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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强大的政府压力，士族间要么不办仪式，直接把女儿送到女婿家，要么宁可让女儿一辈子老死在家，也不愿降低门楣，与寒门结亲。倒是便宜了一些相对穷困且非士族正支的，很是借机发了财。
李治打击旧士族，并不是真的看重“门第”，而是要彻底肃清异己势力，建立起一个真正唯我独尊的新政府。而命令之所以能够被迅速、坚决地执行，还要感谢那些出身贫寒的众多中下级官吏。因为只有扫清了那些老儿，他们才有进步的可能。
所谓忠心，所谓君臣之道，在赤裸裸的利益面前，想要做到坚如磐石，实在很难。
扫清了旧势力，掌控了新政权，李治很高兴。和他一样开心的还有直接受益者——许敬宗和李义府。只是许敬宗年事已高，已经折腾不动了。跳的最欢最高的，还数李义府。
李治的身体不如父亲强健，一直不定期地饱受头痛的折磨。显庆五年（公元660年），病情升级，严重时几乎目不见物。
目不见物了自然不能再批阅奏章，但他又不放心放权给李义府，而当时也还没有“司礼监”之类的辅助机构。
好在有能力又可信任的还有一个人——武后。
当然李治也不可能一下子就把权力全部下放给她。虽然史书上说是“时时令后决之”，但相信其间肯定是经过了从尝试、实习到放手的过程。
应该说，丰富的经历、聪慧的头脑和冷静的心态帮助武后很快胜任了新工作。在政务的处理上，她决策迅速、果断，不仅善于发现问题，还经常能提出一些颇具建设性的意见。这些都让李治感到十分满意。
见的世面多了，武后对于权力的欲望也开始逐渐膨胀。
公元661年，唐政府再度改年号为龙朔。龙朔二年，中央政府来了个官场大洗牌。
不过这次洗的不是人，而是官名。
传统的“三省六部”中，尚书、中书和门下三省分别改称为“中台”、“西台”和“东台”，三省的最高长官也由“尚书仆射”、“中书令”和“侍中”变成了“匡政”、“右相”和“左相”；而各部尚书则都成了“太常伯”，侍郎们则改成了“少常伯”等等。
我们知道，历代中国官名的使用周期都很长，往往要延续数百年，毕竟当权者都是男子，他们往往更关注实质，而不是形式。
女人不一样。除了实质，她们还喜欢在形式上推陈出新。比如家里明明什么都有，她们仍然会不时添置些小饰品。所以说，这些官职名的变化很可能是出自武后的授意。
透过现象看本质，李义府欣喜地看到皇后地位在提高。仗着自己和皇后的亲密关系，李义府越蹦越欢，狂妄自大的程度更是无以复加。
不久，李义府上疏，请求将自己的祖父改葬到永康陵旁。
李治批准了。
永康陵不是具体的地名，而是私人墓冢。墓主姓李名虎，是本朝高祖李渊的祖父。不用说，李义府这是要显摆一下，不光自己位高权重，连死去的爷爷也要换个地方睡觉，沾染点皇家贵气。
李义府手握大权，迁祖坟这等大事可不能简单了事。就算李大人想节俭，手下的人也不答应啊！
新墓冢所在的三原县令李孝节是个希望进步的上进人士。听说李大人的爷爷要搬家到自己的辖区，他喜出望外，立刻违反规定向民间征集民工和牛马，主动为李老太爷建筑新家。
他这一忙活不要紧，临近的高陵、泾阳等七县的县令唯恐表现落后，得罪了李大人，也纷纷效法，派出人马参与建设。其中，高陵县令张敬业人如其名，敬业又胆小，为了操办张老太爷的新居事事亲力亲为，居然活活累死在了施工现场。
建坟折腾死了县官，而接下来的葬礼更是惊天地泣鬼神。
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各级官员都争先恐后向李大人赠送吊丧的礼品。葬礼中所用的仪仗、器皿及服饰等都是“穷极奢侈”。
这还不算，从长安城外的灞桥到陵墓所在的三原，路边用来供奉祭品和奠仪的帐篷连绵七十余里，不计其数的工作人员在其间奔走忙碌，热闹非常。
记得《旧唐书》中对此有过这么一句评论：武德以来，王公葬送之盛，未始有也。
高调至此，非议显然是不少了。可李义府不在乎，卖官的老生意是越发红火了，最后连皇帝李治都看不下去了。
李治是个性情温和的人。温和的人喜欢采用迂回战术：“听说爱卿的儿子和女婿做事很不谨慎，民间早有非议。朕不得不亲自出面帮他们掩过饰非。希望爱卿今后能对家人加强管教才好。”
作为皇帝，话说到这份儿上，实在是给足了做臣子的面子。
李义府却是嚣张惯了。此时的他眼里只看得到皇后。听了皇帝的规劝后，他非但没有表现出惭愧，反而面色大变，青筋尽爆，高声责问道：“是谁告诉陛下的？”
看到李义府的反应，李治面色一沉，说道：“如果这些都是事实，爱卿又何必计较出处呢？”
或许是听出了皇帝的不满，但仗着有皇后撑腰，他不再说话，而是笑着走了出去，俨然出入无人之境。
李治没有想到自己居然亲手喂大了一只白眼狼。他虽然嘴上不说，但心中早已出离愤怒。这一刻，他终于知道自己要拿这个家伙怎么办了。
李治怎么看，李义府似乎并不在乎。但人总免不了一种心理：得到的越多，越害怕失去。李义府也不例外。
于是，当一个叫杜元纪的术士告诉他说在他的住处闻到了监狱的气息时，李义府慌了。
既然指出了问题，自然是要提供解决方法的：攒够二千万铜钱，便可以压住这股不良之气。
这正是李大人最喜欢也最擅长的。为了早日实现目标，他开始变本加厉地敛财，手段也越发多样。此时的李义府，除了敛财，便是和杜元纪一起观察天象，判断吉凶，就连亲娘去世也没能干扰到他的生活节奏。
不久，李治收到举报：李义府和一帮不明来路之人念念有词地爬上了长安城外的一座古墓，很可能是在研究妖术，意图谋反！
紧接着，右金吾仓曹参军（出纳）杨行颖举报：李义府指使儿子李津向长孙无忌的孙子长孙延索要铜钱七十万，理由是自己曾出力帮他谋了个司津监（水利局长）的职位。
好，有了这两项罪名，可以启动司法程序了。
李治下诏：由司刑太常伯（原刑部尚书）刘祥道会同御史（检察机构）、详刑（最高法院）组成特别法庭，共同审理李义府一案。司空李世勣任此案的最高法官。
嘿，瞧这架势，摆明是告诉李义府及其同党，这个案子，上面已经铁了心要彻查到底，你们就洗干净屁股等着把牢底坐穿吧！
很快，特别法庭做出了判决：李义府罪行昭彰，证据确凿，按律论处！
可能是武后在关键时刻发挥了影响力，李义府最终被免处死刑，改放逐到嶲州（四川西昌市）；他的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婿也分别被流放到了振州（海南三亚）和庭州（原高昌国境内）。
判决一出，百姓无不拍手叫好，并美其名曰“除四凶”。
消息传出，官员百姓欢声雷动，欢欣鼓舞的程度宛如当年董卓被杀。更有一位佚名作家，专门做了一篇《河间道行军元帅刘祥道破铜山大贼李义府露布（即公开告捷文书）》，用幽默的文笔描绘了李义府的丑态以及案件的处理过程，并在大街各处公开张贴，所看之人无不拍手称快。
至此，李义府一家彻底从巅峰跌落到了谷底，身败名裂，万劫不复。
当然，这事儿其实并不似看上去这么简单。
李义府老娘过世后，为便于他尽孝，政府特恩准他在初一和十五守丧。结果他老人家根本不操这个心，而是穿戴平常地（丧期该穿孝服）和杜元纪一起跑到城外的古墓上去。至于被人告发借旁门左道之术谋反可是大大的冤枉，人家根本就是在搞天文学研究，根本就没有谋反的心思。
至于勒索七十万铜钱，较之之前大肆卖官和逼死官员等恶行，实在算不得是罪行。更何况，就算事态严重，告发者杨行颖作为一名小小的出纳，又如何知晓得如此详细，又是谁给了豹子胆前来上报呢？
归根到底，是李治要除去李义府。李义府恶贯满盈加上公然对天子不敬，如此下场纯属自找。虽有武后做靠山，但也拗不过李治的决心。
不过，由于先前李义府曾有过先贬后扬的经历，加上他又是武后跟前的红人，因此还是有人把这看做了“抄底”的好时机。
东台侍郎（原门下侍郎）薛元超便是其中之一。
李义府被流放后，薛元超上疏李治，请求让李义府在流放地骑马（按照《唐律》，罪人是不能骑马的）。显然，他是想通过优待李义府向武后示好。
可惜，他不知道，李义府得罪的不是别人，恰恰是皇帝李治。
薛元超拍错了时机，倒把自己放到了皇帝的对立面。于是很快他被连贬数级，踢出了京城，去简州（四川简阳）做刺史去了。
不过有付出就会有回报。虽然李治不领情，但武后还是记住了他。
虽然朝中时有事件发生，对外战争也在不断继续，李治夫妻的感情却是越发深厚。不久两口子决定一起去东都洛阳“巡视”，享受一下属于二人的完美新世界。
古代帝王出巡的并不在少，大多时候是带着一堆女人一起上路，像李治这样只带大老婆并不多见。通过这次出巡，李治和武后的感情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
不过，感情好归好，争吵还是在所难免。偏偏这二位又都是容易犯倔的主儿，彼此都不肯退让，生闷气也是常有的事儿。生气后，李治就去处理政务，以转移注意力；武后没事可做，郁闷一时难以排解，久而久之竟然迷上了占卜祈福。
经人推荐，一名叫郭行真的道士被召入宫中为皇后施展祈福避祸的“法术”。
前面说到，武后因为经常帮李治处理政务中，渐渐尝到了玩弄权术、掌控天下的乐趣，加之皇后地位已经稳固，她开始化被动为主动，积极参与李治的政治决策，但在态度和方法方面却不太注意，常常惹得李治不快。
这时，一名叫王伏胜的宦官向李治报告：皇后招道士入宫施法，行迹十分可疑！
李治心中憋屈的怒火在这一刻终于全面爆发。愤怒的他像许多夫妻吵架后一样需要宣泄，于是他喊出了一句“这日子没法过了，明儿就上民政局离婚！”
他虽是天子，但不开心的时候也需要向人倾诉。
这次他找来倾诉的对象是时任西台侍郎（中书侍郎）、同东西台三品（同中书门下三品）的宰相上官仪。
上官仪饱读诗书，文采出众，贞观年间已是弘文馆学士。他的文章文藻华丽，对仗工整，深得李治的欣赏。且看他的《咏画障》：
芳晨丽日桃花浦，珠帘翠帐凤凰楼。
蔡女菱歌移锦缆，燕姬春望上琼钩。
新妆漏影浮轻扇，冶袖飘香入浅流。
未减行雨荆台下，自比凌波洛浦游。
听了皇帝大倒苦水后，上官仪感同身受：这还了得，贵为皇后，理应做好天下女子的表率。这武后的所作所为显然已经超越了女子的道德标准，逾越了为人妻的本分，根本不配再母仪天下。于是他慷慨激昂地提议：“皇后如此纵情任性，天下百姓都无法心服，索性不如废除其皇后之位！”
上官仪完全是从传统道德的角度出发，实事求是地认为武后已不再适合统领后宫；而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