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但是，共产党怎样与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联盟，又怎样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却是一个前人没有遇到过的极其复杂的问题。连列宁当时自己也承认：“我们还需做许多工作，还难免会犯错误，而且会在中途遇到许多困难。”对于当时刚刚接受马克思主义、刚刚成立组织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更是如此。
如前所述，陈独秀等早期共产党人，也是这种思想状况。他们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出发，效法十月革命，以为当时中国就可以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但是，他们因此却难以理解与资产阶级民主派联盟的政策。
于是，1921年6月，马林受列宁委派，带着催促成立共产党，然后在共产国际直接领导下开展“苏维埃运动”（至少进行“共产主义宣传”或“实行共产主义的策略和共产主义政策”），同时又支持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并与之建立联盟的紧迫任务来华时，很快就与陈独秀等中国共产党人发生又合作又冲突的微妙关系。
二、与马林的冲突
马林到上海了解中国共产党筹备情况后，立即催促召开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成立全国统一的共产党组织。于是上海发起组就向全国及东京发通知，派代表到上海开会，并多次函电交往，要陈独秀回沪莅会，最后甚至派包惠僧到粤接陈。但陈因兼大学预科校长，正争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抽不出身，指派陈公博代表广东支部，包惠僧代表他本人，出席“一大”。包到上海时，携带陈独秀致各代表的信及向大会提出的关于组织与政策的四点意见，要求大会在讨论党纲党章时予以注意：（一）党员的发展及教育；（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运用；（三）党的纪律；（四）群众的路线。
中共“一大”召开之日，传统的说法是1921年7月1日。所以定这天是党的诞辰纪念日。后来经考证，是7月23日在上海开幕，31日结束。马林来华后，一直受租界警方监视。显然由于他参加会议的原因，7月30日开会时，一陌生人闯入会场，接着又有法国巡捕来搜查。因此最后一天的会议在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陈独秀虽未参加，但由于他的威望和筹建党的过程中的作用，大家一致选他为党的中央局书记，李达为宣传主任，张国焘为组织主任。
如上所述，有着丰富革命经历的马林，在理论修养和革命经验上，与当时中国早期共产党人有着巨大的差距。除了共产党的目标是建立共产主义这一点认识相同之外，在其他一系列问题上枘凿不合，因此，在“一大”期间，他与13位中国代表虽然一致通过了纲领，但在诸如中共与共产国际关系、与国民党关系，革命如何进行，党如何建设等问题上，双方发生了分歧。在处理这些矛盾时，由于马林以“钦差大臣”自居，不尊重中国同志，擅自处理一些具体问题，再加上张国焘心术不正，利用马林与中国同志语言上的隔膜，封锁中国同志，因此引起大家对马林的很大不满。9月，陈独秀从广东回沪后，知道这种情况，立即与马林发生冲突。
关于工作态度：马林因带着紧迫的使命，要求陈独秀迅速回沪主持党中央工作，开展革命运动。陈独秀则显然由于受到以往革命斗争一连串的失败情绪的影响，深感中国反动势力的强大和革命工作的艰巨，有一种“慢慢来”的思想。共产党筹备一半他就去广东任职，就充分反映了这种思想。开“一大”时，上海连电催促，还派人去接他，他还推辞，也说明了这一点。因此，当马林和上海同志再次派包惠僧去广东催促他回上海主持中央工作，他在粤也实在耽不下去而不得不回来时，他对包说：“急什么，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还早得很，可能要一百年上下，我们实现共产主义遥远得很。我们现在组织了党，不要急，我们要学习，要进步，不能一步登天，要尊重客观事实。”
陈独秀有这个思想，与当时中国思想界的混乱状况有关，那时马克思主义还未占明显的优势。他主张“各种思想争鸣，自由发展，信仰自由，让各种思想都暴露出来，由人民群众评论谁是谁非”。在回沪途中，他又说：“共产主义运动是国际的潮流，共产主义在中国怎样进行还要摸索。”他认为由于各个国家情况不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形态各异，在中国是什么样子还要看发展。
关于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马林主张中共加入共产国际，是国际的一个支部，受国际的领导和经济援助。他认为这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世界革命的需要。陈独秀则因为在近十年来中国人民反对北洋军阀统治的斗争中，把军阀政客接受外国列强控制和经济援助斥之为“卖国求荣”、“投靠列强”、成为其“工具”而竭力反对。他说：关于党怎么搞法，“我们应该一面工作，一面搞革命。我们党现在还没有什么工作，要钱也没有用。革命要靠自己的力量尽力而为，我们不能要第三国际的钱。”
包惠僧说：“当时广州的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朱谦之经常在报上写文章骂陈独秀崇拜卢布，是卢布主义。所以陈独秀坚决主张不要别人的钱。他说拿人家钱就要跟人家走，我们一定要独立自主地干，不能受制于人。”
但是，马林却说：“中国共产党从成立起就编入了第三国际，是国际的一个支部，你们承认与否没有用。”陈独秀听后很反感，说：“我们没有必要靠它，现在我们还没有阵地，以后工作展开了再找第三国际联系。”当时张国焘向马林提出了一个劳动组合书记部计划和预算及给工作人员薪金的规定。陈独秀知道后十分气愤，斥之为“雇佣革命”，强调：“中国革命一切要我们自己负责的，所有党员都应无报酬的为党服务，这是我们所要坚持的立场。”
关于马林的工作作风。在上述一系列认识上的分歧尚未解决之时，马林即按其主张行事，结果表现为作风傲慢，对中国同志不尊重。例如当时他接到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指示，在中国、朝鲜、日本选派代表，参加远东人民代表大会。马林就不与中共中央商量，私自派遣担任其翻译的张太雷赴日工作。陈独秀对此极为不满，声言再不与马林见面，并要求国际撤换马林的代表职务。
就这样，二人谈了三四次，总谈不拢，关系搞得很僵。有一次，张太雷企图调解二人关系，跟陈独秀说：“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都是在第三国际领导之下，……中国不能例外。”不料，陈独秀把桌子一拍说：“各国革命有各国情况，我们中国是个生产事业落后的国家，我们要保留独立自主的权力，要有独立自主的做法，我们有多大的能力干多大的事，决不让任何人牵着鼻子走。我可以不干，决不能戴第三国际这顶大帽子。”说完了拿起皮包出门要走。张太雷仍然笑嘻嘻地请他坐下来谈。陈不理，很气愤地走了。
在这种情况下，陈独秀突然被捕。不料他与马林的关系却因此事件而出现转机。
三、被捕后掩护同志
当时党初建，没有经验，组织和工作都相当暴露，不善于保卫工作。因此陈独秀于1921年10月和1922年8月两次在家中被捕。而且家中到处堆放着当局禁止的“过激刊物”《新青年》、《共产党》等。
10月4日，法租界巡捕因见陈独秀回沪并与监视对象马林接触而闯进陈宅，说要见陈，并见屋中有大量禁售刊物《新青年》而将陈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陈妻高君曼、党的干部杨明斋、包惠僧、柯庆施。但巡捕都不认识谁是陈独秀。
到捕房登记时，陈独秀报名王坦甫，其他人也用了假名。但不久，褚辅成（北京众议院副议长、上海法学院院长）、邵力子也先后被捕。褚一见陈独秀就拉着他的手说：“仲甫，怎么回事，一到你家就把我带到这儿来了！”于是，陈的身份暴露。褚、邵在弄清身份后放了。陈即嘱咐包惠僧等人，不可说出共产党的真情，一切都推在他（陈独秀）身上，以争取陈一人在狱，其余人先行获释。
第二天审问时，法庭企图追查共产党的关系，认为其余人是陈独秀的党徒。陈独秀据理力争，说他们是我的客人，高是家庭妇女，客人陪我太太打牌，有事我负责，和客人无关。在牢中，陈独秀对别人说，他家里有马林给他的信，如果被搜出来，可能要判七八年刑。他打算坐牢，让其他人出去后继续干。
实际上，因马林来华后的行踪完全在租界当局的监视之中，他在荷兰和印尼的革命活动和“共产党人”的身份，也令当局高度重视，因此他与陈独秀的来往引起了当局的怀疑。但是审问和搜查的结果，除了《新青年》之外，没有别的证据。
陈独秀被捕，引起各界强烈反应并纷纷组织营救。10月26日，陈独秀获释，判《新青年》为已被封闭禁售，被告明知故犯，罚洋100元。陈独秀了解到他能如此迅速顺利出狱，除了各界营救之外，马林花了很多钱，费了很多力，打通了会审公所的各个关节，并请著名的法国律师巴和出庭辩护和铺保有关，很感动。“马林和陈独秀和中国共产党算是共了一次患难。”陈独秀本是个很重感情的人，现在无形中增进了对马林的感情。二人“和谐地会谈了两次，一切问题都得到适当的解决”。从此，中共接受了共产国际的领导和经济援助。陈独秀表示：中共拥护共产国际，对其代表在政策上的建议自应尊重。马林则表示：一切工作完全由中央负责领导，作为共产国际代表，他只与中共最高负责人保持经常接触，商谈一般政策。
两天后，陈独秀对包惠僧说：“派你到武汉去工作，负党的责任兼任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支部主任。今后党不开支经费，只劳动组合书记部接受赤色职工国际的经济支援。你的生活费由劳动组合书记部开支，你今后不要教书或当记者，做一个职业革命者好了。”
四、探索者的初步成果（1）
陈独秀与马林和解后，即着手制订党中央的工作计划。11月，他终于以中央局书记名义，向全党签发了第一个《中央通告》，从而跨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第一步。
《通告》要求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五区“都能得同志三十人，成立区执行委员会”；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须超过2000名；“各区必须有直接管理的工会一个以上，其余的工会必须有切实的联络”；应全力开展劳动运动，组织全国铁道工会，青年及妇女运动，也应“切实注意”；中央局宣传部必须出版共产主义书籍20种以上。
在这个计划中，发动和领导工人运动是中心工作。陈独秀对此也倾注了许多心血。
首先，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11月至次年5月，陈独秀在上海出版的报刊上发表了10多篇专门论述工人运动的文章，阐明工人运动的纲领和各项政策。如工人运动的主要对象是工厂、矿山、交通部门劳动的“近代产业工人”；最终目的和策略，“自然是要造成劳动者的国家，劳动者的世界；但是在这力量未充足的时期，便不得不采取各种和劳动界战斗力相应的战略”；工人阶级对各党派所应采取的不同态度，以及当前争取实现8小时工作制的意义等。
其次，加强组织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