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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从战术上来看，除安市城外，其余战役都基本顺利地完成，并且屡屡创出以少胜多的佳绩，充分体现了唐军训练有素和经验丰富的优势。然而，最后因粮食耗尽而被迫退兵，却使得之前的一场场胜仗打上了个大大的折扣。
毫无疑问，此时高句丽的有生力量远不如开战前，然而却也不是就此彻底一蹶不振。唐军撤走后没过多久，高句丽又趾高气扬地发动了对新罗的战争。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此次东征并没有实现彻底摧毁高句丽军事力量的目标。
此次东征，真正的结果应该说是撤回，而非败回，然而，数次成功地击败了高句丽大军，结果却在一座孤城面前被阻挡住了前进的步伐，考虑到两国的综合国力对比，实在不能说是什么光彩的胜利。
对此，不少人认为，长孙无忌故作忠贞之状，以一个军事外行的身份否定了突击平壤的妙计，实乃此次事件的祸首。但我以为不然，当年李世民可以不顾全体官员的齐声反对，坚持自己的决定，现在更没有理由因为长孙无忌一人的阻挠就改变心意。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晚年的李世民也开始趋于保守，力求四平八稳，早已失去了年青时横扫六合的勇气。
人遇到挫折时往往会沉静下来，李世民也不例外。回国的路上，李世民着实想了很多。
他想到了魏征，那个可气又可敬的老头儿，那个敢于和他当庭争辩的倔老头儿。如果他还活在人世，自己还会不会发起这场亲征？
应该不会吧，以他的性格，必定会极力阻止我的。那么，很可能就不会是今天这个结果了。
可惜！魏征已经先我而去了，可怜他的墓碑，还被我下令推倒砸坏，孤零零地散落在荒草堆中。
当时的我怎么会这么大的火气？
悔不该啊！来人！传朕的旨意，派特使去给魏司空重新树碑，同时替朕好好慰问一下他的家人！
不！我犯下的错我要自己去弥补。传魏司空的家人来行宫见朕，朕要当面安抚他们。
……
一个月后，李世民回到了定州，与太子李治会合后，共同踏上了返回都城长安之路。
第四十六章 官场险恶
虽然东征没有能够一举拿下高句丽，但李世民早已将高句丽列入了必须除去的黑名单中，不除不快。哼，以我大唐的雄厚国力，拖也要把你小样拖死！
就算朕有生之年灭不了你，朕还有儿子，儿子还有孙子，子子孙孙无穷尽，你高句丽就那么巴掌大个地方，终有一天那个半岛上的人们要成为我大唐的子民！
只是，发狠对身体是没有好处的。李世民长期在外辛苦作战，回来之后身上便长了个疮。不知道具体是什么病所致，但是古人长疮后，不久便一命呜呼的大有人在。西楚霸王项羽的智囊范增便是如此。
长疮后，李世民一度病情严重，卧床不起。可是，谁都没有想到，他的这场病，居然直接导致了一位宰相级官员的死亡。
其实，事情过程很简单，简单到不可思议的程度。但是正因为如此简单就断送了一位高级官员的性命，才显得有些不可思议，或者说是耐人寻味。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太宗出征之前，派侍中刘洎辅佐太子李治，留守定州。现在李世民回来了，长了毒疮，病体沉重，高级官员们自然是要轮流入宫问安的。
刘洎也不例外。他和中书令马周一起进宫给病重的李世民请安，哭着表完忠心后便离开了。
出得宫来的刘洎满脸悲伤，逢人就叹道：“皇上病势沉重，怎能不令人担心啊！”
然而，就在他说出这话之后没几天，刘洎就被送进了大牢。
原来，李世民得到了报告是这样的：“刘洎探望皇上出来后，逢人便称国家大事不必忧虑，胡说什么只要辅佐幼主，效法伊尹、霍光的榜样就可以了。哪个官员胆敢三心二意，就把他杀了，局势自然稳定。”
就因为这样一句诬告，刘洎下了大狱。
在现在看来，这诬告的水平着实有限，而且一无录音二无旁证，怎么就能顺顺当当地把一位宰相给拉下马来了呢？
据《太宗实录》、《旧唐书》和《新唐书》的一致记载，诬告者是褚遂良。
这还不算，据上面三本书记载，刘洎被抓之后一直喊冤，而且声称马周可以证明自己的清白。但褚遂良一口咬定确有其事，被叫来作证的马周更是被吓得不敢吭声。于是李世民便认为情况属实，“皇恩浩荡”，留刘洎全尸，赐他自行了断，家属不再追究连带责任。
对此，司马光的观点稍有不同。他在《资治通鉴》里也提到了刘洎之死，但只说是“或谮（有人诬陷）于上”，但并没有具体指出诬告之人。
想那褚遂良也是一代名臣，书法造诣甚高，家世也很显赫（父亲是隋朝高官，与李渊一家都有深厚交情），刘洎当时除了官职以外无一比得上他，褚遂良为何一定要置刘洎于死地呢？
一般来说，一个男人想害死另外一个男人，无非以下几种原因：
A。两人有仇，一方曾经得罪过另一方，因仇而杀。
可是翻遍史籍，不曾发现刘洎和褚遂良之间有何大的仇隙。仅有的一点便是当年皇子争夺太子之位时，刘洎和岑文本提名李泰，褚遂良则坚定和长孙无忌站在同一阵线支持李治。
但是当李治被确立为太子之后，刘洎很快便上疏皇上，提出要对太子严格要求，精心培养，塑造出一个优秀的接班人，而且从此老老实实，再未说过李治一句坏话。就算曾经政见不一，现在也无需害命啊！
B。双方是情敌，为了争夺同一个（也可能是同几个）女人吃醋，心生恶意。
这个说法太无稽了，不做讨论。
C。褚遂良觉得刘洎挡住了自己“前进”的道路，要把他做掉。
刘洎当时官衔比褚遂良高是事实，但刘洎一开始就站错了队，后来即使改正也只是保住了位子，换来个平安无事，其他基本不要指望了。而褚遂良当时的地位压根也不低——不仅是谏议大夫，还是太子宾客，又是长孙无忌的亲密战友。身为高官、铁杆太子党、第一重臣眼中的红人，褚遂良想不升官都难，干嘛还要凭空去诬陷一个并无冤仇之人，况且其谎言和手段还都很低劣。
所以说，褚遂良因此原因陷害刘洎有可能，但可能性不大。
D。刘洎欠褚遂良不少钱，而且一直耍无赖不肯还。
可能性极小。
此外还有一些更加离奇的猜想，不着边际，这里就不讨论了。
总之这事儿，成了个谜。只有司马光认为不是褚遂良所为，他一口咬定刘洎有不良居心，马周不敢作证之类的事都是捏造，不可靠。所以《资治通鉴》里只说李世民相信了诬告，随后赐死了刘洎。
看来指望有现成的观点是不大可能了，那么只能我们自己来分析了。
当时李世民病重，随时可能挂掉，而且皇帝和太子都在行宫，不在长安。一旦出现意外，重演秦朝的沙丘之谋（秦始皇死后，赵高和李斯秘不发丧，将太子扶苏和蒙恬赐死，拥立胡亥为二世皇帝）不是不可能。当然，如果一切正常，即使太宗死在外地，继位者也是李治，因此有心作乱者，必是打算另立皇帝之人。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可就危险了！
相信这是李治的支持者们的想法。
那么，我们怎么办呢？当然是先下手为强，把可能的“赵高”和“李斯”们找出来干掉！
相信这还是李治支持者们的想法。
想法有了，那目标呢？
原来有其他想法的高官呗！
于是，矛头指向了曾经支持过李泰的中书令岑文本和侍郎刘洎。这两位可都是宰相级的高官，能耐很大！威胁更大！
可是，岑文本已经在东征的途中病死了，不在关注之列。剩下的只需要对付刘洎就行。而在这之前，刘洎的一番话，更是大大断送了别人放自己一马的可能，而是赔上了自己的身家性命。
李世民出发之前，把身兼太子左庶子、检校民部尚书，主管吏部、礼部和民部业务的侍中刘洎留在定州辅佐太子李治。一般来说，君王离开政府中枢，都会再三关照留守官员要保持局面稳定。李世民也不例外。他对刘洎委以重任，要求他时刻关注国家的安危。
领导委以重任本是件好事，可是事情就坏在了刘洎的反应上。作为一个在官场摸爬滚打多年的高级官员，只要不是窝囊废，都应该知道该怎么做——对于君王，只要一脸忠心再流几行难舍难分的眼泪便足够了。可是这刘洎兴许是太激动了，觉得自己肩上的责任极其重大，便脱口而出：“陛下尽可安心。如果有官员违法乱纪，我将立即诛杀之。”
得，这话听得老大李世民可不爽了。有心作乱者自然该杀，但是我把后方委托给你，不是让你来做有实无名的皇帝。我自己都不会一有风吹草动就杀人，怎么你竟然把杀人当成保持稳定的法宝了？更何况施加的压力过大反而容易酿成不必要的动荡，反倒适得其反。
于是在临行前，他丢给刘洎几句话：“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你性情粗疏而又为人刚强，恐怕以后会因此带来灾祸。对此一定要好好地引以为戒啊！”
果然一语成谶。
刘洎上述这番话没多久就经由非正式渠道传到了许多人的耳朵里。不少人，特别是那些平时和刘洎不对付的高官们顿时火冒三丈：你刘洎是个什么东西？做了几天侍中就当天下皇上老大，你老二了？皇上不过是命你留守，你小子居然就敢口出狂言，扬言要杀有过之人 ？＇…＇我呸！就凭你，也配？
可是骂归骂，刘洎可是整天跟在那个一向以忠厚老实出名的太子身边的，万一哪天忽悠太子几句，真的“便宜行事”铲除了自己，那后果可真的是要吃不了兜着走的。这人实在是可恶之极……
于是，刘洎渐渐成了高官们的眼中钉，肉中刺，忌恨他的人越来越多。更可悲的是，刘洎同志自己却还浑浑然不知觉。
那么为何一向英明神武的李世民在这件事情中却表现得颇似个昏君，居然没有自己的基本判断呢？
很简单，他有他的致命弱点。那便是玄武门之变的阴影。
自己是靠宫廷政变登上皇位的，李世民一直担心哪天自己也被“玄武门”了。于是，刘洎的敌人们便敏锐地抓住了这一点，极力宣扬刘洎有作乱夺权的狼子野心，打算在李世民“崩”了之后通过流血政变来独揽大权，进而登上皇位的宝座。
在李世民看来，敢于学他样的人都必须死。而现在，指控刘洎说过那些带有明显造反意图言论的人越来越多，而为刘洎辩护的除了他自己再无别人。再回想起出征之前那句让李世民很不爽的话。嗯，刘洎就算未必真有造反之举，也恐怕早有了造反之意。
为了自己能正常地告别这个世界，为了子子孙孙永保大唐基业，刘洎，既然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证明你的清白，那么你便是有罪的。
直到下了死牢，即将被赐死的时候，刘洎还想留下遗书，用身家性命来表明自己的清白无辜。可是他终于发现，自己早已被反对者的阴影完全笼罩住——他希望司法部门能够给他纸和笔，可是得到的唯有冷冷的嘲笑和谩骂。
在绝望中，刘洎匆匆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一千多年以后的我们，已经很难再还原当时的所有事件，挖出事件的真相。但是，我们依然可以清楚地看到，无论在盛世还是在末世，政治斗争漩涡中的人们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