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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下能节省大宗银钱，皇帝对他的成就特颁圣旨嘉许，次年二月，朝廷拨给徐州铜钱三万贯，米粮一千八百石，民工七千二百名，在徐州外城东南建筑了一条木坝。
新建的外围城墙上，东坡兴工建筑了一座楼纪念抗洪胜利：一百尺高，名之为黄楼，后来黄楼一词就成了苏东坡在徐州所作诗歌总集的名称。
不过这确实属于地道的“形象工程”，政府有限的筑坝资金用在修建如此高楼上是否合适？
这就是古代与今天的不同之处了，修楼与抗洪是极大关联的：抗洪救灾最需要的是万众一心，在古代没有任何广播电视的情况下，依靠什么稳定百姓的信心？这就需要一种心理暗示，中国许多地方修塔镇水就是这个意思，苏东坡修“黄楼”其意义也在于此。
按中国独有的宇宙论，宇宙中万物由金木水火土五行所构成。五行中每一行都代表一种性质，如：坚硬、生长、流动、热、重等等，这些性质都具有一种宇宙本质的意义，不但指物质的宇宙，也指生命的功能与人的个性行为，甚至可以用于男女的婚配。一切生命离不开五行的交互作用，万物相生相克。
而每一行皆有其颜色，来像征这种元素的性质，黄即代表土，黑代表水，黄土可以克服水，黄楼之命名即含有克制水患之意。
也不光是为了坚定民心与士气，有了这绝对的制高点，对观察一旦遇到的水患、兵势、军情等，当然有了大大有利的地势。
估计还有一个古今同理的好处：每逢救灾抢险，除国家拨款外一般都要发动人民捐助，这倒不是相中了百姓那点瘪瘪的钱夹，而是藉此敛聚民心，以示与灾民患难与共，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么。
就是现在，一般修建庙宇也比修建学校能引起百姓的关注，本人曾工作的附近，就建了一个精致的小庙，投资巨大，可是没用国家动用一分钱，全是由当地老百姓绝对自愿捐助而建成，只是难以判断：这是一种悲哀？还是一种感动？因为当地的小学其校舍远没有这庙宇辉煌威武。
宋代能例外？老百姓对修建镇水的黄楼肯定会比捐助修堤热情的。
苏东坡筑堤建楼费了半年心力，神宗元丰元年（1078年）九月初九重阳节，黄楼举行盛大落成典礼，徐州全城万人空巷，前来参加。新落成的黄楼耸立于东门，高一百尺，下面立有五十五尺高的旗竿。楼的形状犹如一个宽广的佛塔。
众人欣喜登楼，一览四周景物：早晨浓雾笼罩，过往船只桨橹哑哑作响，身处黄楼，犹如置身于海船！雾散日出之刻，遥见远方渔村错落如画，山峰峻岩峻峨似刻，波涛澎湃之声与近处的鹅鸭之声交互相闻，此情此景，怎不使诗人添诗意，文人增文思？
东坡欣然提笔，赋诗祝贺：
去年重阳不可说，南城夜半千沤发。
水穿城下作雷鸣，泥满城头飞雨滑。
黄花白酒无人问，日暮归来洗靴袜。
岂知还复有今年，把盏对花容一呷。
莫嫌酒薄红粉陋； 终胜泥中事锹锸。
苏东坡还写了一篇文章记此盛事，刻之于石。那块刻了东坡雄文的石碑却经历非凡：后来苏东坡遭贬，所有带苏东坡名字的石碑都奉命毁坏，其时的徐州太守只好把这块石碑投在护城河里。
时间久了，老百姓已然忘记了禁令，而皇家也开始搜集苏东坡的墨迹手稿，这时的太守苗仲先把此石碑打捞上来。此人是个绝对的经商高手：暗中把碑文拓了数千份后突然向诸同僚宣布道：“我竟然忘记了，禁止东坡碑文的法令尚未取消呀，这个碑应当毁坏才是。”
石碑被依法毁坏，那碑文拓本的价钱自然大涨，苗太守理所当然的发了一笔大财。
做为徐州太守的苏东坡显示了自己在处理政务上的能力，朝廷也特旨嘉奖抗洪抢险英雄苏轼，赞扬他：“亲率官史，驱督兵夫，救护城壁。一城生齿，并仓库庐舍，得免漂没之苦。”
看来苏东坡要在徐州任上时来运转了！
三十五、诗人好客多雅客
苏东坡现在主要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对徐州的治理上，抗洪筑堤的成功，使他在徐州更受人欢迎，其名气远播已不仅限于诗词文赋，一些旧识文友、慕名诗客渐渐聚拢向徐州城。
这时的苏东坡做官近乎事无巨细，一概躬亲，他的目光足迹已经所治辖区全境，甚至及到徐州的监狱牢房，这在宋代为太守者是绝无仅有的。
现在牢房内关押的囚犯多数是赖账的，穷苦的农民偿还不起政府依据“青苗法”借贷给的本今及利息，自然要被依法索债；再有就是拖欠国家各种税赋的“刁民”，没钱当然也要被关起来做苦役顶税了；逃避兵役的穷人交不起赎身的银子，自然也免不了沦为囚犯。
苏东坡没有权力释放或减轻对这些囚犯的处罚，除了上书朝廷历数新法的弊端外，只好亲身视察监狱，并加派郎中为囚犯治病。
宋朝当时有法令：地方长官鞭打犯人致死者，太守必须受罚，但犯人因病致死或照顾不善而死，则无人过问了。苏东坡注意到了这其中的漏洞，严令禁止虐待囚犯，那些所谓“犯人”的家属对苏东坡自然非常感激了。
做为兼领地方军事主官的徐州太守苏东坡对治军也有一套，大宋的部队与北西两面的异族敌国当兵的也没有什么不同，士兵酷爱酗酒、赌博，但徐州的地方部队自苏东坡到任后就杜绝了这军中陋习，苏东坡严禁军中士兵赌博饮酒。在给皇帝的奏章中他向皇帝汇报：当地军队“熟练技艺为诸郡之冠，陛下遣使按阅所具见也。”
宋军还有一条荒谬的军令：低级士卒因公出差，官家不发予旅费，这样一来等于当穷兵越当越穷，有些巴望先富起来的大头兵就只有开小差沦落为盗匪了，这法令等于是逼兵为盗。
苏东坡认为只要政府每年节省下几百绢钱，就可以改革掉这项陋规，新规经付诸于实后逃兵确实减少。
此时的苏东坡好像成了一名极为务实的干吏，成天忙于政务军事，简直有些不像那个爱好诗酒玩乐的苏东坡了。
其实苏东坡对待工作与生活有自己的一套：忙里不忘偷闲，苦中照样求乐，繁忙的公务并不影响苏东坡接待四方朋友，甚至照样携伎旅游，诗文会友。
据《墨庄漫录》载：“徐州有营妓马盼者，甚慧丽。东坡守徐日，极喜之……”
东坡极喜欢这位甚慧丽的营妓马盼儿是由于盼儿多才，这位妓女能模仿一笔东坡字体，几乎可以乱真，苏东坡手书《黄鹤楼》碑文，尚未完成之时，那马盼儿便先手书了“山川开合”四字碑文传了出去，后来苏东坡看到了这“东坡碑铭”，竟略加润色认可了，那流传后世的黄鹤楼碑文的“山川开合”四个大字其实就是妓女马盼儿墨宝。
在苏太守的《次韵王巩颜复同泛舟》中，作者这样形容徐州任上，怀念杭州往日：沈郎清瘦不胜衣，边老便便带十围。
躞蹀身轻山上走，欢呼船重醉中归。
舞腰似雪金钗落，谈辩如云玉麈挥。
忆在钱塘正如此，回头四十二年非。
中间四句，东坡直言不韪描绘自己外出“观政”时顺便探寻名胜，与朋友海阔天空“谈辩”之快意跃然纸上，“舞腰似雪”的“金钗”，直令太守想起当年压的“船重”的西湖“佳丽”，四十二岁的徐州太守不减杭州通判时的风流！
现在的苏东坡名气日大，举国皆知，自欧阳修去世，大宋文坛盟主之名已经非苏东坡莫属，一些文人儒生皆以“夫子”称呼苏东坡了，已有名震一方的文人主动拜倒在东坡门下，以能被纳为苏门弟子为荣，被后世称为“苏门四学士”的其中两位就是这个时期投奔苏东坡的。
这便是宋代著名的诗词大家秦观和黄庭坚。
黄庭坚在“苏门四学士”中年龄最大，日后竟成了江西诗派的鼻祖，在当时人们常以苏黄并称，苏东坡对黄庭坚的评价是：“诗思高旷，数百年来未之见也”。
但黄庭坚写了两首诗，将苏东坡比之为高崖的青松，自己则比为深谷里的小草，希望将来能和青松比高，毛遂自荐师事东坡，此后终身以苏门弟子自居。
秦观后来的名气几乎直追苏东坡，尤其是明人小说“三言”问世后，苏小妹三难新郎的故事逐渐风闻民间，那新郎就是秦观――秦少游，苏小妹即是纯杜撰的苏东坡的小妹妹了。
但正史中的秦少游也是位风流潇洒的词人，结识苏东坡时秦观尚未应科举，身无功名，但是年轻风流，有数量不少的红颜“粉丝”，甚至后来秦观死时，曾有一歌妓为爱他自尽，愿相从情人于地下。
秦观的词清新柔媚，几追柳七――柳永，很得苏东坡喜爱，秦观对苏东坡则更加佩服，辗转来到徐州拜师，竟宣称：“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识苏徐州。”
秦观与黄庭坚，再加上苏东坡之前相识的张耒与晁补之，这就是著名的“苏门四学士”，不过需要说明一下：这几位苏门弟子是因为四人曾同在国家史官领学士衔，都自认师承东坡，当时及后世天下人公认其为苏门四学士。
但苏东坡却从来没有以师自居过，甚至从来没有承认过自己收过这四位被朝野称道的文豪为徒，但甘居苏门弟子的四学士在苏东坡的有生之年，却是自愿同苏老师患难与共，荣辱同当。
来投奔徐州苏太守的人中还有一位值得一提，这就是诗僧参寥子，也就是和尚道潜，和尚出名能得以流传到今天却不是因为精研佛法，而是以诗著名，苏东坡对其诗作的评语是：“诗句清绝……见之令人肃然！”
这是个极重道德情义的和尚，与苏东坡的友谊始终一生，尤其是在苏东坡最艰难的日子里，参寥子一直坚持相陪东坡左右，从未弃离。
苏东坡交友，从不分对象的地位高下，及行当贵贱，和尚、道士、妓女、高官，在他眼里没什么区别，苏东坡对他弟弟苏辙说的几句话最能体现这一点：“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
这点苏东坡却错了，须知：陪玉皇大帝未必就是“伴君如拌虎”，陪田园乞儿也不一定就真的“近墨者黑”，但有一种人是绝对需要远离的，这种人叫“小人”，苏东坡周围有的是这类人。
东坡所认为的“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很快就会使他吃尽苦头，这个世界上的人们从来就是由好人与坏人共同组成的，大概这就是中国古老的阴阳互补理论吧，二者缺一不可，相互依存，直到永恒……甚至那个“坏”字可能出现的频率要多一点，不是有句老话吗：变坏易，学好难。
三十六、高徒名师趣闻稠
咱们中国的老祖宗历来讲究师道尊严，民间竟有句：“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良好习惯延至今天，风范不减古时，我国的课堂纪律之严格大概能称冠全球。
师生能无拘束的讨论问题？鲜见！学生与老师相互开玩笑？哪位老师愿意丢这个老脸？
但宋代的苏东坡却没有这么在乎师徒大防，做为苏东坡的学生是无比幸福的，你可以随意的打趣老师的一切，从字体到文章，甚至相貌，嘲讽几句没关系，损几句老师还兴许更高兴。
做为书法家的苏东坡字体特点就是肥腴、扁平，这展现了东坡偃卧的笔法，尤其转折处都着墨甚重，从而产生一种奇特的侧笔效果，显得卧而不倒，重而不软。
而门下弟子黄庭坚却字如其人，其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