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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不专在造成个人的伟大。……我以为社会的力量大过个人远甚，社会能够支配个人，个人不能够支配社会。”“要想改革社会，非从社会一般制度上着想不可”。总之，陈认为单纯依靠教育是不能改变社会制度的，因此，“改革教育的重点在社会不在个人”。
根据这个思想，陈独秀提出，要纠正旧教育与社会实践相脱节的弊病，“惟有把社会与教育打成一片，一切教育都建设在社会的需要上面”。陈独秀这个思想是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出发的。他带着这个思想于1921年初来到广东，决定大干一场。在他受聘广东省教育委员长之前，他就向陈炯明提出三个条件：（一）教育独立，不受行政干涉；（二）以广东全省收入1/10拨充教育经费；（三）行政措施与教育所提倡之说作同一之趋势。这表明陈不务虚名，而要实干，因此要实权，特别是行政权和财政权。陈炯明答应了他的要求，于是他一上任就提出三大改革教育纲领：（一）未成年教育——即中小学教育、幼稚园，分期使其普及；（二）成年教育——即补习教育与社会教育，凡补习学校、图书馆、博物馆、剧场、戏院、音乐及一般宣传和特殊宣传皆包括在内；（三）专门教育——以工业教育为主，除高等专门学校及大学工科外，以设立甲种工业学校、普及乙种工业学校为目的。同时，又提出了《广东全省教育委员会组织法》，制定了教育经费年表，等等。接着，陈独秀就雄心勃勃，多方筹划，大刀阔斧地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掀起广东教育改革风云。
创办宣讲员养成所：在经费核算表中养成所的经费30万，为最大项。陈独秀说创办该所的宗旨“是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造就将来开展群众工作的干部”。该所从社会青年中招收学员，每期五六十人，毕业后有不少成为广东党、团骨干。
开办工人夜校：陈认为“机器工人比较进步”，先试办机器工人夜校，参加者有100多人，接着，帮助理发工人成立工会，开办夜校，发展会员千余人。在理发工会成立大会上，陈独秀发表演说：“工人的知识比较缺乏，故求知识，是今日工人一件很重大的事情。我现在想在广州设立许多劳动补习学校，令工人有求知识的地方。”
首创中学男女同校：陈独秀首先在省立一中实行男女同校，遭到汪精卫及守旧派的反对。斗争结果，3月23日，省教育委员会议决开放女校。
此外，陈独秀还创办了注音字母教导团、俄语学校，筹建西南大学、市民大学、编译局、通俗图书馆、幼稚园，创刊《劳动与妇女》等，在普及文化的同时，大力宣传社会主义，批判封建保守势力和无政府主义。
陈把自己在广州的住所取名为“看云楼”。其实，他不只是观看风云，而是倒海翻江自搅风云。他是一个天生的社会变革家。类似这样的变革已有过两次，一次是1912年他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时期，也是利用自己的职权，大力改革军阀政府腐败的官僚机构，结果，因遭到守旧势力的强烈抵制和破坏而很快失败，并失去了秘书长的职务。第二次是1915—1919年新文化运动，他利用自己的名望推行伦理、文学、教育改革，包括他任北大文科学长时对文科的教学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和深远的影响。但就陈独秀本人来说，最后还是被保守势力赶出了北大。与前两次变革一样，陈独秀在广东的教育改革一开始就遭到八种势力的强烈反抗。他们是省议会的一些议员、教育界的学棍、政客、资本家、孔教徒、守旧派、基督徒及无政府主义者。3月中，他们首先策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旧派教职员反对省长决定的该校由国立改为省立，但他们却集矢于陈独秀一人，呈文省长：若任令陈“操纵广东教育之权，广东教育前途，必不堪问。……如不收回成命，必全体辞职”。接着，他们挑动学生反对陈，在省议会中提出驱逐陈案，诬指他主张“讨父”、“仇孝”、“公妻”、“妇女国有”，甚至“百善淫为首，万恶孝为先”。总之，从封建顽固派到极左的无政府派联合起来，发起了一个反陈运动，一时闹得广州乌烟瘴气，以至一直支持陈独秀的陈炯明也动摇起来。在一次宴会上，他问陈独秀：“外间传闻你组织什么‘讨父团’，真有此事吗？”陈则正正经经地回答：“我的儿子有资格组织这一团体，我连参加的资格也没有，因为我自幼便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
更严重的是陈独秀教育改革的实施也受到了障碍，原来有保证的权力和经费时常受到侵犯。例如，5月中旬，廉州中学校长辞职，钦廉善后处擅自决定由某人接任，越过陈独秀而得到了省署的同意。又如为了筹办大学预科，陈独秀连中共“一大”都推辞未参加，但预算列出，校址择定，经费却迟迟不给。
至此，陈独秀感到“若留恋不去，拥此虚名，不独无以对粤人，且无以对自己，故顿萌退志”。陈炯明竭力挽留。但一是对粤局势已感完全失望，二是上海一再催促回去主持中共工作，于是陈独秀于1921年9月11日不待陈炯明批准即请假离粤。
陈独秀离粤后，他倡议开办的一系列教育机构相继停顿，但他在广州培养的革命种子，在以后的革命运动和社会发展中发生了深远的影响，虽然他在广州进行的这项具体的社会改革事业毕竟是失败了。
陈独秀是个不懈的革命者，半生奋斗失败，没有使他消极，反而悟出更加深刻的革命道理。在1921年7、8月间他的改革事业最困难的时刻，他接连发表文章，认为：“历史上一切制度的变化是随着经济制度的变化而变化的”；“我们改造社会，应当首先从改造经济制度入手”。又说：“政党是政治的母亲，政治是政党的产儿；我们与其大声疾呼：‘政党政治’，不如大声疾呼：‘改造政党’！”于是他就一心投入共产党的工作和党领导的革命运动。
本章参考书目：
①《每周评论》，1918—1919年。
②《周作人回忆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③《胡适来往书信选》。
④《胡适年谱》，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⑤《关于新青年问题的几封信》，《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中华书局1954年版。
⑥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学林出版社1983年版。
⑦《科学与人生观》，亚东图书馆1927年版。
⑧《鲁迅全集》第6卷。
⑨《宇宙风》，第52期，1937年。
第三章 革命道路的艰难探索
马林原名亨克·亨德里克斯·斯内夫利特。1883年出生于资本主义发达的荷兰鹿特丹一个贫苦的工人家庭。成年后，荷兰和欧洲蓬勃发展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很快使他接受社会主义理论，并积极投身于工人运动。1902年，他加入荷兰社会民主工党。1913年，他来到远东荷属殖民地印度尼西亚，又被印尼人民英勇反对殖民者的斗争所吸引。在这里，他深刻地领悟到欧洲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与殖民地附属国反帝民族解放斗争休戚相关的联系，也看到殖民地国家内部反帝斗争与工人运动的联系。他积极参加了这些斗争，并为印尼革命党的创建和统一做出一定贡献。
一、马林带着紧迫的使命
马林原名亨克·亨德里克斯·斯内夫利特。1883年出生于资本主义发达的荷兰鹿特丹一个贫苦的工人家庭。成年后，荷兰和欧洲蓬勃发展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很快使他接受社会主义理论，并积极投身于工人运动。1902年，他加入荷兰社会民主工党。1913年，他来到远东荷属殖民地印度尼西亚，又被印尼人民英勇反对殖民者的斗争所吸引。在这里，他深刻地领悟到欧洲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与殖民地附属国反帝民族解放斗争休戚相关的联系，也看到殖民地国家内部反帝斗争与工人运动的联系。他积极参加了这些斗争，并为印尼革命党的创建和统一做出一定贡献。
1919年1月，马林回到荷兰，并加入荷兰共产党。1920年，马林以荷属东印度共产党代表名义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二大”，并在民族与殖民地委员会工作。当时共产国际领导人季诺维也夫等正陶醉于十月革命成功后欧洲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高潮之中，追求马克思说的几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同时胜利的目标，不太重视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革命运动，只有列宁、罗易、马林等少数人认识到殖民地附属国反帝斗争对支援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性：帝国主义由于在殖民地附属国寻找到比国内更加广大的市场、丰富而廉价的原料和劳动力，他们有足够的条件，镇压和瓦解本国的革命。因此列宁提出了“全世界无产者与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口号，并成为共产国际指导民族解放运动的基本思想。
但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与民族民主革命的关系，包括民族殖民地国家内部反帝运动与人民群众反对封建统治者的斗争和工人反对资本家压榨的斗争的关系，远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复杂得多。如何处理这些关系，对于不了解或了解不透这些落后国家国情的列宁、马林来说，难以提出正确的方案，即使在列宁起草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这个伟大的文件中，也充满着矛盾的思想。
例如，文件指出：“共产国际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上的全部政策，主要应该是使各民族和各国无产者和劳动群众共同进行革命斗争，打倒地主和资产阶级而彼此接近起来。因为只有这种接近，才能保证战胜资本主义。”这种提法，足以使落后国家的共产党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这两种不同性质的革命混淆起来。
更有甚者，文件接着指出：“目前的世界政治形势把无产阶级专政提上了日程”；殖民地和被压迫民族“根据自己的痛苦经验，深信除了苏维埃政权战胜世界帝国主义之外，他们别无生路”；“必须特别尽一切努力，用建立‘劳动者苏维埃’等方法把苏维埃制度的基本原则应用到资本主义前的关系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中去。”列宁在国际“二大”的报告中甚至这样乐观地估计：“可以肯定地说，最遥远的民族中的全体劳动群众对于苏维埃思想也是很亲切的，苏维埃这种组织，定能够适应资本主义前的社会制度的条件，共产党应该立刻在全世界开始这方面的工作。”
这些思想，又足以使落后国家的共产党直接进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为目标的社会主义革命，并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
后来的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表明，正是在这两个根本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多次反复，长期走不出左倾冒险主义的怪圈。
自然，文件中也有正确的思想，如共产国际“应当援助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民族运动；共产国际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但是不要同他们融合，……绝对要保持这一运动的独立性。”
但是，共产党怎样与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联盟，又怎样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却是一个前人没有遇到过的极其复杂的问题。连列宁当时自己也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