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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真理，又有国内外托派势力的背景而有恃无恐。陈独秀和彭述之在10月26日联名致信中央，又对中央进行了一系列攻击后，公开打出“反对派”的旗帜，向党示威：“你们说我们是反对派，不错，我们是反对派；我们的党此时正需要反对派，……坚决的不和机会主义冒险主义威吓手段腐败官僚的领导机关同流合污。”
于是，1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终于通过了《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决议案》，指出他们“反国际，反六次大会，反中央，反整个的党之一贯路线的旗帜，……这充分证明陈独秀彭述之等已经决心离开革命，离开无产阶级，客观上就是已经转变他们的历史行程走向反革命方面去了。”
但是，这个决议并不是最后的，由于陈独秀的特殊地位，尚需要国际审批。1930年2月，共产国际在审批时，还出面对陈作最后一次挽救，在给“中国共产党转陈独秀”的电报中说：国际“决定予你以机会来参加本政治书记局审查中国共产党中央开除你的党籍的决定的会议”；“如果你对此提议置之不理……这一问题将提到共产国际主席团的会议日程中去讨论”。然而，陈独秀在2月27日回信时却在全面而猛烈抨击国际和中共路线后说：“关于这些根本问题，我和你们实有不可调和的不同意见。……这些根本问题决不是调我个人到莫斯科便可解决的，而且这是官僚的办法。”
五、被开除出党（2）
就这样，陈独秀被无可挽回地开除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双方对此都不可能有别的选择，不能企望托陈派不反对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路线，不进行小组织活动；也不能设想党能容忍他们在党內进行反党活动，这是一个关系到党和革命存亡的大问题。
这种情况与瞿秋白的情况成为鲜明对比。陈独秀从1901年留学日本寻找救国救民的道理开始，就系统地研究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而且几乎参加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全过程，因此他受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长期的熏陶和极其深刻的影响，再加上他的倔强的个性和敏锐的思想，因此他有很强的反叛精神，崇尚民主、自由和平等，独立思考，敢于为追求真理而斗争（虽然他有时不一定正确）；大革命中，受组织原则的约束，他在被迫执行国际路线时，也不断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之后，他就不再接受自己不同意的意旨，不管它来自何方，他都极力抗争，即使被开除党籍，也在所不惜。瞿秋白与他相反，早年曾信奉主张消极退让、避世厌世的佛教和庄子学说；五四时期转信民主主义时，这种思想在西方已成强弩之末，而各种“社会主义”新思潮却恃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雄风，以排山倒海之势涌入中国，为瞿所倾倒；接着，1920—1923年，瞿又在莫斯科待了三年，认真研究了马列主义，同时在当时苏维埃政权初期十分严峻的环境中，受到布尔什维克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政治的严格训练和熏陶，因此他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更加削弱，而组织性、纪律性则大大加强，甚至把尊重上级，服从组织当作最高原则来执行。再加上他自己在《多余的话》中检查的在矛盾斗争中有许多“标本的弱者的道德”，即“忍耐，躲避，讲和气，希望大家安静些，仁慈些等等”，使他始终不能为坚持真理而顽强斗争，而总是无条件地追随共产国际斯大林的路线，甚至在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和王明“左倾”集团的错误打击时，也不愿抗争，而采取忍辱负重、委曲求全的态度。
这种情况说明，在党内路线斗争中，瞿秋白是十分软弱的。当然，实际情况也许更复杂，他有他的难言之隐。对于他所受到的打击和委屈，即使在他临终前写的“最后的最坦白的话”、“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的那篇长篇自白书《多余的话》中，也丝毫没有一点怨言，而只是进行自责和麻痹自己。他虽然因此不像陈独秀那样被开除出党而留在了党内，但却牺牲了最宝贵的东西——独立的思想和人格。他说1931年初被王明集团开除后，“我逐渐觉得许多问题，不但想不通，甚至不想动了”；“从那时候起，我没有自己的政治思想。我以中央的思想为思想，这并不是说，我是一个很好的模范党员，对于中央的理论政策都完全而深刻的了解。相反的，我正是一个最坏的党员，早就值得开除的，因为我对中央的理论政策不加思索了。偶然我也对中央政策怀疑的时候，但是，立刻就停止怀疑了——因为怀疑也是一种思索；我既然不思索了——自然也就不怀疑。”
请看，一个在1924年回国和1927年上海第二次工人暴动时，那样勇敢地写文章与领导层的错误路线进行勇敢批判的战士，竟然变成了这样一个麻木不仁、作贱自己的懦夫，说明近十年的党内斗争多么的残忍，完全杀死了一个生机勃勃的灵魂。
一个是在党内斗争中不能或不敢与错误倾向错误路线作斗争，一个是在这种斗争中不计后果。说明二人都是书生革命家，没有政治家的素质。后来的毛泽东与他们不一样，既能抵制共产国际斯大林的错误指导，克服党内错误倾向，执行独立自主的正确的路线，又能较好地保护党和革命的利益以及自身的安全。
本章参考书目：
① 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学林出版社1983年版。
②《关于八七会议的回忆——访问李维汉同志谈话记录》，《党史研究》1980年第4期。
③《苏共历史问题》（俄文版）1987年第10期。
一代怪杰陈独秀 第三部分
陈独秀等人转向托洛茨基主义时，就表示要加入莫斯科归国留学生的托派组织。但是，归国托派的领导机构“总干事会”的主要成员以水泊梁山上白衣秀士王伦看待林冲上梁山那样的眼光，来对待他们，不但不欢迎，“而且很厌恶”。他们认为这是“没有出路的老机会主义者向我们托派投机来了”。他们抓住陈独秀在中东路问题上反对国民党“误国政策”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前有一个即使是很短的用无产阶级专政完成民主革命任务的民主阶段的意见等，硬说陈独秀“还在坚持二次革命论的机会主义观点”。
第九章 爱国情殷苦支撑
陈独秀等人转向托洛茨基主义时，就表示要加入莫斯科归国留学生的托派组织。但是，归国托派的领导机构“总干事会”的主要成员以水泊梁山上白衣秀士王伦看待林冲上梁山那样的眼光，来对待他们，不但不欢迎，“而且很厌恶”。他们认为这是“没有出路的老机会主义者向我们托派投机来了”。他们抓住陈独秀在中东路问题上反对国民党“误国政策”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前有一个即使是很短的用无产阶级专政完成民主革命任务的民主阶段的意见等，硬说陈独秀“还在坚持二次革命论的机会主义观点”。为此，他们采取了“揭穿那些机会主义领袖们的‘卑鄙动机’，争取下层群众的对策”。
一、似林教头初上梁山
陈独秀等人转向托洛茨基主义时，就表示要加入莫斯科归国留学生的托派组织。但是，归国托派的领导机构“总干事会”的主要成员以水泊梁山上白衣秀士王伦看待林冲上梁山那样的眼光，来对待他们，不但不欢迎，“而且很厌恶”。他们认为这是“没有出路的老机会主义者向我们托派投机来了”。他们抓住陈独秀在中东路问题上反对国民党“误国政策”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前有一个即使是很短的用无产阶级专政完成民主革命任务的民主阶段的意见等，硬说陈独秀“还在坚持二次革命论的机会主义观点”。为此，他们采取了“揭穿那些机会主义领袖们的‘卑鄙动机’，争取下层群众的对策”。
恰在这时，刘仁静、王文元等又一批在苏联加入托派的共产党员留学生回国，王等根据当时托洛茨基关于在共产党内活动并争取改造共产党的指示，在党内隐蔽下来，刘则向中央代表恽代英表明托派观点后，在党外进行公开的托派活动。他回国时，曾绕道到土耳其拜见托洛茨基，托亲自起草了中国托派“政纲”，由刘带回中国；托还给刘起了假名“列尔士”（Lels），委他充当托洛茨基与中国托派之间的通信员。所以他回国后，即以“老托代表”自居，来调解“我们的话派”与“陈独秀派”的关系。一天，陈独秀与尹宽代表托陈派，史唐与宋逢春代表“我们的话派”，在刘仁静家里谈判。据宋逢春回忆，那天，陈独秀穿一件墨绿色哔叽长衫，前额已经光秃，两边尚有黑发，小眼睛很有精神，面色黝黑，一副教授学者的派头。人到齐后，陈独秀就拿出几块钱来，从饭店叫来几盘菜，边吃边谈。当谈到大革命情况时，陈摇摇头说“很惭愧”，接着说：“唉，老毛子懂什么，懂什么！”听刘仁静介绍莫斯科回来的青年托派，大多数生活问题没有解决，睡水泥地，穿单衣，像野狗一样到处蹭饭吃，抽香烟屁股，但还是坚持干革命。陈独秀说，这帮年轻人与我们老干部比，了不得。老干部在大革命时期过过一段优裕的生活，现在怕艰苦了。谈到正题时，陈独秀向对方提出两条要求：（一）提供材料，主要是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的文章和文件；（二）托陈派全体成员加入托派组织。史与宋个人表示接受条件，但需经“总干”研究决定。总干开会时发生分裂，梁干乔因在莫斯科时就见过托洛茨基，以中国托派“正统”自居，想做当然的领袖，害怕陈独秀等一批老干部加入，会危及他的这种地位，所以他和总干宣传部长张师视陈独秀等人加入托派是“阴谋”，是“企图消灭反对派”，因此反对他们加入。讨论结果，多数同意吸收陈独秀派加入，但有三个条件：（一）公开宣布斯大林的领导是机会主义的；（二）公开与真诚地批判自己过去的机会主义错误，并承认反对派政纲的正确；（三）公开解散自己的独立小组织。
其实，托陈派中彭述之、尹宽也都反对附属于留学生托派，认为他们“都很年轻，没有政治经验，不能领导我们这些参加过大革命的老干部，只能受我们领导。”他们提出两派在平等基础上实行联合的办法。于是，他们认为总干提出的三条件带有排外性和侮辱性而加以拒绝，决定自行组织起来，正式成立托陈派小组织，取名“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又称“中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列宁派”，以示他们仍是中国共产党内的一个派，不承认被开除；推出陈独秀、彭述之、尹宽三人组成临时领导小组，通过决议，谴责“我们的话派”的“门罗主义”，还请刘仁静起草纲领，即后来由陈独秀修订的《我们的政治意见书》。这是1929年9月的事。接着，他们就在中共党内加紧进行分裂活动，最后导致他们被开除出党。12月，他们在陈独秀主持下开了一次会，通过了本派纲领《我们的政治意见书》，81人在上面签名，其实只有五六十人，其他都是假名。上面列名而还在党内的，均被开除出党。他们建立了陈独秀为书记的5人常委会，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