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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平衡预算这个药方，胡佛不能用，罗斯福同样也不能用。股票又暴跌了。总统想说情况“基本上好”，——他真的这样看——可是想起他的前任胡佛也说过这话，就没开口。可是说与不说都一样，到10月19日即“黑星期二”，股票抛售一批接一批冲击着市场，行情报单比市场交易落后二十五分钟，而且新的抛售还源源而来，赶办不及，说明价格还要下降。此后整个冬季，都不时叫人想起1929到1930年的痛苦经历。
人们互相埋怨：纽约股票交易所怪证券和交易所委员会，委员会又怪交易所：工商界责怪政府丧失信心，新政派则背地嘀咕，说什么“资本家罢资”。没有疑问，那年发生的罢工，涉及一百九十五万工人，未免在经济上留下创伤。对于总统和整个国家，这一年本已不是什么好光景，如今又来个所谓“衰退”，情景就更加暗谈。这次股票暴跌，其实比1929年股票市场大崩溃后最初几个月还要厉害。到了1938年春，那在1933年以后找到工作的五百万人又陷于失业，全国百分之十四的人口只能靠救济过活。
平衡预算的想法，罗斯福不想放弃，可是他跟胡佛不一样，成百万群众的匮乏比曼彻斯特派的经济理论【即古典派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等的理论。——译者】更能使得他动心。况且这已经不是1930年，民主党内高谈凯恩斯学说的与日俱增，亨德森和总统的儿子詹姆斯也在其内。罗斯福没读过凯恩斯的著作（同样的知识，如果他跟人谈一下就能得到，他是决不去读书的），1938年2月1日凯恩斯远从英国寄来长信，劝他实行大量的赤字开支，他也并不以为然。（凯恩斯说，“三年前晋谒，承惠予接见，现不揣冒昧，略陈管见如下。”）大量赤字开支是办不到的。有些目标，在学院中看来尽管令人神往，在政治上却是达不到的空想。不过，有限的赤字罗斯福倒是试过，而且行得通。1934、1935这两年，就是凭着这个方法使得局面好转，银根松动，推着股票指数也上升了。白宫的顾问既然推荐凯恩斯的对策，经济衰退又逐月加深，罗斯福只好屈从。4月2日，他由温泉乘火车回华盛顿，途中进午餐时对哈里·惠普金斯和全国青年总署署长安德鲁·威廉斯表示，决定放弃平衡预算的打算。十二天后，他发表炉边谈话，对全国说明，他计划要求国会拨款三十亿元增办公共工程、救济事业、防洪设施和兴建房屋。6月间股票市场又重新活跃，八个月后，道·琼斯的股票指数就由99激增至158。虽然好日子还没到来，好一点的日子已经在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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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则情况好转，批评总统的人并不以为有什么了不起。叫嚷最厉害的那些人，早已不再认其探讨当前情况，却只管闭起眼睛专事诋毁总统。发表4月份要求拨款的炉边谈话后一周，总统对这些人士嘲弄了一番。他抨击大企业，说他们操纵“别人的钱财、别人的劳动、别人的生活”。果然这帮人唾沫四溅，立即上钩，活象巴甫洛夫那群狗一样。凯恩斯认为这样招惹对方未免孩子气。在2月1日来信中，他已经对总统就资本家的心理状态提出看法。他说，企业家不是张牙舞爪的野兽，“虽说豢养不当，也未经驯服，但他们本性还是属于家畜一类。”
凯恩斯这项劝告，罗斯福收到后连信也未回。让这个英国人坚持己见去；罗斯福自己才是熟谙舆论的头号里手，他才不打算向死敌伸出橄榄枝呢！而且不管怎么说，总统同美国企业界的争吵已经势成水火，和解无望了。双方都话说得太多，白眼相向太久，咒骂太凶了，怨毒太深了。
威拉德·M。基普林格是那时畅销企业界的每周新闻筒报的编者，他后来说，自1934年3月1日起，富豪们就对政府产生反感了。到了9月，《时代》周刊发现，“企业界对新政私下冷嘲热讽、百般指摘，几乎成了每天的例行公事”，可是总统人望太高，还不敢公开攻击他，更不要说诋毁他的家属了。
有产阶级这时既已从1933年初的恐慌中脱出身来，他们发现罗斯福所谓“复兴”原来并非要回复“新时代”的繁荣，于是反感更甚。罗斯福要改变局面，可是尽管他出身于资产阶级学校，来往于上层社会，他要变革的却不会有利于有钱的人，而要造福于受压迫者。企业界一致认为，罗斯福老是谈论什么“被遗忘的人”，这只有助长社会动乱。于是，《美国新闻》由戴维·劳伦斯署名，《纽约先驱论坛报》由马克·沙利文署名、《巴尔的摩太阳报》由弗兰克·K。肯特署名，先后开辟专栏载文抨击新政。《星期六晚邮报》更是专门容纳一批作者，大叫今不如昔。《晚邮报》有个主笔愤愤然写道，“说什么美国企业界领导失算，其实不如说全世界都失算了。”这个刊物还发表文章为雇用童工极力辩护，硬说“对美国孩子进行发家致富的启蒙教育，最好的办法是从小让他千活。”后来卡特·格拉斯也议论新政派说“托马斯·杰斐逊【托马斯·杰斐逊（1743－1826年），曾任美国总统（1801－1809年），是《独立宣言》的起草者。——译者】是不会理睬这帮子人的！”由之可见，反对罗斯福，是个阶级路线问题，不是什么党派之争的问题。
1936年大选的结果说明，攻击罗斯福产生了反效果。可是攻击并没有因此停止，反而越来越恶毒，并且转入地下，分散到韦斯切斯特县、奥林奇县、格罗斯地角、迈阿密海滩、布鲁克莱恩、隆梅多，在格林威治、谢克海茨，斯科茨代尔、凯尼尔沃思、温内特卡，在华尔街、斯台特街、栗树街、拉萨尔街等游览地、高级住宅区和工商业中心。有些攻击，采取比较轻松的形式，倒也有趣。例如有的说，有个精神病学家死后上天堂，马上被送去给上帝治病，“因为上帝害了自大狂，以为自己是罗斯福。”又有的说，“为什么工程兴办署的工作人员很象所罗门王呢？因为他随意挑选对象，遂即上床睡觉。”彼得·阿诺画了一幅漫画，画着一群衣饰过分华丽的富豪要到“穷奢戏院”，去“喝罗斯福的倒采”，罗斯福看了，批上一个“高”字。
可是三十年代后期上层和中上层人士的俱乐部和家庭里流传的反罗斯福的污言秽语，一点也不“高明”。这些人好象深知内幕，彼此相告，说什么，当然啦，华盛顿谁也知道，“那个家伙”从老婆埃莉诺那里染上了淋病。（他老婆又是从一个黑人那里染上的。）“罗斯福染上花柳病，快翘辫子了，所以埃莉诺才跑到全国各地去偷汉子。他一死，老婆就打算把美国交给俄国人，自己则到莫斯科去学那克里姆林宫秘传的房中术。罗斯福的大儿子詹姆斯大概还要留下，他惯于推销保险，敲老实商人的竹杠，吃得肥头大耳。”
1950年，约翰·根室写道：“现在人们往往忘了，当时反对罗斯福的流言蜚语反映的阴暗敌对情绪，对他造谣中伤又是多么阴险毒辣。……人们忘了，三十年代后期那些‘上流’乡村俱乐部是一种什么气氛，银行家的午餐会上有些什么骇人听闻的谈论，以及名流贵妇在宴会上怎样嘀嘀咕咕地恶毒诋毁。”当时有的陆军军官，身穿军装，居然拒绝为美国总统的健康干杯。在那些镶有红木板璧的市内俱乐部里，有些老头子争相诅咒，竟说：“罗斯福不过是另一个斯大林——只是比斯大林更坏。”“我们现在不如住到俄国还好些。”波士顿有个书店甚至通知总统著作的发行人贝内特·塞尔夫说，罗斯福的演讲集，“只有用他自己的皮做封面来装订，本店才能代卖。”
除此之外，有些陈词滥调也是常常听到的：“那个人”！“那个家伙”打算破坏美国的生活方式；不能靠乱花钱来度过大萧条；我们的孙子还要付出代价的；反正领救济的有一半是外国人，少发救济，扩编警察，闹翻天也不怕！刘易斯有白宫后门的钥匙。那个人的笑脸是假的，是整形外科医生安上去的；他一辈子没挣过一分钱，就靠他老娘的收入过活。他反正是个犹太人，祖先是荷兰犹太种，改了姓，还不是个纽约犹太油子！（为了证实末后这段话，还编了详尽的族谱，说罗斯福的老祖宗是什么范·罗森菲尔德上校，其实并无其人。）
马奎斯·蔡尔兹在《哈泼斯》月刊1936年5月号发表《他们恨罗斯福》一文，1938年9月14日又在《新共和》周刊发表《他们依然恨罗斯福》。在这两篇引人注目的文章里，他分析了那些仇恨总统的人。第一篇文章指出，“有个砚象，未来的社会史家如果不甚惊奇至少也难理解：美国的上流社会，为什么有成千上万的男男女女今天竟这么疯狂地仇恨罗斯福？”他补充说，“只能用仇恨这个字眼，因为这是深恶痛绝，是满腔怒火，完全不讲道理的。”蔡尔兹以为，“整个美国上层社会多多少少都有所沾染，简直成了一种偏执狂。”
尤其使蔡尔兹迷惑不解的是，那些谩骂总统的人，“从1933年3月的最低点后，他们的收入恢复了，银行差额也已补足了。”有的股票价格已经增加一倍，两倍，三倍，“有的还增至十倍。”公司股息还增加了四成有余。而且富户的所得税又还很轻（每年进款一万六千元，不过上税一千元）。罗斯福的捐税，有不少是以加工税、出厂税的形式，转嫁到广大的消费者身上去的。
尽管如此，那些富家大户（蔡尔兹管他们叫“百分之二”）还是不把华盛顿政府当做自己的政府。他们争相传诵那个“罗森菲尔德”神话，其实就是逐字引述戈培尔谣言小册子。他们有的竟公然说，宁要希特勒，不要罗斯福。这话虽属无稽，也可见其仇恨之深。阿特沃特·肯特1936年6月宣布退休，说罗斯福当总统，他买卖也不愿做。杜邦公司有个副总经理，他的用人都在工程兴办署找到待遇较好的差使，向他辞职，他真气急了。罗斯福谈到伯利恒公司总经理，说：“告诉尤金·格雷斯吧”，“他再也不能一年赚一百万元啦。”罗斯福的话这次居然如实转达，伯利恒公司有个经理听到，竟然心脏病发作。蔡尔兹发现，财东们的怨气也传给中产的白领职员，因为他们对老板仍是不胜钦敬，依旧迷信二十年代那些陈规行话。这些人跟“富人们”（这是他们对那“百分之二”的称呼）不一样，工会于他们无碍，华盛顿夺去财阀巨商的权力也对他们无损，可是他们觉得，不骂罗斯福显不出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