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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鲍罗廷、罗易和维经斯基在内，一致认为国际指示无法执行，责怪莫斯科太不懂武汉的情形；决定由陈独秀回电：“命令收到，一旦可行，立即照办。”
但是，罗易又认为“这是一个原则，不是不能执行，只要把汪精卫说服过来，就有办法”。于是，他私自将国际指示泄露给了汪精卫，并给了他一个副本。罗还对汪说：“你如接受电报的要旨并给予执行的便利，共产国际将继续同你合作，否则就将同国民党一刀两断。”汪“非常吃惊”，拒绝接受，并指责说：“你们破坏了协议。”国民党内一片恐慌，加紧了反共步伐。在一次中共中央会议上，周恩来报告了从国民党内部透露出来的罗易私自向汪泄露国际指示的消息，大家都怔住了。鲍罗廷报告了国际，国际来电停止了罗的代表资格。此后，鲍“垂头丧气”，陈独秀“认为莫斯科把事情弄糟，又无法善后”，开始消极。
可是，斯大林仍不死心，连续召开联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撇开”中共中央而直接给汪精卫100万美元（6月29日寄出），第二天“还将寄出50万美元”的决定，要汪“运用您的全部威望……挽救事业”，即执行被汪视为打倒国民党的“紧急指示”，如此与虎谋皮，简直愚蠢至极。
这时，四方面军总指挥第二期北伐总司令唐生智和汪精卫在北伐与冯玉祥会师郑州后，返回武汉准备反共。而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还想拉住他们东征讨蒋，为此不惜又作最大的让步：6月28日，中共中央宣布解散湖北省总工会纠察队。黄文容问陈独秀，报纸上已经登了，把枪都交给国民党了，这件事你晓得不晓得？陈独秀听后大发脾气，说你们小孩子晓得什么呵！现在的形势多严重呵！国共两党关系快要破裂，交枪是表示合作的诚意。黄回忆说：实际上他心里“更不舒服”，常常叹息道：“究竟叫我怎么领导？我这个领导怎么领导法？”陷于无限的怅惘与苦闷之中。
同时，中共中央又讨论了中共退出国民政府问题。早在3月份，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反对蒋介石独裁决议时，决定邀请共产党人参加国民政府，分别委任谭平山、苏兆征为农政部长和劳工部长。实际是虚名，他们的就职一拖再拖。直到5月20日和30日才分别就职。可是就职后连办公室和工作人员也不给。
在讨论时，陈独秀提出“不仅要退出国民政府，而且要退出国民党”；因为“武汉国民党已经跟着蒋介石走，我们若不改变政策，也同样是走上蒋介石的道路”。但是，大家认为“莫斯科决不容许”而作罢。瞿秋白说：“宁可让国民党开除我们，不可由自己退出。”陈独秀认为这时不退出国民党，毫无出路，于是提出辞职，请辞总书记职务。他说：“国际一面要我们执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许我们退出国民党，实在没有出路，我实在不能工作。”
共青团中央任弼时提出书面意见“批评党的中央回避土地革命，独秀大发脾气，碎之于地”。瞿秋白提出“甚长之书面提议，……中心问题仍然贯彻对国民党左派之让步政策”。“独秀看完秋白书面提议，深以为然，决定请秋白本此提议起草一正式决议案”。7月3日，中共中央为了推迟武汉国民党的叛变，通过了秋白起草的国共两党关系十一条决议案：承认国民党处于国民革命的“当然”领导地位，参加政府的共产党员，“为图减少政局之纠纷，可以请假”；“工农民众团体均受国民党党部之领导与监督”等等。这个后来被秋白自己斥之为“集机会主义之大成，亦是机会主义之顶点”的决议案，是完全违背瞿秋白的一贯主张的。违心地执行共产国际的路线，这是瞿与陈当时的一个共同弱点和特点。
这时，武汉国民党反共的形势更加紧迫。6月29日，第35军军长何键发表“反共训令”，呈请中央政府、唐总司令立即“明令与共产党分离”。7月4日，中共中央举行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反动到来时如何保存农村革命力量问题。陈独秀开始提出：国民革命军各军招兵时农民协会的会员和自卫武装可应征加入，以使革命力量隐蔽到国民党左派队伍中去。蔡和森主张上山。毛泽东也主张上山，指出：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他预料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陈独秀最后同意上山。会议在讨论对付湖南何键反共事件方针时，仍然坚持联唐反蒋的政策。
莫斯科终于来电，批准陈独秀辞职，训令中共中央改组，成立以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为成员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兼常委。陈独秀不再视事，但没有正式撤去他的总书记职务。鲍罗廷建议他和谭平山去苏联讨论中国革命问题，遭到二人拒绝。从此，陈独秀与秘书黄文容完全隐藏起来，先是住到党开设的一家纸行（党的秘密机关）的楼上，后来又转移到工人住宅区，过起了漫长的地下生活。
四、斯大林的替罪羊
在莫斯科，随着中国革命危机加重的消息不断传来，托洛茨基加强了对斯大林的批判火力。他见斯大林始终不理睬必须退出国民党的警告，就换一种说法，强调共产党的独立性。他在5月下旬举行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会议上呼吁：“共产党必须不顾一切地谋得政治的独立，即使不再留在国民党中亦所不惜。”随后他又预言，若留在国民党内，“以共产党之幼稚与无经验，必然会使它重复过去时期的一切错误”；“那些曾经做过蒋介石左翼附属品的中国共产党员，现在要在一二年内成为汪精卫的左翼附属品”，“重演四月的悲剧”。托洛茨基的预言再次得到证实，但不是在一二年内，而是在两个月后。斯大林在再也无法掩饰的失败面前，开始寻找替罪羊。
7月14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发表关于中国革命当前形势的决议，宣称：“武汉政府已成为反革命势力”；“中国共产党的现领导犯了一系列重大的政治性错误”；指责中共中央没有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非但没有去领导土地革命，反而在许多场合成了阻碍土地革命的因素，党的个别领导人还提出了明显的机会主义口号：‘只有扩大革命才能深化革命’或‘先北伐，后土地革命’”。号召中共党员同中央的机会主义作斗争，纠正领导的错误，并从政治上纯洁党的领导成员，……拒绝承认那些违犯共产国际纪律的领袖。仍要求贯彻“六一指示”，中共党员退出国民政府，以示抗议，但不退出国民党。
实际上，这时武汉反共已经开始。武汉政府的势力建立在两支军队上：粤系的张发奎和湘系的唐生智。共产党的叶挺和贺龙部队是张发奎军的一部分。汪精卫系统的国民党领袖依赖张部的支持。张在当时对共产党还友好。但是唐生智部下的军官都是湖南乡绅地主出身，自己的家庭财产受了农民运动的冲击，切齿痛恨共产党而同情蒋介石反共；但他们开始不敢发难，害怕共产党领导的民众势力，又害怕共产党联络张发奎解决他们。许克祥发动的“马日事变”在长沙屠杀共产党和工农革命群众七天七夜，附近的农民自卫军包围长沙准备反击，但鲍罗廷和共产党在国民党的压力下却主张政治解决而不了了之。于是助长了反革命的气焰，在中国共产党完全被束缚住手脚的状况下，大革命到了最后关头。坚持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左派邓演达被迫弃职出走，武汉盛传唐生智即将动手，……山雨欲来风满楼。
中共中央秘书处和组织部及时通知了在武汉的重要党员，告诉他们有立即反革命的可能，嘱他们躲避。于是秋白、国焘、平山等与国民党接触较多的人纷纷上了庐山。7月15日，汪精卫主持国民党中央常委通过“分共”决议案。宋庆龄派代表陈友仁出席会议表示反对，无效。决议案勒令国民党与国民政府内的一切共产党员“自即日起声明脱离共产党，否则一律停止职务”。于是，白色恐怖顿时笼罩武汉，仅国民党武汉市党部就有100多名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被杀害。张发奎感到孤立，借“东征”为名，离开武汉，回广东根据地去了。叶挺、贺龙随之而去，路过南昌时，临时中央贯彻国际指示，派张国焘、谭平山、周恩来去，仍以国民党左派名义举行了“八一”暴动，企图挽救革命。
7月23日，共产国际派接替罗易的代表罗明纳兹及其助手美国人纽曼来到武汉。鲍罗廷、罗易、维经斯基等一行人，在武汉反共后已被“礼送出境”。罗明纳兹找张国焘和瞿秋白谈话，宣布中共中央犯了严重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违反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因此，决定改组中共中央，反对机会主义，惩罚陈独秀，他不能再任总书记。接着，罗又到长沙，在俄国领事馆召集中共湖南省委会议，要到会者签名赞成“打倒陈独秀”，因为“陈不执行共产国际的决议”。代理书记易礼容表示不同意打倒陈独秀，认为革命连续失败，同志牺牲惨重，党组织多遭破坏，一时创巨痛深，不易活动，陈独秀在社会上有声望，在党内还有号召力，打倒他，很少有人能起来领导；革命失败不能说是他一个人的罪，共产国际及其驻华代表也有份。会议开到第二天早晨，不欢而散。
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临时中央有人主张应该请陈独秀参加，罗明纳兹反对。会议通过了罗起草的决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暴动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批判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成立了瞿秋白、李维汉等七人临时中央政治局，实际上解除了陈独秀总书记的职务。但是，显然由于意见分歧，会议在批判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时，无论在政治上或组织上，口头上或文字上，都未提及陈独秀的名字。会后，瞿秋白和李维汉一起到陈独秀住所，告诉他关于会议的情况，并劝他接受国际要求，到莫斯科去。他坚持不去，表示他的错误共产国际有责任。
本章参考书目：
① 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1929年12月10日），《陈独秀著作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② 王若飞：《关于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中共党史革命史论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
③ 李立三党史报告（1930年2月1日）。
④《周恩来选集》，上卷。
⑤《中央局报告》（1926年9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第79—80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⑥ 汪精卫：《武汉分共之经过——1927年11月5日在广州中大演讲》。
⑦《郑超麟回忆录》，1945年手稿。
⑧《斯大林全集》，第9卷。
⑨ 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海燕出版社1947年版。
⑩ N．那桑诺夫、N．福金、A．阿尔德雷脱给苏共中央的信（1927年3月于上海），转自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第140页。
｛11｝《多余的话》，转自周永祥：《瞿秋白年谱新编》，学林出版社1992年版。
｛12｝《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
第八章 误入迷途
“四一二”后，上海的中共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