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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列宁格勒派”和“西伯利亚派”之间的权力斗争，同时也是苏联第一次反修正主义斗争开始了。
371 地方角力
？当苏联的主流媒体上都出现抨击沃兹涅先斯基的言论时，所有对苏联官场生态有所了解的人都已经知道一场新的派系斗争要开始了。
这场斗争，不仅仅是两个派系，两批干部之间的权力斗争，同时也是两个意识形态和地方派别之间的斗争。
“西伯利亚派”在各大报纸上发文抨击沃兹涅先斯基的经济观点之后，“列宁格勒派”的人也开始发表反驳文章，认为苏联经济的赢利和亏损的核算，不仅不违背社会主义经济，而且在社会主义生产的发展中起着实质性的刺激作用。
列宁格勒派的人当中虽然不乏人才，还有为数不少的经济专家、理论专家出谋献策，但他们的评论却没有用太多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斯大林的思想的理论来加以解释，并不怎么符合当时苏联共产党所主张的路线。
相反，“西伯利亚派”的人就光明正大地引用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的观点进行反驳，在路线上走得比较“正”，论据比较多，逐渐取得党内越来越多人的支持。
在路线之争上比较理亏，支持者比较少的“列宁格勒派”，只好逐渐将争论转移到其他地方上。
他们批评曼图洛夫所主张的优先发展西伯利亚、乌拉尔、中亚和高加索的主张，认为发展这些地区发展成本太高，而且没有足够的人力，在国家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应当把资源放在基础更好，发展成本更低的乌拉尔和西部地区。
就这样，两派之间的斗争从关于“价值规律”的争论演化为两个地方派系之间的斗争。
主张重点发展西部地区的“列宁格勒派”认为要优先发展俄罗斯西部地区、波罗的海三国、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工业，完善这些地区的交通，巩固其作为苏联精华地区的地位，因此获得了波罗的海三国和多个俄罗斯地方主要领导的支持。
而曼图洛夫则认为苏联的地方差异太大，经济过于依赖西部地区，而中亚和西伯利亚却没有得到足够的发展，导致那些地区经济民生较为落后，因此他认为应该优先建设较为落后的西伯利亚和中亚地区，提高西伯利亚和中亚的工农业水平，改善这些地区的交通条件、经济条件和生活条件，让该地区的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摆脱地方发展落后所造成的不便。
同时，他也主张加大对中亚和西伯利亚地区天然资源的勘探和开发，以增加苏联全国的原材料供应，并且在原材料供应点附近设立一些原材料加工设施，以减省原材料加工行业的运输成本，同时也能提升原材料供应地的工业水平，为当地人创造就业。
曼图洛夫的建议得到中亚五国、西伯利亚等地大部分地方领导的认同，多位西伯利亚的州委书记、中亚五国的加盟共和国书记陆续表态支持曼图洛夫所主张的“建设大后方”理念。
而一开始就支持曼图洛夫的西部地方领导也在尽力说服同僚支持西伯利亚派的立场。
在中央书记处书记波诺马连科和白俄罗斯党委第一书记古萨罗夫的努力下，大半个白俄罗斯党委的人都因为意识形态相同或者受共和国第一书记“影响”的缘故，站在了曼图洛夫那边。
意识形态与曼图洛夫、波诺马连科等人相近的白俄罗斯党委第二书记伊格纳季耶夫更成为曼图洛夫的铁杆盟友，成为了“西伯利亚派”的一份子。
至于在乌克兰那边，因为契尔年科在那里根基太浅的缘故，并没有拉拢到太多的盟友，但也令一些原本打算支持沃兹涅先斯基的人保留了立场，使沃兹涅先斯基得不到乌克兰地方主要领导的支持。
与此同时，沃兹涅先斯基的人也在尽力拉拢人心，争取到了俄罗斯联邦最高部长会议主席罗季奥诺夫、摩尔达维亚共和国党委第一书记尼基塔·赫鲁晓夫，还有波罗的海三国第一把手共五个加盟共和国主要领导的支持。
随后，多个波罗的海三国和摩尔达维亚的主要领导也在第一把手的“影响下”谨慎地表达了支持沃兹涅先斯基的立场。
而俄罗斯部长会议主席罗季奥诺夫也成功争取到车里雅宾斯克州委书记帕托里切夫、诺夫哥罗德州委书记布马金、高尔基州委书记谢尔盖·吉里耶夫、库尔斯克州委书记帕维尔·多罗宁、莫斯科市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格奥尔基·波波夫等人的支持。
但即便如此，依然有为数不少的俄罗斯西部地区领导站在了曼图洛夫那边，当中包括雅罗斯拉夫州委书记安德罗波夫、斯维德洛夫州委书记维克多·聂多西金、斯大林格勒州委书记楚亚诺夫，而莫斯科市委市委兼州委书记卡蒂娅更是曼图洛夫的女人，当然也无条件地站在老公的那边。
如此一来，两派在俄罗斯西部地区的角力就出现了五五开的局面，支持曼图洛夫的地方领导和支持沃兹涅先斯基的地方领导人数和实力都相若，而其他人则保持观望的态度。这些观望的人当中，有些打算在关键时刻再下注，也有不少人为了明哲保身起见，尽力避免自己卷入这场斗争中。
至于高加索那边，三个共和国党委的大部分成员都持观望态度，没人敢轻易表态，因为他们既不敢得罪曼图洛夫，也不敢得罪沃兹涅先斯基及其背后的日丹诺夫，而且两派的主张对于高加索的发展都没太大帮助，但这并不代表他们会永远保持中立，并不代表他们不会在关键时刻站出来。
372 爸爸的援助
正当苏联内部两大派系开始争起来的时候，东西方两大阵营之间的矛盾也闹得越来越大。m。。
1947年6月5日，美国国务卿乔治·马歇尔在哈佛大学的毕业典礼上发表了历史性的演讲。
身穿西装的他，站在哈佛大学哈佛园纪念教堂的台阶上，宣告美国已为帮助欧洲复兴作好了准备，表达了美国向欧洲各国提供大量援助，以帮助欧洲重建和发展经济的意愿。
这篇由查尔斯·博伦起草的演讲词里，虽然并没有提及任何的细节和数据，但也已经清楚表达了美国政府的目的——让欧洲自由国家的人团结起来，共同规划一个由美国提供资金援助的欧洲重建计划。
因为计划收回对象不是美国人，而是欧洲人的缘故，所以美国政府方面并没有邀请美国记者出席这次演讲。与此同时，美国总统杜鲁门又在另一个地方召开记者招待会，成功转移了美国记者的注意力，因此这次演说并没有得到美国媒体的广泛报导。
而在另一边厢，美国政府又拼命联络欧洲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媒体，请求他们报道此事。英国的BBC更是全文播送了这篇演讲稿的内容，为饱受经济打击的英国人民带来重大“喜讯”。
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很快就传到了英国外务大臣厄内斯特·贝文的耳中，被好消息震动的他立即与法国外交部长乔治·比多取得了联系。
英法两国的外交部长很快就取得了联系，并且交换了英法两国对于美国援助计划的看法。双方都认为有必要邀请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盟国苏联参与该计划。
而在马歇尔的演讲中，他也“十分坦诚地”邀请苏联加入马歇尔计划，以接受美国的援助，所以美英法三国暂时还是支持苏联加入援助计划的，至少表面上是如此。
但实际上，无论是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官员们心里都十分清楚，对苏联提供任何援助都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样完全不符合西方国家的利益，同时也会壮大苏联共产主义的实力，与养虎为患没啥区别。
就算美国政府同意援助苏联了，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美国国会也绝对不会通过援助苏联的计划，所以邀请苏联参与援助计划只不过是表面功夫，画个大饼吊斯大林的胃口而已。
斯大林得知美国要向苏联提供援助的时，马上对援助计划表现出“谨慎的兴趣”。他认为苏联在战后处于非常有利的国际环境之中，因此即使接受一些带有可接受的援助也未尝不可，反正拿了再说。
于是，他派遣了时任苏联外交部长的莫洛托夫前往巴黎，与英、法两国外长会谈，但因为英、法两国已经领会到美国不希望苏联加入援助计划的缘故，他们提出了许多令苏联无法接受的条件，使谈判过程进行得十分不顺利。
其中英法两国外长所提出的最重要条件就是任何接受援助的国家都要不可避免地，丧失一部分经济主权。同时，英法两国外长还坚持被援助国必须附带参与欧洲统一市场的建设，发展市场经济，这显然与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格格不入，变相等于让苏联走上市场经济的修正主义道路。
最终，莫洛托夫明确地拒绝了这个条件苛刻的援助计划，离开了巴黎。
这场讨论援助计划的会谈可以算是苏联与英法关系的转折点，法国社会党政府在得到美国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后，得到了美国的撑腰，不再担心苏联的压力，于是宣布将法国共产党排挤出政府，并且积极准备对越作战事宜，在不足两个月的时间内对共产主义阵营的越盟发起进攻，彻底与苏联撕破了脸皮。
其实早在马歇尔援助来临前，法国社会党就已经跟共产党不太对路。当时法国最大的雷诺汽车工厂三万多名工人发起了罢工，并且得到了法国共产党的支持，要求公司改善工人待遇，但表面上代表工人，实际上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社会党政府却主张对工人进行镇压，以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
然而，因为当时苏联势力太强大，而受到战争破坏的法国国力太弱，无法与苏联相抗衡，所以社会党政府未免激怒苏联，于是放弃了镇压罢工的主张。
最终工人的请求在法国共产党的支持下得到了实现，这件事情也为法国共产党换取了不小的名声，令共产党获得更多法国人民在道义上的支持，但同时也引起了执政联盟其他政党的忌惮。
直到法国获得美国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后，联合政府才有了点抗衡苏联的信心，于是在巨大政治利益的驱使下，以政见不合为由，将法国共产党逐出了联合政府，并且开始准备发动对越战争，以获得对整个越南的殖民统治权，继续走帝国主义的道路。
在美国那边，杜鲁门总统也发表了国情咨文，强调“自由人民正在抵抗少数武装份子或外来势力征服之意图，美国政策必须支持他们。”，认为极权主义裹挟自由人民，形成对于国际和平与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
为了实现他的目的，阻止共产主义势力的扩张，杜鲁门政府把土耳其、南意大利和伊朗都纳入了大规模经济援助计划的列表中，并要求国会向这些国家提供8个亿的初期援助，让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政府利用这笔钱发展经济取得民心，扩充军备，避免当地的共产势力获得更多的民意基础，同时让资产阶级政府有足够的能力镇压潜在的共产主义运动。
杜鲁门的主张成为了美国在世界各地援助反共政权的先例，无论这些政权由多不民主，干了多少违反“人权”的事情，只要立场是反共的，都会获得美国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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