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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连同军官证一起递还给我。
继续往前走，来到一个安检入口，负责检查的中尉接过我的临时通行证，干巴巴地问：“有枪吗？”
的。”我自从当上中尉开始，便每天都随身佩戴着武器。
交出来。”中尉用公式化的口吻对我说，可以感觉得出，这几句话他今天已经说了不知多少遍了。
我刚才看见前面的指挥员都把武器交了出来，所以毫不犹豫地解开枪套掏出手枪，把它递给值班的中尉。
那个中尉把手枪放在桌上，接着撕了一张小票，连同临时通行证一起递给我，说：“出去时在jǐng卫处领枪。”
不一会儿的工夫，我随着队伍来到了一个大厅外，这里可谓是将星闪烁，中将、少将比比皆是，上将也大有人在。相比之下，我们列宁格勒来的队伍级别就显得异常低调，十五个人里，只有五名少将和同等数目的上校，三名中校和一名少校，还有就是军衔最低的我。
过了一会儿，大厅里响起了电铃声。铃声对所有的人就象是进攻的号令，刹那间，不管是什么军衔的人都向大厅门口涌去。我稍稍地落在了别人的后面，让军衔地位比自己高的人先进去，然后我是最后走进去的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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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节 在莫斯科的日子里（四）
门里站着一位军官，只听他在不停地重复着一句话：“请把大衣脱掉，指挥员同志们，请把大衣脱掉……”
我看见前面的军官们都纷纷脱掉了身上的大衣，在衣帽间前排队等待寄存衣服。我也脱掉身上的士兵的军大衣，跟着走了过去。
寄存处的那位女中士，接过大衣的时候，好奇地看看我，有些迟疑地问我：“中尉同志，这是您的大衣吗？”
错！”我觉得她问得挺多余的，我亲自递到她手上的，不是我的还能是谁的，“这是我穿的军大衣。”
是这是件战士穿的普通军大衣啊，您是中尉，大衣上的军衔才是中士。我怕您搞错了，所以问一下。您确认没错吗？”她态度非常友好，毕竟现在是特殊的时期，能进克里姆林宫的都不是一般的普通人。
原来是这么回事，我赶紧向她解释：“亲爱的，我来的莫斯科的时候比较匆忙，没有带任何冬装，这是临时向旅馆的同志借的。”
白了。”她递了个号牌给我，“请保管好，这是出来取衣服时用的。祝您好运！”
谢！”我接过号牌后，快步地走入了会议大厅，在最后一排找了个位置坐下。
主席台上摆着几排长长的铺着红呢子桌布的长桌。我刚坐下不久，主席团的成员们就闪亮登场了。
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个穿着件扣上了全部扣子的灰制服的人，他脚上穿着一双上过油的擦得闪闪发亮的靴子，半举在腰间的右手上握着一个烟斗，迈着轻快的步子，从容不迫地走在主席台上，在他身后两三步远跟着的是一群元帅和高级别的将军。
他的照片我看过不下千遍，后世的红场上，也经常看见他老人家的模仿者，他那经典的大胡子，更让我印象深刻，所以他一出场，我便一点不迟疑地认了出来：他就是斯大林！
斯大林出场后，大厅里所有的人都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我也不例外，顿时雷鸣般的鼓掌声和椅子向后翻转的碰撞声混成了一片。
没有过多的寒暄，主席团成员就坐后，就有人宣布会议开始。可是，主持会议的不是斯大林，而是红军总参谋长沙波斯尼科夫元帅。我认识的伏罗希洛夫元帅也在台上，不过却没有见到朱可夫的影子。
我的眼睛一直没有离开过斯大林，只见他坐在主席团旁边最远的一排上。过了几分钟，他站起来点燃了烟斗，开始在主席团的背后慢吞吞地走来走去。他静悄悄地前前后后来回走动，有时在自己那只遥远的座位上坐一会儿，然后又站起身来，以便继续他那缓慢的、安详的走动。
斯大林不时地打断发言人的话，向他们提出几个问题，或着作一些简短的插话。
大厅里一片寂静，可是，当斯大林放慢他那本来已很慢的寂静无声的脚步，目不转睛地端详着发言人，或者稍微抬—抬紧烟斗的手的时候，台下的一片寂静就变得更加显著，因为大家都明白：他要说些什么了。那时侯，站在讲台上的人就不由自主地沉默下来，向斯大林的那一边转过身去。
会议延续了好几个小时。各方面军的军事首长们一个接一个登上讲台发言，他们的姓名大多数对我来说，都是非常陌生的，毕竟我所熟知的，只有朱可夫、崔可夫这样的二战名将，以及伏罗希洛夫、铁木辛哥、布琼尼之类的老一辈元帅。
所有发言的人几乎都千篇一律地指出，虽然我军战士的装备和素质与德军相比，都处于绝对的劣势，但是战士们都表现得很顽强，面对敌人的立体式进攻，还是象钉子一样钉在阵地上，一步也不后退，直至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甚至是那些从德军合围中突围出来的西南方面军的将军们，也是这样的论调。
对于这种陈词滥调，我没有听下去的兴趣。作为后世来的人，我清楚地知道，战争爆发前，苏联对于德国的进攻准备很不充分的。虽然认为苏德之战不可避免，但还在一相情愿地幻想尽量推迟战争爆发时间。全国上上下下麻痹大意，在战前还根据《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向德国大量出口粮食、煤炭和有sè金属等战略物资。正是斯大林的判断失误，使苏军虽有物质上的准备，却没有jīng神上的准备。战争的突然爆发使许多官兵茫然无措，上至方面军司令部，下至各级部队都陷入了混乱之中。jīng神上的无备加上德军的迅猛进攻导致了苏军的全线溃败。原先准备充分的物质储备被德军缴获后，便顺理成章地成为了资敌的物资。
德军的将领们在欧洲作战多年，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懂得如何在兵力上形成对苏军的局部优势。苏军的兵器数量虽多但其质量远逊于德军，加上德军是突然袭击，苏军数量优势没有得到很好发挥，使兵器整体实力处于劣势，这也是战争失利的原因之一。
更重要的是大批有经验的军事首长在几年前的大清洗中，都被清洗掉了。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级别低且年轻的军官，造成苏军从军到营的指挥员军事素质和文化素质低下、缺乏经验，战术思想的陈旧与僵化，导致部队整体战斗力不高。这种情况在苏芬战争中可见一斑：多达百万的苏军去进攻只有二十万人的芬军，却因指挥拙劣，被芬军全线击退。虽然苏联最后取胜，但却付出了伤亡惨痛的代价。苏军对于实力远逊于自己的芬军尚且如此，对于远比芬军强大的德军就更逊一筹。
我虽然非常了解苏军战争初期失利的原因，但要是谁我登台发言，那么，我会把这种建议当做好象有人要我不用降落伞从飞机上跳下去一样。简直是开国际玩笑，在这种场合有些事情明明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打死也不能说。贸然说出来，被送到西伯利亚劳改还算轻的，如果惹恼了某人，直接让你人间蒸发都是有可能的。
原本我就打算住在下面混到会议结束的，然而随即发生的科涅夫上将和沙波斯尼科夫的争执，改变了我的主意。
来自西方方面军的前司令员科涅夫上将讲道：“……德军获得了战场的主动权，完全是靠他们的优势力量，特别是靠坦克和空军。为了说明敌军突击的威力，我只举一个例子就可以证明：敌人以20个师对我们30集团军的4个步兵师，而敌人投入了400余辆坦克，第30集团军的战士们表现非常顽强，是不得已才退却的。退却，您是知道的，是最复杂的战斗形式，它需要较高的战斗素质。……”
了吧。”沙波斯尼科夫打断了他话，“你这种复杂的战斗形式，什么时间可以结束，我们的部队要退却到什么时候？什么时候才能顽强地战斗？这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战略问题。把红军搞垮了，你还说战士们没有退却的经验。”
的，战前我们没有研究过这种战斗形式，我们是准备在敌人的领土上作战，……我不想争论，但是就这一点，我们在战争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科涅夫毫不退让，针锋相对地和他展开了辩论。
原来是这样，你所犯的是一切错误都是我的罪过，……我认为，西方方面军的领导人完全缺乏战略的预见xìng和不善于随机应变的指挥作战部队，……”
我觉得科涅夫将军的话，说得还是非常有道理的。至于沙波斯尼科夫，我非常瞧不起他。他虽然在苏军中有很高的威望，但始终固守着一战时期的观念：用大炮机枪组织坚强防御阵地，等着敌人来碰个头破血流，而对当时先进的装甲战理论嗤之以鼻。事实是面对古德里安的坦克进攻，缺乏反坦克战经验的苏军，虽然武装到了牙齿，却依然表现得一筹莫展，只能节节败退。
我接过旁边指挥员的笔和本子，毫不迟疑地在上面写下了：“我请求发言”几个字，又写了自己的军衔和名字，写自己所在部队时，我考虑了一下，该写“列宁格勒方面军”还是“列宁格勒”？最后还是写下了列宁格勒方面军。然后把这张纸撕裂下来，用一种纯粹机械式的手势碰了碰坐在前排的一位上校的肩膀。
那人把身体半转过来，用眼角瞟了一下我，然后从肩膀上伸过一只张开五指的手。接着，我就把那张折成四叠的纸条塞到将军的手掌里。
过了一分钟，我才意识到刚才自己又头脑发热，做了一件无法挽回的蠢事：跟大多数发言人不同的是，我是了解苏军失利的真实原因的，在没有预先准备好发言稿的情况下，就贸贸然要求在这样的会议上发言，很容易出现言多必失的情况。
紧接下来的念头是：赶快收回那张纸条，别让它传到主席团去。我甚至微微抬起身子，谛视着坐在他前面的人们的背影，想从他们的动作上来判断这—瞬间人们把这张例霉的纸条递给了谁。可是，这一切都白费！看来，前排所有的人都一动不动地坐着，或者在聚jīng会神地做着笔记。
这时候，我开始用幻想来安慰自己，也许这张纸条在一排排指挥员中间经过长途旅行之后消失了，或者是某一个人正忙着做笔记，因此把纸条搁在了一旁，忘记传送到前面去。
当我看到一个束紧皮带、带着训练有素的姿势的高个子军人，从旁边什么地方冒出来，从前排收集到了一大堆的纸条，准备把这些纸条交到主席团去的时候，我差不多完全放心了：这么多要求发言的纸条，一定不会有人注意到我的那张纸条的。
虽说如此，我还是始终机械地瞧着那个军人。那人踩着轻松的脚步，把拿着纸条的直挺挺的手伸在胸前，登上了通向主席团的小梯子。他走了几步，绕过几排座位，看来是想挤到这次主持会议的沙波斯尼科夫身边去，可是看见斯大林笔直地向他走过来，就慌忙转过身去，然后往后跑了几步，把纸条放在一个坐在桌子末端的将军前面，沿着小梯子跑到台下去，消失不见了。那将军把纸条整理了一下，齐齐整整叠成一叠，传递给邻座的人，就这样一个传一个，这些纸条很快就传到了正在争吵的沙波斯尼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