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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对这些谬论一一进行了批驳，并以中央名义给他们及其区委机关以警告、改组到解散的处分，但是毫无效果，而陈独秀本来想乘抗日民主运动的高潮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大干一场的计划，完全落空了。眼看着大好形势像洪峰一样迅即远逝，他只得望洋兴叹，感慨万千。
四、身陷囹圄气若虹
转眼1932年春天来到，狱中的中委濮德志、宋逢春因病保外就医。陈独秀把他俩吸收进来，才重建起比较健全的五人“常委会”。但是，好景不长。一天，濮的爱人在路上巧遇已经投靠国民党做了特务的莫斯科留学时的同学费克勤和费侠，被跟踪至家，又在10月15日，跟踪到会场，正在开会的四个常委和秘书全被逮捕。陈独秀因病在家，本来可以幸免，但由于唯一知道他住址的秘书谢少珊的出卖，晚上也被捕。联络站、印刷所等中央机关也均被破坏。
陈独秀等人在租界被捕后，曾开展反引渡斗争，但失败了。被引渡给国民党后连夜押解南京。在火车上，陈竟酣睡达旦，到南京还未醒，处危不惊，一时传为佳话。国民党原拟军法处置陈，军政部长何应钦亲自传询他，他坦然处之，并声明托派与南方各省的暴动“毫无关系”；抗日问题“仍须联俄方为有利”。传询毕，何求字，陈写“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周围青年军人也索书留念，陈写“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字条。
由于宋庆龄、蔡元培、胡适以及爱因斯坦等国内外著名人士的呼吁营救，国民党也想争取陈独秀反共，所以蒋介石命令将陈独秀案交江苏省高等法院公开审理。
1933年4月中旬，法院三次审判此案，检察官以其抗日民主运动中发表的文章、宣言和决议等为证据，指控陈独秀等“组织以危害民国为目的之团体或集会，又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一面藉口外交，竭力宣传共产主义，一面则对于国民党政府冷讥热讽，肆意攻击，综其要旨，……推翻国民政府，由无产阶级专政”等等，触犯《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
陈被捕后，好几位著名律师自动要为其辩护。陈独秀选中了章士钊。章在1926年“三一八”惨案中，曾参与镇压学生运动。陈独秀当时曾致函谴责，并表示与他“断绝关系”。但章却始终钦佩陈的为人，然而又不知其为人，也不知国民党政权的独裁性质。这次他出庭辩护，竟说陈主张“国民会议”，以“法定之选民选举”取得政权，“何得为罪！”还以陈独秀历史上曾与国民党“合作”，担任过广东国民政府教育厅长，且在“汪陈宣言”中苦口相劝“主张打倒国民党的人”等为据，说陈鼓吹的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是一个好朋友”；更以陈组织托派分裂中共为证，说陈“有功于国民党”，提议“托洛茨基派与国民党取犄角之势以清共”，批驳所谓“叛国”、“危害民国”湛然无据，法庭应谕知无罪，省释无辜。
陈独秀拍案而起，声明“章律师之辩护，全系个人之意见，至本人之政治主张，应以本人之文件为根据”。接着发表自撰“辩诉状”，光明磊落地表明自己“弱冠以来，反抗清帝，反抗北洋军阀，反对封建思想，反抗帝国主义，奔走呼号，以谋改造中国”；五四以后，组织中共之“终极目的，自然是实现无剥削无阶级人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社会”；而中共目前的任务是：反抗帝国主义以完成中国独立，反抗军阀官僚以实现国家统一。接着，他从法理上论证了何为“国”，批驳了检察官强加的所谓“危害民国”和“叛国”之罪，反控国民党对日本侵略“节节退让”，对内“以军法逮捕审判枪杀普通人民，以刺刀削去人民自由权利”，才是真正的“叛国”和“危害民国”。要求法庭“毫不犹疑的宣告予之无罪”，并判令政府赔偿予在押期间“经济上健康上的损失”。
陈独秀在法庭上如此大义凛然，慷慨陈词，变被告为原告，把法庭当战场，在社会上引起极大轰动。4月26日，初审判决陈独秀13年徒刑。判决书称陈“乘日本之侵略，妄诋政府不抵抗，借反日救国名义，欲将建设中华民国之国民党政府推翻”，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犯有“叛国罪”。陈独秀当场大声抗议：“我是叛国民党，不是叛国！”
陈独秀不服，再写“上诉状”，上交给南京政府最高法院，驳斥所谓“政府即国家”的谬说；被检察官驳回后，又写“再抗辩书”。6月30日，最高法院终审判决陈、彭有期徒刑8年。
在这个过程中，像柏文蔚等已成国民党高级人士的一些朋友，学章士钊的样子，竭力帮助陈独秀修改口供，以减轻“罪名”和判刑。柏说，陈独秀想要当好汉，坚决拒绝。
五、遥控托派被开除
判决后，陈被押到南京第一模范监狱执行。国民党仍想感化他“合作反共”，给他种种优待，一人一间牢房，可阅读书报和写作，甚至可每日接见亲友。陈利用此条件，与狱外新组建的托派中央“临时委员会”建立了联系，并遥控“临委”工作。同时，他在1931年结识的第三位妻子潘兰珍，也每日到狱中照顾他的生活。他俩原是前后房的邻居，潘是一个纱厂做工的年轻姑娘，比陈小30多岁，因遭流氓迫害受了刺激；陈则被共产党开除，被国民党通缉，隐居、贫困而孤寂。俩人同病相怜，互相帮助，结为老夫少妻。但陈的真实身份始终没有暴露。这次陈被捕前。两人发生口角，潘即跑回浦东娘家。陈被捕事发，潘在报上见到消息和陈的照片，才恍然大悟。当时陈从拘留所传出话来，让潘另找出路，不要到监狱去看望。但潘却颇重情谊，从上海走到南京，住到陈的朋友家，专门来照顾陈独秀。
陈独秀被捕后，托派组织群龙无首，一时十分混乱，换了好几个书记，1933年秋才建立起陈其昌为书记的比较稳定的三人临委。这个临委继续执行陈独秀的与资产阶级左派“共同行动”的路线，曾要求参加宋庆龄组织的一些活动，参加反蒋抗日的“福建事变”等。但是，1933年，一位来华的美国托派分子（实际上是托洛茨基的联络员）格拉斯（中文名为李福仁）与中国托派取得了联系，他与刘仁静认为临委的工作太保守。在他们的推动下，北方区委史朝生、刘家良为首的一批极左派分子来到上海，斥责临委推行的路线是“机会主义”，并要求改组临委。为了统一思想，临委列出托派争论的问题提纲，组织狱内外同志讨论。陈独秀写了10来篇文章，为自己的思想和主张辩护，与刘仁静、史朝生及狱中的彭述之等展开论战，彼此指责对方是机会主义，违背了托洛茨基主义。
1935年1月，史朝生、刘家良等人在格拉斯、刘仁静支持下，推翻临委，成立“中央委员会”；改“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为“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并要陈其昌等临委成员和陈独秀检讨机会主义错误，否则开除。陈独秀拒绝承认错误，并谴责他们的分裂行动，于是被托派中央开除。
这场闹剧，由于在3月新中央被破获，中央委员及格拉斯、刘仁静等均被捕而结束。临委恢复，“中国共产主义同盟”的名称则沿用了下来。因为从1933年起，托洛茨基放弃了从共产国际内部夺权的策略，筹备第四国际，号召各国托派独立建党。托洛茨基得知中国托派“开除”陈独秀的消息后，表示坚决反对；他欢迎陈独秀加入正在筹备的第四国际领导机构“总干事会”，以提高第四国际的威望。由于新中央的倒台，陈独秀等人被开除的决定自然无效。
陈独秀在“五四”时期就提出监狱和研究室是人类文明的两大“发源地”。他充分利用国民党给予的优待条件，把监狱当研究室，阅读大量书报，刻苦钻研学问，勤奋撰写论著，这一时期成为他一生中学术成果收获最丰硕的时期。在1934年11月给汪原放的一封信中，陈独秀列出了他在二三年内写书的计划：《古代的中国》、《道家概论》、《孔子与儒家》、《耶稣与基督教》、《我的回忆录》等。后来因提前出狱，只完成了一部分，其中文字学著作《实庵字说》、《识字初阶》、《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等最有价值。
陈独秀在狱中时刻系念着祖国命运和人民的苦难，痛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的腐败，曾作诗《金粉泪》56首，其第一首曰：
放弃燕云战马豪，胡儿醉梦倚天骄；
此身犹未成衰骨，梦里寒霜夜渡辽。
最后一首曰：
自来亡国多妖孽，一世兴衰过眼明；
幸有艰难能炼骨，依然白发老书生。
本章参考书目：
①《无产者》（托陈派小组织机关报）第1至第12期，1930年3月至1931年2月。
②《双山回忆录》。
③《陈案书状汇录》，亚东图书馆1933年版。
④ 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
第十章 筚路蓝缕暮年行
入狱后，陈独秀一直坚持反日反国民党的立场，因此对中共1935年“八一宣言”后的政策转变，开始并不理解，曾作文攻击“八一宣言”是个“丢丑的文件”，“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而“亲英反日”，“是可耻的选择主人的态度”。“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扣消息传来时，陈独秀像儿童过年那样高兴。他托人打了一点酒，买了一点菜，对同狱的人说：我平生滴酒不喝，今天为了国仇家恨，我要痛饮一杯。
一、拥护国共合作抗日
入狱后，陈独秀一直坚持反日反国民党的立场，因此对中共1935年“八一宣言”后的政策转变，开始并不理解，曾作文攻击“八一宣言”是个“丢丑的文件”，“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而“亲英反日”，“是可耻的选择主人的态度”。“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扣消息传来时，陈独秀像儿童过年那样高兴。他托人打了一点酒，买了一点菜，对同狱的人说：我平生滴酒不喝，今天为了国仇家恨，我要痛饮一杯。他先斟满一杯酒高举齐眉说：大革命以来，为共产主义而牺牲的烈士，请受奠一杯，你们的深仇大恨有人给报了；然后，他把酒奠酹在地上。他又斟了第二杯，呜呜咽咽哭起来说，为二位已经牺牲的儿子酹酒。情景十分感人。在场的濮德志说：“人们见过他大笑，也见过他大怒，但从未见过他如此伤心地痛哭失声。”他一边哭一边说：“我看蒋介石这个独夫，此次难逃活命。东方国家的军事政变，很少不杀人的。”后来蒋被释放回南京，他又说：看起来蒋介石的统治是相当稳固的。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为实现其三个月灭亡中国的野心，又向上海进攻，并轰炸南京。陈独秀的牢房有一次也被震坍屋顶，他躲到桌子底下，幸免于难。后来见到去探望他的陈钟凡，还谈笑自若。于是，陈与胡适、张柏龄等联名保释他。当局要他具“悔过书”，他闻之大怒说：“我宁愿炸死狱中，实无过可悔”，并拒绝人保，说“附有任何条件，皆非所愿”。但是，国民党在“释放一切政治犯”的巨大压力下，被迫在8月23日释放了陈独秀。为了保全他们的面子，国民党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