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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晚上，王廷赞在总督府偏厅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当然，他并不是一个人，先是他的心腹王长随被带了进来。主仆两人面面相觑，相对无言。随后，以兰州知府蒋全迪为首的甘肃要害官员二十余人一齐出马，向王廷赞晓以利害，威逼利诱，软硬兼施，无所不用其极。
有人说：“王大人，您就听我一句劝：识时务者为俊杰！甘肃官场历来如此，谁也不可能独善其身。”也有人说：“是啊。王大人，您到这里来找总督大人报告，可是您不知道总督大人早就许可了这事。您说，在这甘肃，哪里还有比总督更大的官呢？您想想，仅凭您一人，能扳倒总督和这甘肃上上下下、大大小小的官员吗？”更有人说：“王大人，我们都知道您以前是个清官。问题是您现在加入我们了，也不代表您当不成清官了啊。您想想啊，甘肃收捐一事，其实百姓的利益并没有直接受到影响。这件事中，有谁真正受了损失吗？没有！有钱人用钱买监生，大清不过多发了几万张文凭而已，反而甘肃有了钱，还能散赈行善，造福百姓。”王廷赞本来一直正襟危坐，闭着眼睛，听了最后这句话，似乎有些心动，终于睁眼看了众人一眼，若有所思。
接着有人开始威胁了：“听说王大人的老母亲思念故乡，刚到兰州便想要返乡。老夫人年纪大了，恐怕经不起鞍马劳顿，万一出不了兰州城……”王廷赞领会他的弦外之音，警惕地看了他一眼。对方立即笑道：“哎哟，下官扯远了。下官的意思是，王大人何不仿照老夫人家乡故居的面貌，在兰州修一处大宅子，让老夫人享享福，也算王大人尽了孝心。”立即有人拍手赞成道：“这主意好！不过……我大清官员俸禄微薄，王大人又是个清官，哪来多余的银子修宅子？要不这样吧，我们在场的各位先各自凑一笔钱，算是借给王大人，先把宅子修起来，让老夫人住上？”众官员一齐笑道：“好说，好说。”眼见众人目光灼灼，一齐落在自己身上，王廷赞不由得叹了口气：“各位美意……唉……”
王廷赞的心思确实动了，但最终促使他下定决心的还是他的心腹王长随的话。
天快亮时，蒋全迪一干人终于离开了。王廷赞还在动摇不定，王长随终于开口了，劝道：“大人，天就要亮了，看样子您非得作出决定了。各位大人跟您彻底交心坦诚地谈了一夜，利害关系都算说尽了。您再没有什么表示，咱们估计就走不出这总督府了。”王廷赞愤恨地道：“总不成他们对我威逼利诱，我就此屈服了？”
王长随道：“大人一直以清官自诩，当然有自己的想法。不过小人也看得出来，大人已经有些动心了……那知府蒋大人说：收捐一事，其实百姓的利益并没有直接受到影响。他其实说得有道理，我看大人听了也是神色为之所动。”
王廷赞叹了口气：“话听起来确是有理。可是说到本质，这样上下一气，对付皇上；大家分肥，对付左右；散赈行善，对付百姓，其实还是以钱为中心。监生的文凭，从纸张上来看实在不值几个钱，但到了无良子弟手中，就可以借此变成官帽，有了官帽，他就能再想法子赚钱，这样，他捐监的小钱就变成了大钱，最后坑害的还是百姓啊。”
王长随苦笑道：“大人说得都对。只是……”一指门口的守卫，“如果大人不加入他们，不但大人走不出总督府，恐怕老夫人也有危险啊。”
王廷赞长叹一声，良久不言。王长随道：“大人，既然形势如此，我们已经别无选择，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王廷赞无奈地摇摇头道：“想当个清官，还真是不容易。”
他连夜去找陕甘总督勒尔谨，原本就是想改变“监粮折银”的违法行为。但到了眼前的地步，在巨大的压力和利益诱惑下，他不但放弃了造福甘肃百姓的理想，没能继续当他的清官，还与勒尔谨同流合污，沉沦于捐监收银中，再也不能自拔。
就在这一年的十一月，甘肃河州（今临夏东北）百姓王伏林等倡立新教，聚集教徒，竖幡念经，与老教相抗。因清廷历来支持老教，总督勒尔谨得知王伏林所为后恐生事端，派差役前往锁拿，王伏林等人仗剑拒捕，还打伤了差役。勒尔谨立即出动大批官兵前去剿捕，包括王伏林等不少教众被围杀，被捕者则被发云、贵、川、广烟瘴之地及东三省为奴。令勒尔谨和王廷赞想不到的是，他二人于四年后先后下马，均是因为另一次新教教徒起义的爆发，这就是后话了。
贰、王亶望之能事
乾隆三十九年（1774）四月，乾隆皇帝下谕旨批准陕甘总督勒尔谨在甘肃如例收纳监粮的请求。此时的乾隆自然想不到，这是一道日后令他追悔莫及的谕令。
清朝的捐监制度始于顺治六年（1649），至康熙四年（1665）已经成为定例。到了乾隆皇帝即位时，捐监实行多年，已经是弊端重重。乾隆元年（1736），乾隆皇帝下令罢除一切捐例。但不久后廷议时，群臣认为捐监为士子应试之阶，请求允准户部收捐，收监粮以备各省赈济，乾隆皇帝同意，但只保留了折色捐监（折色，即将该收捐的粮食折价成银钞布帛或其他物产）。不过因为只有户部有收捐的权限，因而此项措施对增加粮食储备的效果并不明显。到乾隆三年（1738）时，乾隆皇帝将捐监的权限划归各省，由各省总督或巡抚主持捐监，但又规定改折色捐监为征收本色（米麦称为“本色”，指只能直接收捐粮食）。
按照乾隆皇帝的打算，原本计划各省捐谷三千余万石。遗憾的是，捐监收粮的权力下达到各省地方后，实行得并不顺利。这是因为朝廷只准地方收捐本色粮食，但地方收了粮食后，还要面临储藏的问题——“地方有司每以岁久霉变，易罹参处，折耗补数，贻累身家，一见积谷稍多，即为忧虑”（《历史档案著各省将采买补仓及纳谷捐监一概暂停事上谕》）。这样，地方官员为了避免因粮食发霉损耗引发的补偿，对征收本色往往积极性不高。
在这期间，不断有捐监案冒出，大多是地方官员为了中饱私囊，在经办捐监时私收规礼（旧时官吏﹑差役凭借便利，巧立名目的惯例性收费）。比如乾隆七年（1742）福建捐监“经收各员于部定仓费饭食之外，每名索取规礼二三十两至四五十两不等。查每名监生，统计捐费不过百十金，今公家收其二，官吏取其一，虽曰减价，其实加价”（《清高宗实录卷二百二十九》）。最后查明涉案官员共收规礼一万五千九百三十六两。地方官员大收规礼，无疑大大提高了报捐的标准和门槛，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导致报捐人数的减少。
更有甚者，还有地方官员私自将征收本色改为折色。比如乾隆五年（1740），潮州府海阳、潮阳二县县令私收折色案发。当时海阳县报捐四万三千八百石，实储仓谷三万一千三百余石，潮阳县的仓储则只有报捐的十之二三。两广总督马尔泰认为二县县令改本色为折色情有可原，“多有先收折色为将来买补地步，以避霉变，以冀余平之意”，因此只下令二县县令补足仓储即可。乾隆皇帝得知后，对马尔泰的处理大为不满，认为：“各省纳粟准做监生，原为豫筹积贮，以裕民食起见。若地方有司私收折色，是巧开捐纳之例矣。在州县之私意，不过目前希得余平，将来又可免于折耗。不知年岁丰歉，难以豫定，一有缓急，仓廪空虚，何所倚赖？彼时若欲购买，价值必致昂贵，其弊不可胜言。然此犹其善者，若遇不肖州县，收银在库，易致侵挪，从前亏空之弊，大率由此，岂可又蹈前辙？”（《清高宗实录卷一百一十六》）显然对地方私改征收本色为折银一事深恶痛绝，海阳、潮阳县令均因此被革职，所缺仓谷被勒令各自掏腰包赔补，两广总督马尔泰也因处理不当被交部议处。
尽管乾隆对捐监案进行了严厉处理，但各省地方官员在执行时照旧趋利避害，捐监收粮成效并不显著。数年后，仅得粮食二百五十余万石，可谓步履维艰，甚至有大学士认为：“各省纳本色，有名无实，请停止，专由部收折色。”（《清史稿卷一百一十二》）但乾隆皇帝没有同意，为了弥补各省收粮不足，又下令户部重新恢复收捐折色。但收捐政策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粮食储备问题，积弊照生。尤其是自本色捐监推行以来，各省粮价普遍上涨，乾隆皇帝开始考虑捐监政策的存废问题。不过，谁也没有想到的是，最先被废除捐监的竟然是最贫瘠的甘肃。
甘肃地处西北，本来就土瘠民穷，名列全国最穷的省份之中。加上清朝初年蒙古准噶尔为乱，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多次对西北用兵，乾隆即位以来，又有平准定回之战，甘肃连年需供应前线所需役夫、军粮，当地人的生活由此更加困苦。雍正皇帝在位时，曾经将甘肃的地丁钱粮赋税全免，并特别准许甘肃开捐纳粮，所收捐粮用来纾解军需或民困。由于甘肃开捐门槛较低，每人只需捐麦豆四十石（一般省份需捐米一千石），不仅甘肃当地稍有积蓄的人家争相捐监，就连外省商民也趋之若鹜。但正如前面所提，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官员的地方就有贪污，捐监很快变成地方官员捞取外快的捷径，即使是以“贫瘠”著称的甘肃也不能例外。乾隆三十一年（1766），陕西、甘肃捐监舞弊一案浮出水面，地方官员在捐监中行折色、浮收、包捐、侵占、勒收之实，乾隆皇帝断然停止了这两省的捐监，不久后又对安徽、直隶、山西、河南、湖北、湖南的本色捐监予以叫停，全国只剩下云南、福建、广东三省收本色如旧。
甘肃停捐之后，为了解决当地军民的吃饭问题，户部每年均需拨银一百数十万两。但即便如此，全省仍然缺粮，粮价奇高。到了乾隆三十九年（1774），陕甘总督勒尔谨、陕西巡抚毕沅联名上奏，声称甘肃地瘠民贫，时有灾荒发生，百姓经常需要朝廷的救济度日，而甘肃官仓粮食储备素来不足，希望皇帝能够准许在肃州（辖境相当于今甘肃酒泉、高台两县）、安西（辖境相当于今甘肃玉门市及安西、敦煌两县）二州恢复捐监旧例，通过捐纳的方式来增加官仓粮食储备。
当时，管理户部的是大学士兼首席军机大臣于敏中，他认为勒尔谨、毕沅所奏确为实情，如果能恢复甘肃的捐监，让有财力的人交纳豆麦捐为监生，于国于民都是一件好事，因此力劝乾隆皇帝同意勒尔谨等人的奏请。
于敏中，字叔子，一字仲常，号耐圃，江苏金坛（今属江苏）人。其兄于振是雍正元年（1723）状元，于敏中本人则是乾隆二年（1737）的状元，时年才二十四岁，为清朝历史上最年轻的状元。其人少年得志，聪慧敏捷，有着惊人的记忆力。乾隆皇帝喜（。cc…提供下载）欢吟诗作文，往往是口诵之后，由近臣代笔。于敏中陪侍在皇帝身边时，只听一遍，就能一字不差地默写出来。正因为才干超群，于敏中长期受乾隆皇帝的宠爱，仕途一帆风顺，官越做越大。自乾隆二十五年（1760）起担任军机大臣，直到乾隆四十四年（1779）去世时，在军机处任职近二十年，堪称乾隆时力秉钧轴的重臣之一。他一生中最大的贡献，是担任《四库全书》正总裁，亲自领导了《四库全书》的编纂工作。