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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由她提供一切便利条件，请狄德罗到彼得堡去完成《百科全书》的编纂，狄德罗也表示拒绝。后来，俄国驻法大使从格里姆处了解到狄德罗多次想变卖自己的藏书，以便给自己心爱的女儿昂热丽克置办嫁妆。这批藏书近3000册，主要是希腊文和拉丁文古典作品，还有哲学、科学等方面的重要文献。它们是狄德罗早年用出版商的经费为编《百科全书》而购置的参考资料。尽管狄德罗非常不愿意变卖，但由于生活所迫，他不得不出此下策。他的出让价为1。5万利弗尔。俄国大使将这一重要情况向叶卡特琳娜作了汇报。1765年3月16日，俄国皇家建筑学院院长贝兹基给格里姆写信，他说，女皇非常遗憾地看到学术界如此著名的哲学家竟处于这样的境况，居然要为了父爱而牺牲自己的乐趣、自己著作的源泉、自己闲暇的伴侣。因此，为了向他表示敬意并鼓励他继续工作，女皇陛下愿意以1。5万利弗尔之价购下这批图书。惟一条件是只要这位名作家还健在，他的这批善本书就不利开他的屋子。女皇认为：“让一位学者同他的藏书分开是残忍的。”①这样，狄德罗足不出户就成了女皇的图书管理员，他除得到女皇的购书款项外，每年还另外可领到1万利弗尔的薪俸。为了避免在支付中的拖欠，叶卡特琳娜提前50年付完了这笔钱。
① 参见卡·瓦利舍夫斯基著《风流女皇…叶卡特琳娜二世传》，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2页。
叶卡特琳娜这一重要举措，获得了法国启蒙思想家的极大好感，伏尔泰和达兰贝尔交口称赞女皇陛下的贤明和仁慈，并把这一行动解释成保护整个启蒙运动的象征。伏尔泰给她写信说：“受到阁下您恩惠的那些人都是我的朋友，我非常感激您为狄德罗、达兰贝尔和卡拉一家慷慨的作为。欧洲每个文人都应该在您的支配之下。①”狄德罗更是感激涕零，他给叶卡特琳娜写信说：“在巴黎没有一个值得尊敬的、有良心和理性的人不是陛下的崇拜者。②”
① 参见葛力等著《启蒙思想泰斗伏尔泰》，第299页。
② 参见C·阿尔塔莫诺夫著：《伏尔泰传》，第54页。
叶卡特琳娜掌管俄罗斯大权之后，在一定程度上实行了伏尔泰所倡导的宗教宽容的思想。一次，莫斯科的耶稣会士拒绝为一个法国人举行葬礼，原因是他死前没有接受圣礼。叶卡特琳娜闻讯后，立即下令把这些教士驱逐出城。事后，她给伏尔泰写信，夸耀自己的举动，慷慨激昂地痛斥一切可耻的偏见。她在回答对修建清真寺的指责时说：“世上最高尚的上帝，能够容忍一切信仰、语言和宗教。所以，她根据同样的原则，遵循上帝神圣的意志，采取同样的行动，只希望在她的臣民之间永远是相亲相爱、和平共处。”③当然，她的开明程度毕竟有限，她也做过许多违反宽容原则的事，残酷迫害过东正教的分裂派。
③ 参见卡·瓦利舍夫斯基著：《俄国女皇…叶卡特琳娜二世传》，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第351页。
叶卡特琳娜从加强君主专制国家出发，表示愿意实行“开明专制”，试图在欧洲造成她“贤哲”君主的假相，她宣称，要把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等圣哲的主张作为她对内政策的箴言。1765年，她在给达兰贝尔的信中表示，要依照自由思想家的原则，修改俄国法律，颁布一个《敕令》。叶卡特琳娜根据伏尔泰关于建立开明专制政体的主张和有关改革法律思想，拼凑了一个敕令草案。1767年，这个给立法委员会的《敕令》正式发表，并决定在莫斯科召开由贵族和城市富商代表组成的专门委员会，议订新法典。女皇在《敕令》中指示“要有一个禁止富人欺侮穷人的法令”，还提到平等和自由，自然权利与国家权利之间的冲突，反对严刑逼供，谴责死刑，只有在国家认为有必要的时候才允许执行死刑。《敕令》证明专制制度是最好的统治形式，拥护贵族特权，对第三等级态度暧昧，对农民的利益只字未提。《敕令》尽管照顾到俄国保守派的利益，但它是以女皇个人意志代替俄国立法代表们的集体意志，因而没有得到俄国贵族的支持。
叶卡特琳娜颁布《敕令》，成立立法委员会，重新制定法典的举动，得到了伏尔泰的肯定和赞赏。1769年2月26日，伏尔泰在给女皇的信中，对敕令草案大加赞美，称其是“真诚的、精确的、公正的、严格和仁慈的”。他认为像叶卡特琳娜这样的立法者，应该得到整个欧洲的拥护和支持。1768年1月23日，伏尔泰给达让塔尔写信，请求他出面支持叶卡特琳娜：“我们必须在巴黎重建她的声誉……我乞求您为叶卡特琳娜多讲好话。”①
① 参见葛力等著《启蒙思想泰斗伏尔泰》，第300页。
伏尔泰清楚地看到，叶卡特琳娜在俄国的处境就像当年路易十四在法国的处境，面对强大的贵族集团的挑战，她力图巩固和加强王权，削弱贵族势力，建立中央集权专制君主政权，女皇的《敕令》就强烈地反映了这种要求。这与伏尔泰本人在《圣贤和百姓的声音》中的主张完全一致，伏尔泰感到终于有一位君王来实现他的“开明君主”的理想了。他开始全力支持叶卡特琳娜的主张，称赞她的内外政策。1771年6月，在给女皇的信中，他肉麻地吹捧《敕令》是“这个世纪最美的纪念碑”。当叶卡特琳娜发动与土耳其的战争时，他热情赞美她的功绩；当叶卡特琳娜准备入侵波兰时，他又极力为其辩解，他说，她并不想要一寸外国的土地，她的外交政策完全是哲人精神的，她不仅自己宽容，而且也要她的邻居宽容。
伏尔泰似乎完全被叶卡特琳娜迷住了。其实，他对叶卡特琳娜的支持还是有原则的，即使有时离开了原则，也只是一种策略上的考虑。他非常了解叶卡特琳娜本人的缺点和她统治的弊端，他没有到过俄罗斯，也决不盲目相信她所说的俄国人民的生活是幸福的神话。有一次，他给达兰贝尔的信中谈到叶卡特琳娜时曾说：“应该承认，哲学不能夸耀这样的拥护者。可是怎么办呢？只得爱护和关心一个有各种缺点的朋友。①”如同叶卡特琳娜需要启蒙思想家为她装点门面，达到压制国内反对派的政治目的一样，伏尔泰等启蒙思想家为了宣传开明的君主政体的思想也需要利用她。由他们加以理想化了的“开明的”俄国女皇，是作为证实他们理论“正确”的有力证据。
① 参见C·阿尔塔莫诺夫：《伏尔泰传》，第55页。
叶卡特琳娜越来越背离了她年轻时热情信奉的自由主义，对内实行残酷的专制统治，对外热衷于侵略扩张。1772年，她第一次瓜分了波兰。1773年至1774年，她又残酷镇压了普加乔夫领导的农民起义。伏尔泰对她的认识有了明显改变，并彻底认清了这位开明君主的本质，逐步与她疏远。
伏尔泰一度被叶卡特琳娜的“开明”形象所征服，这位煊赫一时的女皇也曾迷恋于伏尔泰的思想和主张。伏尔泰死后，叶卡特琳娜在给格里姆的信中真诚地流露了她对这位一代哲学巨匠的尊重和崇拜，她说：“他是我的老师，正是他或者说是他的著作，形成了我的思想和我的判断……我是他的学生；我年轻时，喜欢讨好他，在我对值得向他报告的任何行为感到满意时，我总是立即告诉他……”①
① 参见叶卡特琳娜：《1778年10月1日致格里姆的信》，转引自葛力等著《启蒙思想泰斗伏尔泰》，第300页。
8。 宽容的实验室
伏尔泰成为费尔内的主人之前，这里十分落后，是典型的农村经济。当地官吏严格控制着农产品的价格和税收，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很多人不得不挣扎在死亡线上，一些无辜的居民还要莫名其妙地遭受牢狱之苦。伏尔泰对这些居民的悲惨处境深为同情和忧虑。他积极从事慈善事业，设法减轻这些衣不蔽体，仅以黑面包糊口的人的痛苦。他出资排干沼泽地的积水，帮助农民开垦处女地，增加收入。他还无息贷款给当地穷人，使他们渡过生活难关。为使当地穷人的孩子能上学念书，接受良好的教育，他还设法建起了几所比较像样的学校。
伏尔泰还有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他准备在法瑞边境建立一座新兴城市，这一想法与法国大臣舒瓦瑟尔的打算不谋而合。由于在费尔内最初建立的工业工场是缫丝厂，伏尔泰便把这个设想中的城市命名为沃尔舒瓦，意为“蚕茧”。为了体现宽容精神，沃尔舒瓦将是第一个允许新教徒合法结婚的法国城市。伏尔泰为这个未来的城市划出了很大一块地皮，并投资建立了缫丝和制表工场，从日内瓦请来了技术熟练的工人，大批农民也被伏尔泰动员参加工业生产。伏尔泰先借钱给这些不名一文的工人，帮助他们发展生产。不久，这些制表和纺织工厂便有了一定的技术和规模，产品质量大大提高，他们生产的钟表被不断地运往加第斯外销，长筒丝袜甚至还打进了巴黎市场。1769年秋，伏尔泰给舒瓦瑟尔夫人寄去了一双精致的长筒丝袜样品，得到这位大臣夫人的高度评价。为了这项全新的事业，伏尔泰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看戏演戏的嗜好，腾出他的剧院移作钟表车间和蚕茧养殖场。并把大量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了工厂的经营和管理之中。由于伏尔泰的巨大努力，费尔内成了远近闻名的工业村。工业的发展不仅使当地居民和伏尔泰本人获得了不少好处；也使在这块土地上担惊受怕的胡格诺教徒逐渐安下心来，专心致志地做自己的工作；一些逃亡国外的胡格诺教徒闻讯后，也纷纷返回家园，投奔费尔内工业村。伏尔泰到费尔内后，先后有50多个胡格诺教徒家庭返回了祖国。伏尔泰在给一位红衣主教的信中开玩笑地说，他几乎使他的工人改变了信仰，他们不再参加新教的仪式，也不去望弥撒。
1764年，路易十五宠爱的情人蓬巴杜夫人去世后，支持伏尔泰的舒瓦瑟尔也逐渐失宠。1770年他下台后，新政府不再支持把沃尔舒瓦建成新兴工业城市的设想。伏尔泰的雄伟计划也被迫搁浅。但是，他继续发展他的工业，把自己致力建成的工业村看作是宽容的实验室，是启蒙精神的体现。到70年代中期，费尔内这一法国边陲的荒凉之地——曾经是40多个不满日内瓦当局的新教家庭的庇护所，已发展成为拥有1200多居民的富裕村庄，并且这些昔日穷困潦倒的居民绝大部分都已变成有一技之长、能自食其力的熟练工人。工业村还增设了花边工场和机械制造车间，伏尔泰还向工人提供住房资金，资助修建了公共剧场。费尔内居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有了较大改善。许多朋友都高度赞扬这一项直接造福于民的事业，有人称伏尔泰是“欧洲的孔夫子”。弗里德里希也真诚地赞扬道，“照耀世界的光明来自与瑞士相邻的一座名叫费尔内的村庄”。
伏尔泰在费尔内虽然大力发展工业，创办了兴旺的缫丝、制表业，但是他认为农业是国家的根本，当当地居民都纷纷改行而准备当钟表匠时，他又进行耐心的劝阻，认为“我们更需要的是犁而不是钟表”。他反对封建土地所有制，主张把教会的土地分给私人占有，称财产和自由是自然的呼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