“均发生很大效力”。陈独秀则在《向导》上发表驳答张静江抗议的复信，坚持反对北伐的立场，申明：“我们对于出师北伐是否国民革命之唯一先著，对于怎样出师北伐，和你们都有不同的意见。你们一闻不同的意见便以为是攻击，你们这种不受善言的老脾气也仍然丝毫未改，更是令人失望。”
实际上，北伐不北伐的决定权，掌握在斯大林和蒋介石手中，而不在陈独秀这位书生领袖手中。陈反对北伐，果然看透了蒋介石借北伐扩大自己力量、有损人民革命的野心，但借北伐来推翻北洋政府是斯大林和蒋介石的既定方针，陈独秀岂能扭转。
以上戴季陶的小册子和陈独秀反对北伐的文章，已经表明双方的心思。但是决定权却掌握在互相利用的斯大林与蒋介石手中。
三、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暴动的总指挥
陈独秀反对北伐战争，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在民众运动上，特别是各大城市的工人罢工和武装暴动。但是，北伐还是发动了。于是，他在维经斯基（同情陈的主张和中共的处境）的支持下，签发一系列中央通告，指示各级党员多做民众工作，不参加军队，不从事军事工作，不参加北伐军占领区的新政府，不当官，始终以“在野党”自居；已经参加的必须退出，否则开除党籍，以避免“替别人做苦力”，“替别人造成战胜的局面来压迫我们”，造成北伐越扩大，国民党右派的军事政治势力越强大的危险局面（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种担心是真实的，但在莫斯科的绝对领导下，又是不可避免的。）。实际上，中共和民众势力虽然也随着北伐的发展迅速扩大起来，但由于得不到武器，处于十分脆弱的地位。当时斯大林也反对中共建立“红军”和苏维埃，大量武器只给国民党。
北伐战争大出陈独秀所料，一路凯旋，9月7日即饮马长江，攻克汉口，随后挥师江西，进占南昌。蒋介石把总司令部迁到南昌后，就以此为据点，勾结帝国主义和江浙财阀为代表的大资产阶级，准备叛变革命。他公然违抗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关于迁都武汉的决定，扣留路过南昌的部分国民党领导人员，提议迁都南昌，以便他“以军制党”，“以军制政”，实现其个人军事独裁。对此，鲍罗廷和随北伐的共产党人及国民党左派，加紧进行反对个人独裁和“迎汪抑蒋”运动，并要求陈独秀速将中共中央迁到武汉，以便与国民党中央建立更密切的关系，实地指挥革命和战争。蒋介石对此十分恐慌，多次派人到上海见陈独秀和维经斯基，要求制止，以“维持他总司令的地位”。陈独秀表示赞成“汪回”。但为了执行莫斯科的“不倒蒋”指示，在三个条件下：（一）是汪蒋合作，不是迎汪倒蒋；（二）仍保持蒋之军事首领总司令地位，愈加充实蒋之实力，作更远大的发展，决不主张别的军人拥汪以助小军阀倒蒋；（三）不主张推翻整理党务案。又以上海是照顾全国的中枢和武汉局势尚未稳定为由，拒绝把党中央迁往上海，派张国焘为中共中央代表赴汉，独当前线指挥重任。
北伐军挺进江西后，北洋军阀东南五省联防总司令孙传芳调主力应对，江浙防务一时空虚，中共即在杭州、上海策动工人武装暴动。由于北伐军进展迅速，杭州暴动未起，上海第一次暴动因放弃领导而失败。当时，中共上海区委在党中央的支持下，实行“从虞洽卿起一直到工人”的联合战线，而“以商界为主体”，由国民党上海军事特派员钮永建及吴稚晖、虞洽卿来领导，“无产阶级避免领袖地位”，因为若无产阶级急于来领导革命，必引起帝国主义害怕，而向我们进攻、屠杀。暴动成功后，“我们完全让他们组织商人政府”。而当时虞、钮、吴也在积极联络共产党，“要工人帮助他们取得上海政权”。陈独秀认为：“共产党取得政权，乃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事，国民革命时代，不会发生这类问题。”结果，暴动在10月24日仓促发动，共产党在高昌庙兵舰中的同志首先开炮，但资产阶级临阵动摇，负责在陆地上做上海驻军工作的钮永建没有响应。中共军委少数几个同志在南市与警察相持了一下，以失败而告终。工人领袖奚佐尧被捕牺牲。
中共上海区委及时总结教训，书记罗亦农提出“以自己为主体”准备第二次暴动的方针，并请示中央。但陈独秀没有接受，认为“我们现在可以要两个领袖，钮永建军事的，虞洽卿民众领袖”。但是，一是瞿秋白的批评，二是由于不断传来南昌蒋介石反动和武汉反蒋的消息，陈独秀党中央决定改变过去“以国民党左派为主体，我们帮助”的方针，转而采取我们“勇敢的立在主体地位，使左派来帮助我们”的方针，在1927年2月21日，发动了第二次工人武装暴动。
暴动从总同盟罢工开始，但是，由于缺乏经验，准备不周，罢工后没有及时转入暴动：王荷波的弟弟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