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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运动，从而奠定了他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创始人的地位。
二、监狱中产生的建党念头
五四运动中，陈独秀眼看北京政府大肆逮捕爱国学生，提出了“强力拥护公理，平民征服政府”的口号，并不顾自己北大教授文科学长的身份，在6月9日亲自起草《北京市民宣言》，又让胡适译成英文，连夜印刷成中英文传单，亲自到闹市区新世界屋顶花园去散发。该传单除要求保卫山东权利，取消中日密约和免除曹、章、陆等卖国贼官职外，特别提出“取消步军统领及警备司令两机关”；“北京保安队改由市民组织”等。矛头直指政府的暴力机构。此意在推动运动深入发展，但无疑是欲发动一场人民革命。
不料，陈在散发传单时，被埋伏在旁的密探逮捕入狱。社会各界立即掀起营救陈独秀的运动。孙中山在上海见到徐世昌、段祺瑞的代表许世英，就说：你们逮捕了陈独秀，“做了好事，很足以使国人相信，我反对你们是不错的。你们也不敢把他杀死，死了一个，就会增加五十、一百个，你们尽管做吧”！许世英连忙说，“不该，不该，我就打电报回去。”
在各界舆论的强大压力下，9月6日，北京政府被迫释放了陈独秀。据胡适说，这次被捕对陈独秀转向共产主义、组建共产党发生了很大影响。他说：“独秀在拘禁期中，没有书报可读，只有一本基督教的《旧约》、《新约》，……他本是一位很富于感情的人，这回读了基督教的圣经，很受感动”；“大概独秀在那八十多天的拘禁期中，曾经过一度精神上的转变。他独自想过一些问题，使他想到他向来不曾想过的一条路上去，使他感到一种宗教的需要。他出狱之后，就宣传这个新得来的见解，主张要有一个新宗教。……抱着这种新宗教热忱的陈独秀，后来逐渐的走进那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新宗教。”
其实，早在1917年，陈独秀在研究欧洲近代文明之源泉时，就认为，“社会主义，乃耶稣教文明”。这次出狱后，他发表了一篇《基督教与中国人》的文章，称颂基督的人格和情感，把基督教的“根本教义”归纳为“崇高的牺牲精神”、“伟大的宽恕精神”、“平等的博爱精神”。又说：“耶稣不曾为救国而来，是为救全人类的永远生命而来；……基督教是穷人的福音，耶稣是穷人的朋友。”因此他大声疾呼：“我们今后对于基督教……要有甚深的觉悟，要把耶稣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培养在我们的血里，将我们从堕落冷酷、黑暗、恶浊坑中救起。”
也许是有了这样的觉悟，再加上他出狱后进一步研究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发现二者在许多方面相合，例如解放全人类的国际主义精神、以“穷人”为主体，给穷人带来幸福的牺牲精神、平等博爱精神等；只有“爱敌人”的宽恕精神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则不合。而这一点，根据他十几年来革命斗争屡遭迫害的感受，他自然更倾向马克思列宁主义。于是，他就向列宁主义跃进。过去，他把马克思主义与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拉萨尔的修正主义混为一谈；而且当有人要《新青年》把社会主义作为“最新之思潮”在中国推行时，陈独秀明确拒绝，他说：“社会主义理想甚高，学派亦甚复杂”，在中国实行应“缓于欧洲”。当时他竭力鼓吹中国实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资本主义，认为中国根本出路是“建设西洋式之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式社会”。
现在，陈独秀则认为：“民主主义是什么？乃是资本阶级在从前拿他来打倒封建制度的武器，在现在拿他欺骗世人把持政权的诡计。在从前政治革命时代，他打倒封建主义的功劳，我们自然不能否认，……但若是要想民主政治才合乎民意，才真是平等自由，那便大错特错。”接着他宣布：“我们相信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已经造成了无穷的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了。”（这里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指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引者注）如此，在认识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阶级实质、进步性、虚伪性并且把它抛弃的同时，陈独秀就接受了列宁主义，即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他说：“马格斯曾说过：劳动者和资产阶级战斗的时候，迫于情势，自己不能不组成一个阶级，而且不得不用革命的手段去占领权力阶级的地位，用权力去破坏旧的生产方法。”
就这样，1919年下半年至1920年秋，陈独秀完成了由民主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
与此同时，陈独秀开始筹组政党。而这个政党必是国际主义的，献出自己的一切以解放全人类；它必为“穷人”带来福音；“眼中没有全社会幸福”，则不屑组建。
三、到工人中去
陈独秀到上海后，立即把他学到的一点点马克思主义付诸行动。他认识到马克思主义首先是工人阶级解放运动的学说，于是他着重在工人中传播马克思主义。
他亲自或委托朋友及受《新青年》影响的青年人，深入到上海、太原、南京、天津、唐山、长沙、芜湖、北京、香港及巴黎（华工）等地工人群众中调查工人阶级状况，内容包括工人人数、工作时间、工资、家庭生活、受资本家工头剥削欺压程度、工人来源、文化程度、帮会组织等等。这些调查结果，刊登在1920年5月出版的《新青年》“劳动节纪念号”上。蔡和森认为，陈独秀编的这期“五一”劳动节特刊，是他“由美国思想变为俄国思想”，由宣传资本主义变为“宣传社会主义”的标志。
同时，陈独秀又积极在工人中开展活动。他参加了上海各工会庆祝“五一”节的筹备工作，担任筹备会顾问及中华工业协会的教育主席，并自愿出任义务教授。他在各种工人集会频频发表演讲，提高工人觉悟。如他在4月2日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成立大会上，发表了题为《劳动者的觉悟》的演说称：“我以为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社会上各项人，只有做工的人是台柱子”。指出劳动者的觉悟分两步：第一步“要求待遇”；第二步“要求管理权”。
听大学教授讲这一番话，对于世世代代当牛马被压榨被贱视的中国工人阶级来说，是破天荒第一次，他们受到极大的震动。
5月1日，上海工人在西门体育场举行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纪念劳动节集会，初有5000人参加，后来人越来越多，结果因体育场为军警霸占，被迫四次移地，最后在靶子场举行。会上庄严地提出了“三八制”要求。会后，各团体还发表宣言，抗议军阀压迫，并致函答谢苏俄政府的对华宣言，宣布废除沙俄在中国的一切特权。这次活动的口号和宣言，都是在陈独秀指导下提出的。
在参加以上活动过程中，陈独秀发现原有工会组织是由“政客发起的”，办工会的人“总是穿长衣的先生们多，穿短衣的工人很少很少”。而且这些工会大都为资本家、工头或政客所把持，没有工人群众的基础，严格说来，都不是真正的工人团体。因此，在中共发起组成立前后，陈独秀就着手筹办工人刊物，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真正的工会。
影响最大的工人刊物是1920年8月15日创刊的《劳动界》（周刊）。8月17日《民国日报》在《劳动界出版告白》中指出：“此周刊由陈独秀和李汉俊两君发起”，“宗旨在改良劳动界的境遇，……一个中国劳动阶级有力的言论机关。”此外还有面对店员的《伙友》周刊，“主编系闻名之社会主义者陈独秀”等人，陈独秀在该刊发刊词中称：宗旨是“（一）诉说伙友们现在的苦恼；（二）研究伙友们将来的职务。”
1920年，陈独秀在上述工人刊物及其他报刊上发表了约20篇关于工人运动的文章，其内容是：宣传工人的重要社会地位和改造社会的伟大历史使命；阐述剩余价值学说，揭示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揭露批判资本家和黄色工会对工人运动的诬蔑和破坏。号召工人群众自己组织起来，为本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陈独秀等人创办的工人刊物和写的文章，说出了工人的心声，而且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很受工人欢迎。杨树浦电灯厂钳工陈文焕曾写信给陈独秀说：“从前受资本家的压逼，……有话不能讲，有冤无处申！现在有了你们所刊行的《劳动界》，我们苦恼的工人，有话可以讲了，有冤可以伸了，做我们工人的喉舌，救我们工人的明星呵！”“《劳动界》万岁！祝先生的身体健康！”
与此同时，陈独秀便在首先觉悟的工人中酝酿成立真正的工人工会，并在上海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后，先后组织起上海机器工会、印刷工会等，成为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批工会组织。
所有这一切，表明中国工人阶级已由自在的阶级向自为的阶级转变，从而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奠定了阶级基础。
四、在共产国际帮助下发起建党
列宁突破马克思设想的几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动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领导十月革命胜利，建立起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后，继续发展马克思主义，提出了“全世界无产者与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口号，在1919年3月建立了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以实现无产阶级革命与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的联系及相互支援。
其实，列宁早就关注中国的局势。他对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派领导的辛亥革命的胜利与建立的中华民国，曾给予高度的评价。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俄国后，更引起列宁和共产国际的极大注意。他们派出俄共（布）远东局领导人之一维经斯基及其夫人库兹涅佐娃和翻译杨明斋（俄籍华人、俄共党员）等人，在1920年4月来华，了解中国国内情况，同中国革命组织建立联系，同时考察是否有可能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
他们首先到北京，经北京大学两位俄籍教授介绍，与李大钊等进步人士接触。一见面，俄国人就称李大钊“达瓦里希”（同志）。李非常感愧，解释自己不过在学习，哪里配称“同志”。维经斯基说，读了他写的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文章（指《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认为已经达到了他们同志的水平。但马克思主义者决不能停留在思想上，为了实现共同的理想，就应该组织起来，有所行动。于是，维经斯基与李大钊等多次座谈后，提出了建党问题。但李说自己没有时间，介绍维经斯基到上海，与陈独秀联系。
维经斯基一行到上海后，首先会见陈独秀，并由陈联系在上海新文化运动中热心宣传社会主义新思潮的人，进行座谈。维经斯基详细介绍了俄国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府的情况。一部分人热烈讨论后认为有组织中国社会主义政党的必要，就在5月间首先成立了一个秘密团体“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由陈独秀负责，成员有李达、李汉俊、陈望道、沈雁冰等。8月，陈独秀等人即成立中国社会主义政党发起组。政党名称开始沿用国际上流行的“社会党”。所以陈独秀在9月1日论述“吾党”政见时宣称：“希望法律随着阶级党派的新陈代谢，渐次进步，终究有社会党的立法。劳动者的国家出现的一日。”后来，经与李大钊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