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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希成绩很好，以“高级荣誉”毕业，有资格申请一大笔助学金，可以少花好多钱。而我在学校的表现，说好听点是“一无所长”，同年级两百人里我的成绩排第七十七位。也许在老师眼里我比“懒虫”好些，比那些打算进职业学校的学生更有潜力，毕竟他们一到下午就会涌进职业培训班，为将来的工作作打算。而我呢，既没进社团，也没参加志愿活动，不是学生会成员，也不玩音乐。除了参加曲棍球队和橄榄球队，我的课余生活实在乏善可陈。对我来说，高中生活就像一条沉闷的河流，我用“不屑”作独木舟，默默渡过。
上大学后，我猛地发现仅仅大一一年时间就花掉那么多钱。我第一次觉得高中四年＇7＇该干点什么有价值的事儿，而不是夜夜打游戏、发春梦直到凌晨三点才入睡。
在阿尔弗雷德大学的第一年，我花了18；450美元。
现在想来，总觉得事有蹊跷。政府、大学和大银行为什么会让我这么一个刚满18岁，连利息都搞不清楚（甚至连炉灶都不会用）的愣头青借走五位数的巨款呢？但那时，我压根儿没意识到其中的古怪，更没料到这笔贷款居然彻底改变了我的生活。
借学生贷款应该是我人生中的一件大事，可我竟然没留下一丁点儿印象。我想自己真借了吧，不然怎么会欠一屁股债？但我确实不记得填过哪怕一张表格，不记得和主管学生资助的老师握过手，不记得妈妈和我一道签字时紧紧皱起的眉头。借这笔款对她肯定是一次大冒险。毕竟上看下看，我都不是一个勤奋努力、胸怀大志又有责任心的孩子，也瞧不出我有这份潜力。
但我绝对记得，没有人警告我欠债的后果，没有人提醒我大学生的就业前景如此惨淡。我记得真真切切，人们总是不约而同地说：“学生贷款很容易还清。”“不能因为钱的问题放弃你想去的大学。”和许多高中生一样，我当时真听进去了。
究竟为什么要上大学，为什么要借好几万块钱上大学，这些问题我从没仔仔细细地考虑过。18岁的我一点也不看重书本知识，也不介意要不要深造，总之，和学校沾边的事儿我都不放在心上。人们都说，上学能“提升自我”“为未来的职业做准备”，可这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讨厌上学。我们都讨厌上学。那为什么高中毕业后又要接着上大学呢？就拿我和乔希说吧，这多半和我们对大学生活的憧憬密不可分。我们陶醉在荒唐的梦中，自以为能笑傲情场，“桃花朵朵开”。宿舍的墙上钉了几张海报，上面的女郎衣着清凉（远称不上放荡）。我们满心希望那些艳光四射的倩影真能招来女孩——但愿也是艳光四射的女孩。唉，可惜这间宿舍并没能变成梦中的浪漫爱巢。我们把失败的原因推到丢人的房间布置上。那些东西都是入学时我妈妈和乔希的妈妈采购的，虽然从灯罩、地毯到床单、被褥，颜色搭配得处处和谐，但是在女孩们看来却显得缺少阳刚气，真是个悲剧。抛开种种借口，我和乔希本就是害羞、拘谨又无聊的可怜虫，甚至没法吸引异性踏进宿舍。
大二开学的前一天，我灵光乍现——这所私立大学实在烧钱，而我又不是赚大钱的料子，何必苦耗下去？于是，我决定转学到纽约州立大学的水牛城分校——在那儿上学，我不仅能打工挣学费，还可以住爸妈家，省下住宿费。
我还是没想明白，为什么要上大学，为什么第一年就花了近两万块钱。我试着通过各种想法安慰自己：借学生贷款就像青春期危机或者中年危机，虽然讨人厌，却绕不过去；它是通向成人世界的入场券，是我必须背起的包袱，我得背着它吭哧吭哧地攀登社会阶梯。于是，我继续借债交学费、买书、买车。慢慢地，我发现要还清这笔债绝不像当初想的那么简单。
我上大学究竟是为了什么？我开始疑惑。那一刻，我想到退学。可这念头刚冒泡就散了。单靠我在超市推车挣的那点儿薪水，怎么可能还清贷款？如果注定在债务的浪潮里扑腾，我只盼抓住一块浮木，免受灭顶之灾——眼前，这块浮木就是一张大学文凭了。
左思右想，我发现自己进退两难，生生困在大学里了。
纽约州立大学的水牛城分校一年只要7；000美元，比阿尔弗雷德大学实惠多了。我靠课余推车的收入和暑假的全职工作，就能承担绝大部分学费。接下来的两年和大一没什么区别。我按教学要求修满了必修课，选了其他学院开的选修课，挤进几百人的大讲坛听讲座。偶尔有一门课或一场讲座让我喜欢，但大多时候，我得过且过，与上高中没什么两样。眼看大三就混过去了，我身上发生了古怪的转变，这转变来得实在太突然，我根本搞不清为什么。
我开始在乎学习了。我开始喜欢上大学了。
在英文课上，我细细品读莎士比亚；在历史课上，我认真研究美国宪法和国父。上大四后，每门课的学生都不多，我还常常和同学们热切、深入地讨论各类问题。我写了几篇文章，在大学学报投稿发表，和许多教授成了朋友，还去弗吉尼亚州不带薪实习了一个暑假，采访了许多亲历诺曼底登陆的二战老兵。不久后，我开始给大学的双周报写稿子，每一篇文章都全身心投入。我还下决心一本本读完老师开出的书目。晚上，打完工回家后，我继续挑灯写作。妈妈时常给我送一盘吃的当晚餐，看着我因为睡眠不足肿得老高的眼睛，她总说：“肯，你就快熬到头啦，只剩一年就毕业了。”
“我明白，”我说，“我就是爱读书。”
我如获新生，亲身印证了人们的说法——“大学里的每一天都能开阔视野”。我的谈吐愈来愈清晰流畅，写文章也顺手多了。进大学三年多来，我第一次找到了归属感。
大学生活帮我扯下了披在身上多年的懒散外壳，露出藏在内心深处的那个自己——他满腔激情、思维敏捷、坚定自信、胸怀梦想。在大学里，我解放了被压抑许久的另一面，却也被沉重的债务铐住手脚，不得不一路拖着它们“锒铛”地走向职场。
唉，那前途怎一个黯淡了得！我拿什么还清贷款？拿什么买车、租房，交话费、医疗保险、燃气费、电费和上网费？还有我订的三本杂志、在健身房办的会员卡、一月一次的电影，又该拿什么支付？如果连基本的生活都没法维持，还谈什么还债呢？
我饱受打击，火冒三丈，甚至有些歇斯底里。罪魁祸首却不单是一辆辆购物车、一场场考试，也不仅仅是越积越多的债务。我发现自己生活在崇拜自由的国度里，却根本说不出“自由”的真正滋味，这才是“一箭穿心”。我虽然拥有很多东西——车子、DVD、CD和各类衣物，却从来没能主宰自己的生活。大学教育让我看清了过去二十多年的经历，我走过的每一步其实早已注定，我做的每一个决定不过是按部就班：读高中是法律强制要求的，上大学是社会的主流，进入职场也是迫于经济压力。
可我又有什么值得抱怨的呢？我十几年的青葱时光就像一首田园诗：没有遭遇火山喷发那样的天灾，没有经历种族清洗的惨剧，没有尝过“马铃薯大饥荒”＇8＇的滋味；也没人性骚扰我，没有坏孩子欺负我，没人逼着我在大冬天舔冷得要命的冰条；我也不必苦苦寻找生母，或是在青春期叛逆地尖叫：“你才不是我亲爸！”和那些相比，我的苦恼简直就是小儿科，就像泡在蜜罐子里还嫌牙疼。但暂且不提这些幸运事儿，我总觉得自己缺了些什么，有一种热望日日抓心挠肺，有一种渴求天天在我耳边叫嚣。生在平常人家，长在郊区，接受大众教育——我发现自己的经历根本无法平息心中的呐喊。
我十几岁时，老爱坐在电脑前打游戏，也痴迷史诗类的冒险电影，常常一部接一部、没完没了地看下去。经典之作《勇敢的心》就是我的最爱。影片里的战士英勇无畏，虽然一身泥泞，却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那时，我打零工，挨家挨户地送《水牛城新闻报》，一路上总爱想象自己就是那个横扫千军的勇士，对心爱的姑娘说“此生唯你，别无他爱”，气吞山河地高呼“自由！”，为正义慷慨赴死。我和许许多多的男孩一样，希望世界上有真正的冒险、真实的荣耀、真切的牺牲——就像电影里看到的那样。
我的妈妈是护士，爸爸是工厂的夜班工人，他每个星期一般要加十个小时的班。他们下班回家唯一的娱乐就是看电视，日复一日，一周接一周，一年又一年，雷打不动。妈妈喜欢《奥普拉脱口秀》和司法节目《法官朱迪》，爸爸爱看加拿大电视台转播的英剧《加冕街》。他们喜欢舒舒服服地窝在家里，不爱出门旅游，也不轻易尝试新的东西。凡是老办法能解决的事情，爸妈从不冒险。
在我的印象中，爸妈从没肩并肩坐在同一张沙发上，从不拥抱彼此，也没向对方露出过哪怕一丝亲昵的神情。我从小在这样的氛围里长大，以为现实生活就是这样的。可我偏偏想证明现实生活中真的能找到浪漫和激情，所以分外渴望亲眼看到爸妈亲热——天底下做孩子的大概只有我会这么想吧。
每逢圣诞节，我都会请求妈妈送我一把16世纪的苏格兰巨剑，就是《勇敢的心》里梅尔·吉布森用的那款。我耐心地等了好几年。一个圣诞节的清晨，我走下楼梯，瞥见一个长长的礼物盒，迫不及待地拆开包装，激动得心怦怦直跳——多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我不止一次想要挥动那把传说中的英雄之剑，把心爱的宝剑搭在绘有伊格纳斯家族徽章的盾牌上，可是，当我看清妈妈落在盒子里的发票，剑身迷人的光芒好像瞬间暗了下来。她没有仔细搜索我心仪多年的苏格兰巨剑，而是在“易贝网”上花30块钱买了把廉价的巴基斯坦长剑。不管怎么说，我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佩剑。每当大人不在家，我就提着长剑跑到院子里，在后院的游泳池旁尽情挥舞。小男孩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玩角色扮演游戏会让人觉得可爱，但18岁后还这么玩，难免叫人烦心，甚至担心了。
现在，我读完四年大学，21岁了，成熟了很多，却还在超市推购物车，和爸妈挤在一起，床边还放着那台超级马里奥老风扇——打6岁起，它呼呼的转动声就一直伴我入眠。我不吸毒，不违纪犯法，也没有偏离父母和社会的期望。我很少出远门，只在实习的时候去过弗吉尼亚州，还有去年暑假匆匆驱车路过加利福尼亚州。我渴望新的经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发现自己借的学生贷款越来越多，自由越来越少。
心底仿佛燃起一把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