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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由彭玉麟这篇奏疏得到启发：如果将道光中叶以来，洋人与我们海上接仗的历史如实地排列出来，把它作为这个奏疏的附件的话，它将会以惨重的教训使阅读此奏者，更为清醒地认识到建立海军的必要性，而不得不从心里赞同长江水师的改制。
两江总督幕府有的是这方面的人才，以汪士铎为首的编纂处立即组成。他们苦干了七日七夜，终于编成一篇四万字的《华夷海战三十年大事记》，并誊抄两份。一份存底，一份连同彭玉麟的奏疏，由薛福成亲自送到北京恭王府。
果然如曾、彭所料，这篇奏疏连同附件引起了恭王奕䜣、军机大臣文祥等人的高度重视，连两宫太后也为之动容。恭王建议，为慎重起见，命军机处将彭奏和《大事记》一并发给直隶、陕甘、四川、闽浙、湖广、两广、云贵各省总督，要他们就此事各抒己见。这时，彭玉麟也亲赴杭州游说左宗棠。出乎彭玉麟的意料，左宗棠听完他的陈述后立即表态：完全赞成长江水师改编为朝廷的经制之师。至于建海军一事，左宗棠劝彭玉麟不必着急。第一步要借此良机将长江水师整顿好，把不称职者尽行汰去，宁缺毋滥。第二步再做好长江两岸的巡守，保卫内河商船、民船的航行，并认真训练人才。第三步则以狼山镇为基地，筹备外海水师，保卫海疆，抵御外寇。现在先行第一步。并说他将以此复奏军机处。彭玉麟为左宗棠光风霁月般的胸襟所感动，临别时紧握老朋友的手说：“今后长江水师的整顿、建制等方面，还请你多多指导。”左宗棠当仁不让地点头应允。
官文也给曾国藩、彭玉麟来了信，说我大清王朝早就应该建海军了，长江水师已是海军雏形，理应改为经制之师，永远存在下去。又说自己于水师不懂，假若今后真的兼了海军统领，那是无比荣幸的事，还请曾、彭多多辅佐，共创伟业。曾国藩、彭玉麟阅后，会心一笑。
杨岳斌接到军机处的咨文后十分激动，连夜命幕僚起草，以最坚定的态度支持此事。并说它将是我中国千古未有之大事，必会使宣宗爷、先帝含笑于九泉。又说自己宁可不当陕甘总督，愿去改制后的水师充当一个偏裨将校。
刘长佑、骆秉章、毛鸿宾都明确表示赞成此事。只有年迈的劳崇光态度比较含糊，既表示同意，又说要慎重，读完全篇，也不知他究竟是赞成还是不赞成。不过，劳崇光在七位总督中的地位，只与毛鸿宾相上下，都是属于没有战功一类的，远不如左、杨、官、刘、骆，何况他也没有明白反对。长江水师改为经制之师，就这样顺顺当当地通过了。皇太后接受了左宗棠的建议，筹建海军一事暂缓，先把水师整顿好，以巡守长江为主要职务。更令他们兴奋的是，朝廷任命彭玉麟为统领，并没有官文的名字，那个好名的大学士空喜了一场。
彭玉麟日夜与黄翼升、李朝斌等人计议，拟出了一个章程：统领之下设提督两员，由黄、李分任；建岳州、汉阳、湖口、瓜洲、狼山五镇，设总兵五人；立营二十四个，战船七百七十四号，营官二十四员，哨官七百七十四员，兵士一万两千人。鉴于水师中受赏大衔的很多，而实际营哨官只有八百来名，僧多粥少，不够分配，彭玉麟又想出一个点子：以大衔借补小缺。按衔高低排，同衔的按资历排。这样排下去，许多衔位高达参将、游击的，也只能当千总、把总。虽略觉委屈，他们也乐意。衔是空的，职务才是实的，千总、把总虽低，总比那些有衔无职的要强多了。长江水师原有两万人，彭玉麟对这支人马作了整顿。没有战功的，疲沓的，走私的，吸食鸦片的，有结党嫌疑的，统统予以裁撤。长江水师开始有了新气象。曾国藩对彭玉麟的整顿完全放心，他自己则把主要精力放在吏治上。
他素来服膺王阳明的“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的观点，认为正人心、厚风俗、扭转世风要比破长毛下金陵更难，而世风的好坏主要系于当政者。最高当政者以自己的人格和才能为表率，默运于渊深微漠之中，慢慢地引起身边人效法，再向全国各级官吏推广，这样就可以形成一种强大的势力。凭着这股势力，人心可正派，风俗可淳厚。因而，他自己尽量做到以身作则，试图以此来感染身边的幕僚们，把他们培养成好的种子，撒到两江三省去，影响各府州县的官吏，从而逐渐把两江的风气扭转过来。为达此目的，他自己办事比先前更加勤勉。州县凡命案都要由他最后裁决，又经常派幕僚们下去查访吏治民情。继裕祺之后，又革掉了几个民愤很大的贪官，代之以幕僚中德才兼备者。
这时容闳从海外回来，大批从英美购来的机器母机也运到吴淞口。曾国藩大力表彰了容闳的忠心和才干，并安排他和杨国栋、徐寿、华蘅芳、李善兰等人，在上海筹办机器制造总局，把安庆内军械所的大部分机器迁过去，小部分留下，作为上海总局的分局。
皇上念及功臣，特为降旨，为曾国藩的一等侯之上褒加“毅勇”二字，曾国荃的一等伯之上褒加“威毅”二字，李鸿章的一等伯之上褒加“肃毅”二字。曾国藩心中欢喜。
正当曾国藩为两江的振兴而努力的时候，清军与捻军交战的前线传来令人震惊的消息。这个消息打乱了他的全盘计划，逼迫他不得不重上战场，最终使他由一个胜利者变为失败者。
一 北上征捻前夕，为家中妇女订下功课表
原来，僧格林沁的部队在山东曹州中了捻军的埋伏，全军覆没，他本人也被捻军砍下了头颅。噩耗震动朝野，两宫太后下令辍朝三日，为满蒙亲贵眼中巨星的陨落致哀。
僧格林沁与曾国藩同为带兵与太平军作战的大员，本应和衷共济，联合对敌，但实际上他们则形同水火，势不两立。僧格林沁自以为了不起，瞧不起湘军。湘军打下金陵，他又眼红，又不服输：堂堂大清国戚、蒙古亲王怎能不如汉族书生？他发誓要在两年内剿平活跃在皖、豫、鲁一带的捻军，企望以此来压倒江南汉人的功勋声望。僧格林沁求胜心切，驱使着马队昼夜不息地跟在捻军后面追赶。
捻，是北方人对社团组织的称谓。捻即捏，将分散的力量捏合起来，形成一股势力。入捻有一定的手续与仪式，其成员都是社会底层的人，诸如贫苦农民、船夫、渔夫、饥民、无业游民、小手工业者以及破产失业的人等等。捻众的斗争，表现在以联合的力量抗粮抗差，吃大户，护送走私盐贩，有时大股外出打劫财物，侧重在经济方面。后来太平天国起义，逐渐吸引捻众的斗争转向政治方面，并与太平军取得了联系。
咸丰五年，各路捻军首领百余人聚会安徽蒙城县雉河集。会议决定成立联盟，推张乐行为盟主，号称大汉永王，下设军师、司马、先锋等职，祭告天地，宣布以推翻清朝廷为目的，在安徽、河南、山东等地风风火火地闹开了，给太平军以有力的支持。后来，天京被湘军攻下，太平军大势已去，捻军也受到极大的挫折。遵王赖文光、扶王陈得才、首王范汝增等太平军将领率领一部分人和捻军结成一股，并对捻军进行整顿改编，沿用太平天国的年号、历法、封号和印信，以复兴太平天国为自己的战斗目标。这支新捻军的主要领袖有遵王赖文光、梁王张宗禹、鲁王任化邦和荆王牛宏。四王共同商议，定下一条引鱼上钩的计策，将僧格林沁的队伍诱到山东曹州高楼寨包围圈里，在这里全歼僧部，写下了捻军史的辉煌一页。
对于僧格林沁覆没的下场，曾国藩早有所料。他一向厌恶这个骄横暴虐的亲王。金陵攻下不久，僧格林沁的部下在湖北被围，朝廷急调曾国藩赴鄂皖交界处救援，曾国藩不去。后朝廷又命湘军派部赴河南接受僧格林沁的调遣，他也借故不派。他要坐看这个虚骄的亲王的失败。现在，僧格林沁真的失败了，而且败得如此之惨，曾国藩得讯之初，着实有点天理昭彰、报应不爽的感觉。但很快他就意识到，这其实对他是很不利的，因为僧格林沁一死，与捻作战的主帅很可能就会是他。
果然，僧格林沁死后不到十天，曾国藩便接到命其星夜出省前赴山东督剿的上谕。上谕并命李鸿章暂行署理两江总督，刘郇膏暂行护理江苏巡抚。
曾国藩极不情愿再上战场。湘军陆师裁撤得差不多了，名将星散，人员锐减。金陵只有五千人，此外就是驻宁国的刘松山部、驻太平的张诗日部，加起来不过八千。捻军马队强大，湘军无骑兵。长江水师不能北上守黄河。这三个基本情况，决定了湘军不能与捻军作战，至少不能星夜出省。他对朝廷明知这些情况而严旨催促感到不满。此外，捻军活动的范围达湖北、河南、安徽、山东、江苏五省，要与五省督抚协同作战，在如此广阔的地方与捻军周旋，都不是易事。更何况芥航法师“一生鼎盛时期已过”、“莫从掀天揭地处着想，要在风平浪静处安身”的话，对曾国藩也影响至深。于是他上奏皇太后、皇上：“臣精力日衰，不任艰巨，更事愈久，心胆愈小，恳恩另简知兵大员督办北路军务，稍宽臣之责任，臣仍当以闲散人员效力行间。”
曾国藩知朝廷最虑京畿之安全，以及僧格林沁残部的安顿，他与李鸿章商量后，决定调潘鼎新率淮军五千人赴天津以卫畿辅，调刘铭传率部赴济宁，借以安定济宁僧部老营的军心。李鸿章最喜任事，他看准了湘军元气已竭，剿捻非得淮军不可，他要在捻战中把淮军的声威大大提高，最后将湘军比下去，他自己也便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李鸿章重施当年淮军下上海的气概，用轮船将潘鼎新部五千人由海运赴天津，又命刘铭传带领所部速赴济宁。
曾国藩的奏请不但未得到朝廷的批准，反而给他一个节制直隶、山东、河南三省旗绿各营及地方文武员弁的大权。曾国藩一面上疏推辞节制三省之命，一面知君命不能违抗，开始调兵遣将，准备北上。
留在金陵的湘军，有不愿北去的，曾国藩准予他们回籍，命张诗日回湖南再招募。鲍超新近得一等子爵的荣誉，劲头很足，主动请缨，曾国藩叫他再招募四千，将霆军扩大到八千人。又调淮军张树声、周盛波部。考虑到淮军是李鸿章兄弟的部队，于是又请旨调甘凉道李鹤章办理行营营务，又要李鸿章派满弟李昭庆赴营。这一次过江与捻军作战，曾国藩总觉凶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