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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五牛图之五:关于林彪-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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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讨了一纸手令,才将邱会作开释,保住了这个“最好的一任后勤部长”(周恩来语)一条性命——这便是被邱将军视为恩同再造的“午夜获救”。
  这样下去当然不成名堂,不是个事。乱可以乱,但要乱而有序。
  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于是有了一个秘而不宣的决策:借重周恩来,以维持各级政府的日常工作和运转;借重林彪,以稳定、运用军方力量,进而凭借林的老部下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稳定首都北京军内的局势。其意图是:通过稳定北京军内的局势,进而稳定全军的局势;通过稳定全军的局势,进而稳定全国的局势。所谓“稳定”,是指乱而不致失控,以达到全面清除刘邓路线在各种阶层、各个部门的代理人,保证全面夺权的胜利。由此,军队大举介入地方事务,不少地方和部门甚至实行了军管。
  在当时,不能不认为这个决策十分必要。它果然也很有效:1968年9月5日,西藏、新疆两个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同时成立;至此,全国(除台湾外)29个省、市、自治区都已经先后砸烂旧的政权机构,成立了“革命委员会”。9月7日,北京举行庆祝大会。《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宣布实现“全国山河一片红”!
  作为国防部长,林彪费尽心力,在国家空前混乱时期,保持了部队的稳定和凝聚力。这一点,当时和后来的领导者是承受了他的福荫的。
  毛泽东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依靠的是一文一武两股基本力量,亦即所谓枪杆子和笔杆子,也就是林彪“直接指挥”的军队和江青一手控制的“中央文革”。毛泽东曾作出很大努力,进行平衡、协调,想将它们拧成一股绳。但因为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原因,最终未能如愿。
  吴法宪回忆说:“对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文化大革命’,不管林彪是否衷心拥护,但同周恩来一样,他都全力去执行毛泽东的部署和计划,这是毫无疑问的。至于对江青,最初因爱屋及乌,林彪对江青也是很尊敬,对江青提出的问题,也很重视。”
  吴法宪又说:“在军队怎样搞‘文化革命’的这个问题上,林彪与中央文革以至毛泽东之间,曾经有过不少矛盾和冲突。”“作为主管军队工作的军委第一副主席兼国防部长,至少在两个问题上,林彪的态度是比较明朗的:一个是希望军队能相对地稳定下来,至少不要像地方那样搞得一团糟,否则如果敌人乘机入侵,就无法履行保卫祖国的职责,也无法向党中央和全国人民交代;另一个就是不希望军队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认为地方的事,应该让地方自己去搞。”
  随着全面夺权运动的展开,不仅各省市地方领导广受冲击,军队系统也大受影响。总参、总政、总后以及各军兵种等都受到造反派的冲击,工作停顿,不少军队领导人遭到残酷迫害,东海舰队司令陶勇中将、国防工办副主任赵尔陆上将等人甚至死于非命。喜怒不形于色的林彪对此十分不满,极为罕见地大发雷霆,与江青发生激烈冲突。枪杆子和笔杆子之间矛盾的尖锐、激化,坚不可解,终至势不两立,直到引发灾难性的9。13事件。而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在某种意义上,则可视为其余绪。难怪黄永胜等人在狱中获知江青、张春桥翻船后欣喜若狂,以为终于盼来了出头之日。只是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博弈却使他们白白欢喜了一场。这是后话。1980年“超级审判”时,江青在法庭上公然宣称:“我就是毛主席的一条狗!他叫我咬谁我就咬谁!”江青或许是狗,但林彪肯定不是。
  1969年4月召开的中共九大,是一次论功行赏的大会。最引人注目的,是军方势力的崛起。在九届一中全会选举出的21名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居然有林彪、叶剑英、刘伯承、朱德、许世友、陈锡联、李作鹏、吴法宪、邱会作、黄永胜、谢富治等多达11名职业军人!这还没有算上有军职的叶群和已无军职的前职业军人李先念。这在中共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毛泽东当然还是主席,林彪依然是唯一的副主席。九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全面肯定“文革”,载入了所谓“基本路线”和“五十字方针”,取消了普通党员应该享有的权利。它不仅高调肯定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而且明确写道: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全然违背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与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水火不相容。尤有甚者:江青和叶群,第一夫人和第二夫人,居然联袂进入政治局,堪称国际共运史上独一无二的一大奇观。
  九大的政治报告是林彪作的,起草人是“文革”新贵张春桥、姚文元。但林作报告前,居然对这份几经周折来之不易的报告看都没看一眼。他心里有火。
  本来,根据毛的意见,起草工作由林彪负责,指定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三大“秀才”具体执笔,确定由陈先动笔拿出草稿。不料陈写出一部分初稿后,江、张、姚等认为陈稿忽视抓革命和阶级斗争,强调促生产和发展经济,是鼓吹“唯生产力论”,表示反对。陈则坚持己见,不愿另起炉灶,双方发生争执,迟迟不能定稿。九大召开在即,等米下锅,毛泽东决定改由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负责执笔,张、姚很快拿出初稿。向有中共第一秀才之称的陈伯达心有不甘,同时拿出了草稿。陈反唇相讥,嘲笑张、姚稿是一个“伯恩斯坦式的文件——主张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陈将稿件封好送毛裁定。没想到毛看都不看,批字原样奉还:毛选中了张、姚稿。据已在毛身边工作了三十余年的陈伯达说,他感到十分伤心。林彪则同情和支持陈伯达的意见,对江、张、姚所作所为非常反感。
  自己的意见不被接受,自己中意的报告却被否决,在大会上念的东西根本就是自己不以为然的。这个“副统帅”实在是没滋没味,只是表面风光而已,甚至有点窝囊。堂堂林总,何尝受过这种肮脏气?这为第二年的庐山会议(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一反常态,带头向张春桥发难,埋下了伏笔。
  作为军事家的林彪,近乎无可挑剔。用政治家的标准衡量林彪,则相形逊色。
  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首先发言,对张春桥作了不点名(这是事先交流时毛泽东的要求)的批评。紧接着,吴法宪代表军方开了头炮,以“再版前言”、“设立国家主席”、“称天才”等议题猛轰张春桥,与会代表群起响应,陈伯达、汪东兴、陈毅等人相继发难,炙手可热的张顿成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眼看翻船在即。关键时刻,毛泽东赤膊上阵,亲自出马,为张出头。他稳住林彪,反击陈伯达,挽狂澜于既倒,扭转乾坤。毛林关系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矛盾已经表面化。
  毛林分道扬镳,主要是由于林主张设国家主席和批评张春桥。毛保张,则是因为张才是毛晚年思想的真正传人,毛担心林对张反感会导致进而否定“文革”路线,这才是问题的要害。据韩先楚等回忆,林讲话后,会场上欢声雷动,大家兴高采烈,情绪极为高涨。“文革”以来,张春桥气焰熏天,目空一切,树敌甚多。林彪说话,一向“夫人不言,言必有中”。据汪东兴回忆,成了过街老鼠的张、姚由江青领着去见毛求救,张、姚双双跪下,一人抱住毛的一条腿,鼻涕眼泪都弄脏了毛的裤子,也打动了毛的心,导致了毛林分裂的不幸后果。林当时不光是功高震主,更是众望所归。这就犯了大忌。
  国家主席之争,毛纯属极少数,完全无理。不过,林也未必没有一点私心。窃以为林彪的真实想法是:毛当国家主席,他当副主席,这样才与彼此的党内身份相称。要不,四届人大一开,周恩来还是总理,林还是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名不正言不顺。汪东兴说:“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儿摆?”我看要这样理解,才能说通。林根本没想当主席,副主席可多可少,加上董老或者别人,也行。但他没有坦率地与毛等进行沟通。
  毛泽东雄才大略,叱咤风云,而又一意孤行,唯我独尊。“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巨大的威望、超高的人气、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能量让他悄然心惊。毛以“马克思加秦始皇”自居,他将文革与建国并列,作为他平生做的两件大事,决不容许任何人对此离心离德说三道四,更绝对不会容忍出现可能对自己的权力与地位形成挑战的团体或是个人。其实在这时,林彪的政治命运就已经大致确定,可惜政治家林彪见不及此。
  在毛泽东咄咄逼人的组合拳攻势下,林彪似乎无所作为,又好像在以不变应万变,静候尘埃落定。他依旧不见人,不接电话,不活动,呆在北戴河休养
  。
  其子林立果则不然。小伙子雄心勃勃,初生牛犊不怕虎。
  庐山会议后,林立果得出结论:“这些老总们(指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空军司令吴法宪、海军第一政委李作鹏、总后勤部长邱会作)政治水平低,平时不学习,到时胸无成竹,没有一个通盘,指挥军事战役可以,指挥政治战役不可以。说明了一点,今后的政治斗争不能靠他们的领导,真正的领导权要掌握在我们手里。”
  林立果十分自负,目空一切。那么,他看不起的这些“老总们”是否包括他老爸林彪在内?
  鲁珉(时任空军作战部部长)的说法,或可作为参考:“我一直认为他(林立果)野心大得很。他搞那些事,都是为了扩大影响,捞资本,树形象。不然将来谁听他的?在他眼里,中国就应该他来搞,那些老的都不行,都不在话下。后来我听林豆豆讲,林彪在他眼里也过时了,也不行,他们只不过要林彪这个牌子。”
  林立果开始拼凑力量,组织“联合舰队”,主要斗争目标直指毛泽东、江青、张春桥。
  柿子拣软的捏。毛泽东先拿陈伯达开刀,进行“批陈整风”。毛这样调侃曾任他首席秘书多年、号称党内第一枝笔的陈伯达:“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的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的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要说很好的配合”,并友情赠送给书生气十足的陈伯达一顶莫须有的高帽——“北京军区太上皇”。接着,毛向军委办事组的黄、吴、叶、李、邱五员大将频繁施压,逼迫他们不断检讨,使他们威信扫地,自顾不暇;又添加一些新成员进来,分其权势。毛泽东进而改组了最为重要、处于腹心之地的北京军区,被认为与林彪接近的司令员郑维山、第一政委李雪峰都被免职,换上毛信得过的李德生、谢富治和纪登奎。毛的一连串举措,外松内紧,环环相扣。
  1971年8月14日至9月12日,毛泽东外出视察,“周游列国”。其实是向各地军政大员吹风,为在政治上扳倒林彪作准备。他说:“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让步的。庐山会议以后,我采取了三种办法,一个是甩石头,一个是掺沙子,一个是挖墙角。”
  在一些文件上加上批判陈伯达等人的批语,是谓“甩石头”;军委办事组新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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