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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不仅以身作则，带头维护法律的权威，还在执法过程中注重合理性的运用。唐朝初期，社会治安还不是很理想，不少地方盗贼出没频繁。为了给大家一个安定祥和的工作和生活环境，让老百姓能够专心生产建设，政府召开了国务院扩大会议，议题之一便是如何强化治安。会中有人提出乱世用重典，建议严厉打击盗窃嫌疑人，大刑伺候（类似于“严打”）。作为一把手的李世民当场就否定了这一提议。他说：“没有人生下来就愿意去打家劫舍、偷鸡摸狗。只是由于税赋太重，劳役繁多，再加上贪官污吏趁机敲诈勒索，人们无法正常过日子，才去铤而走险，啸聚山林。如果大家都有吃有穿，谁还去无事生非啊？”
政治工作方面，为进一步提升行政效率，降低政府支出，改变公务员比例过高的情况，贞观元年，中央政府下令把全国划分为十道，道下设州，州下设县，全国形成了中央——道——州——县的四级行政体系。同时，由尚书左仆射房玄龄主持裁汰冗员。
裁员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少不了有人打招呼、批条子，甚至采取武力胁迫等非常手段，但是在皇帝的鼎力支持和房玄龄英明果断的指挥下，裁员工作进展顺利。裁员结束后中央政府在编的公务员仅剩643人。
上面说到全国被划分为十道，分别为：
关内道，包括京城长安附近地区，即所谓关中地区；
河南道，包括黄河以南，淮河以北，主要有今天的河南、山东以及江苏和安徽的北部；
河东道，主要是今天的山西以及河北和内蒙古一部分；
河北道，主要包括今天的河北、北京、天津和辽宁一部分；
山南道，主要是秦岭以南，长江以北地区，包括今天的重庆、湖北和河南一部分；［小说网·。cc］
陇右道，主要是今天甘肃和青海省一部分；
淮南道，主要是淮河以南到长江以北一带，包括今天江苏和安徽在上述地区的部分；
江南道，主要是长江以南到五岭以北的广大地区，包括今天的贵州一部分、湖南、江西、福建、浙江、上海以及苏南地区；
剑南道，主要是今天四川省的一部分；
岭南道，主要是五岭以南地区，包括今天的广东广西两省和福建的一部分。
唐初的司法和政治算是简单的介绍了。总体而言，贞观之初的司法和政治气氛是相当好的，群臣们对参政议政都很积极，做皇帝的李世民更是带头做好表率。这样上下齐心，国家政治蒸蒸日上，社会治安也是日趋稳定。
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政府再能干，吃穿用度还是要依靠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劳动，否则也只能是望梅止渴，画饼充饥。
经过隋末的战乱，中原人口减少很多，大量良田荒芜，社会经济水平严重倒退。为迅速恢复经济生产，唐政府实行了著名的租庸调制度。
唐初，由于无主土地大量增加，劳动力相对缺乏，人均耕地数很高。换句话说，人人都有可能成为大小不等的地主。针对这一情况，唐政府没有多为大地主们考虑，而是直接分田到户：每一个成年男人分田一百亩，其中二十亩为永业田，永远归这个人了；八十亩为口分田，死后还给国家。凡拿到田的人，每年要向国家上缴税收粟二石，叫做“租”；缴纳绢二匹、绫二丈，丝绵三两，如果你的家乡养不了蚕，抽不出丝，也没关系，那就缴二丈五尺布和三斤麻，这就叫“调”；此外，每个成年男子每年必需服徭役（给政府义务劳动，不管吃不管住不给钱，是一种变相的税收）二十日，有闰月加二日；如果不服徭役则可以纳绢或布替代，每天折合绢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叫作“庸”。
为提高政策的可执行性，唐政府还另外规定：若国家有事须增加服役者，凡加役15天，享受税收优惠，免“调”，加役30天则更加优惠，“租”“调”全免；而且为避免给人民带来过重的负担，还规定了服役的上限：每年的额外加役，连同正役，最高不得超过50天。这些措施加在一起，就称作“租庸调制”。
租庸调制的实施是基于当时人少地多，国家需要修养生息的国情基础之上。它的实施充分调动了最广大农民朋友的劳动积极性，政府财政收入也逐年增加。饱经战乱的关中、河南、河北和山东等地很快就重现了勃勃生机。而没有太多遭受战争洗礼的江南等富庶之地的经济也愈加繁荣起来。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贞观初年，全国总人口不到三百万户，一斗米的价值等同于一匹绢。而到了贞观四年，一斗米只要四五个铜钱，牛羊漫山遍野，人口和物产数量都大为增加。
经济的迅速复苏带来最直接的影响就是社会治安的改善。那时几乎家家都可以“夜不闭户”，当年全国被判死刑的犯罪嫌疑人共计不过区区二十九人，时号“太平”。
政治、经济的全面复苏还带来了民族的空前团结。据史书记载，当时四方蛮夷归附竟高达一百二十万人之众。
第十六章 名将登场
随着大唐帝国政治体制的逐步完善，经济水平的全面提升以及国家军事力量的极大增强，李世民内心深处隐藏的复仇之火又开始熊熊燃烧起来。“渭水之盟”就像是落在他内心深处的一块顽疾，不去不快！东突厥，等着吧，早晚要让你把欠我的连本带息都吐出来！
机会很快就来了。因为北面的东突厥正欢快地走在下坡的星光大道上呢。作为一个军事统领，颉利是有一定表现的，但作为一个政治上的领导者，他却并不称职。
多次南下掳掠让他充分感受了中原地区的富庶，大大拓宽了眼界。垂涎于大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的同时，他更是对中原皇帝的权威和奢华风仪羡慕不已。
李渊那小子做得，我也做得！
为了不引起部落酋长们的反对，颉利还是只称可汗，但实际上却在积极效仿中原，准备行一把皇帝之实。
可是事情总是到做时方知道难。
着手准备后他才傻了眼：身边的人，和自己一样，都是打小在马背上长大，论骑术和战斗力那自然是没的说，可要是让他们起草个文件或编写个制度那可真是张飞穿针——大眼瞪小眼了。
怎么办？
要说也很简单，另外找个精通此道的人便是。
可惜，寻遍突厥也没找到所要的人才，只好去打隔壁汉人的主意。于是，一位名叫赵德言的人物就此登场。
赵德言者，何方人氏不知，春秋几许不知，有无婚娶不知，何时入突厥不知，如何为颉利可汗所知不知……
赵德言的生平人们知之甚少，只知道这位有些神秘的人物备受颉利的信任与宠爱，负责为东突厥制定制度并监督实施。而这位老兄也“不负重望”，制定了整整一箩筐的规章制度，并要求各酋长、贵族严格恪守。
问题很快就出现了：颉利想过皇帝的生活，手下人却不愿当汉化的臣民。在他们眼中，那些纷繁复杂的条条框框极其无聊，除了让自己过得越来越不舒服外没有任何作用。比如，过去找可汗说个事，走进营帐，行个礼就直接开说。现在可好，还没看见可汗的帐篷呢，就要跪下来磕头，三跪九叩之后才来到可汗门前，然后是恭恭敬敬地请求侍从们向可汗口头转达自己要说的内容（没办法，都不识字）。再等上个半天才能从侍从们口中听到可汗的指示。倘若一次没表达清意思，还得再多跪上半天。嘿嘿，还真是难为他们了。
自然的，各部落的酋长们开始不满。本身就不是单一部族的东突厥汗国开始彼此离心离德。
经济形势也不容乐观。作为游牧民族，东突厥本身没有多少生产能力，主要经济来源是放牧。但那也只能最多保证填饱肚子，想要过好日子致富，基本只能靠抢。颉利可汗依仗武力强大，连年向四方讨伐，最后终于连老天也看不下去了。数年来东突厥的气候是一年比一年恶劣，连降暴雪，平地雪深数尺，牲畜大量死亡，百姓们连年饱受饥荒之苦。
贞观二年，东突厥内部小可汗突利所管辖的奚、欤А⑵醯さ炔孔逦俗非笮腋Ｉ睿鞫蚰媳叩奶瞥督怠８河兄苯恿斓荚鹑蔚耐焕或±罂珊雇绰睿⒈辉鹆盍⒓绰时制脚涯妗�
倒霉的突利窝着一肚子火上了路，本指着在那几个小部落身上威风一下，好赖给自己挽回点面子。不料，强中更有强中手，那些同为马背民族的部落在剽悍上丝毫不落下风——率军征讨的突利被打得大败而回。更惨的是暴跳如雷的颉利居然还把所有积攒的怨气都一股脑儿撒到了突利的身上：把他打入大牢，折腾了许久才放了出来。原本是好哥儿们的二人就此结怨。
面对国内人心思变、民生凋敝的衰败局面，颉利可汗非但没有专注于救济灾民，安定统治，反而是试图用粗暴的镇压手段来解决反抗，用对外发动战争的手段来转移注意力。频繁的军事行动最终导致军事开支的缺口进一步加大。为填补财政缺口，颉利又错误地采取了加重税赋的方法。
这便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早已不堪重负的百姓们再也无法忍受更重的苛捐杂税了，于是他们中许多人开始逃亡。
与此同时，在东突厥的北部，薛延陀部落开始异军突起。正所谓良禽择木而栖，原颉利统治下的一些部落开始纷纷转投薛延陀部落麾下。他们经过民主磋商，决定尊奉薛延陀部落的头领乙失夷男为可汗。这乙失夷男虽说是个化外之人，却十分懂得人怕出名猪怕壮的道理，害怕名头过响会招来东突厥和唐朝的共同敌视，迟迟未敢接受可汗的称号。
密切关注东突厥形势的李世民得知这一线报后大喜，凭着天生对政治的高度敏感，他隐约感觉到“渭水之盟”雪耻的机会将至。
于是他秘密派遣游击将军乔师望携带诏书，沿小路前往薛延陀部落，以大唐皇帝的名义册封乙失夷男为真珠毗伽可汗。面对这个天上掉下的大馅饼，乙失夷男喜出望外，一面立即派人入唐朝进贡，表示臣服，一面忙不迭地着手建立了汗国政府，自称可汗。
大旗竖起来以后，又陆续有不少小部落前来归附。薛延陀的势力越发膨胀起来。
已是焦头烂额的颉利可汗听到唐、薛结盟的消息后大为恐慌。唯恐腹背受敌的他终于得意不起来了，一改先前趾高气扬的姿态，迅速做出了回应：派遣使者前往唐朝请求赐婚，并表示愿意归附。
怕了吧？别急，这还没完呢。
玄武门之变的功臣张公谨，时任代州总管，是北方边防事务的重要负责人。尽忠职守的他在此时上疏中央政府，主张立即对东突厥汗国发动一场彻底的、一劳永逸的灭国性攻击。在奏章中，他详细分析了作战的几大有利条件：
一、颉利疏远本族人，亲近外族人，将大批东突厥的贵族和将领定罪，已处于众叛亲离的尴尬境地；
二、薛延陀和其他一些部落纷纷叛离，对东突厥已经构成巨大威胁；
三、这几年塞外气候恶劣，粮草缺乏，东突厥军队的装备大不如前；
四、隋末至今，不少中原人士为避战乱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